今后的世界必须是人民的世界，世界各国必须由各国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决不能再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横行霸道的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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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巴黎《世界报》从十日开始以《从北京看亚洲》为题刊载该报特派记者罗贝尔·纪兰写的几篇文章，并加了如下的编者按语：
“人民中国星期六在北京发表的一个文件中声明：世界上所有国家，不论大小，都应该参加关于核裁军的讨论，重申她绝不作‘超级大国’并反对苏联领导人提出的关于召开五国核裁军问题会议的计划。”
“继西哈努克亲王之后，人民中国的另一个盟友也就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这件事发表了意见。北朝鲜政府首脑、不妥协的金日成元帅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说，白宫首脑将作为‘失败者’前往中国首都。刚刚在中国度过了几星期的本报特派记者罗贝尔·纪兰，在第一篇文章中，分析了两国首都之间关系正常化的前景对北京和华盛顿所提出的问题。”
纪兰写的第一篇文章题为《给敌人留下一条出路》，全文如下：
北京。——农村一片繁荣景象，看来对自己的命运感到幸福的农民精耕细作，令人惊叹；城市管理得井井有条，清洁整齐，充满了非常活跃的气氛，造成这种气氛的是广大的无产阶级，他们衣着整洁、吃得好，他们围绕着非常接近人民的领袖团结一致。这就是十几位法国记者在人民中国所看到的情况。他们六、七年来第一次有机会，同阿兰·佩雷菲特先生率领的议会代表团一道，在这个国家各地参观访问。
自从五十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国内经历了一系列的考验：“大跃进”和农业公社的建立、俄国人的背弃和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危机、反对“修正主义”的初期斗争以及最后爆发“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昨天的这些风暴，今天一点痕迹都没有了。人民中国有迅速医治创伤和实现复兴的令人惊奇的能力，她在一九七一年给人以安定、有条不紊和安宁的印象。
人们之所以看到对外政策问题又回到首要地位上来——这是过去十多年中没有出现过的现象——并对对内政策占上风，上述情况无疑是一个主要原因。
但是还有一个原因，那显然就是国际形势本身。对中国来说，她为打破力图约束她的敌对和不正当的包围而进行的长期斗争，眼看即将取得成功，多年来这还是第一次。这种局面尤其显得突出，因为这些年来，各种各样的灾祸似乎也有伺机向她袭来之势。战火在她的印度支那边境上燃烧。美国这个敌人几乎是在她的大门口。在另一端，在苏联边境上也拉响了警报。当时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而正当此时，在这个最恶劣的时刻，对内政策方面的激烈动荡使整个国家受到削弱。
如果不是毛泽东而是另一个人，他就会经历航船失事之灾。航船没有失事，中国的局势在毛泽东领导之下，惊人的好转了。在国际斗争中，中国原来似乎失利，但经过一个非常艰巨的回合之后，中国出奇制胜，中国赢了。印度支那的烽火在缓和下来，美国在败下阵来。文化革命清除掉了毛的对手。刚刚开始的中美缓和，可能结束两条战线上的这场危险的搏斗。继昨天的三重危险之后，是一种三重得利的局面。一个伟大转折点正在形成，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正在到来。在北京看来，在世界舞台上，人民中国正在前进、蒸蒸日上，美国正在后退、每况愈下。在原则问题上不妥协
按照毛泽东的辩证法，实际行动上的巧妙的灵活性，是始终伴随着在原则问题上的坚定不妥协性的。人民中国在正在代替武力解决的谈判一开始的时候，就立即声明和强调指出这种不妥协性。
这显然正是周恩来先生当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就向我们指出的一点。事实上，在尼克松先生将访问北京这个轰动一时的消息宣布之后，紧接着总理本人就向阿兰·佩雷菲特先生透露了、又向一批美国汉学家重复了中国将在以后的讨论中坚持的一系列非常坚决的要求。
如果美国人不完全撤走，就谈不上印度支那和平；如果美军不撤走，台湾（福摩萨）问题就无法解决；如果台湾留在那里，中国就不进联合国；如果华盛顿不摒弃关于蒋介石的所谓“中国政府”的合法性、甚至存在的神话，就谈不上恢复外交关系。在这几个问题上，如果指望北京迁就或妥协，那将是徒劳的。
北京的宣传有力地突出必须正视现实，抛弃美国二十五年来的对华政策所体现的那种神话。整个国际新闻界也理所当然地着重指出了人民中国的这一坚定的原则立场。
人们会得出结论说，美国谈判人很快就会面临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是，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专家中间，特别是在北京的外交观察家中间，正如我们注意到的那样，对于已经开始的谈判的希望如何，显然是乐观多于怀疑或悲观。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大概可以这样解释：坚定的原则立场并不排除行动上的某种灵活性；而且，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华盛顿的领导人善于看出北京的策略，他们就会发现，中国人不是不讲现实主义的。尼克松先生能“保全面子”么？
“给敌人留下一条出路”，是古时中国的军事艺术中的一条准则，把敌人围困在城里的打了胜仗的将军从来不忘记这条准则。新中国也仍然在实行这种观点，这在林彪元帅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六九年四月）上作的报告中是写得明明白白的，而且有许多迹象表明，这个观点也可能适用于美国这个敌人。
中国在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和解决台湾问题上的不妥协，并不排除——虽然中国避不明确表示——让尼克松先生在美国舆论面前“保全面子”的可能性——象中国人所说的那样。
就印度支那而论，保全面子，那就是意味着，即使在最后一个美国人撤走之后，南越将继续存在下去，换句话说，美国人撤走时将留下两个不同的越南：一个北越、一个南越。当然，为此必须建立起一个有进步倾向的联合政府，现任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成员将在这个政府中占有席位。但是，南越继续存在的时间可能相当长。同北方立即举行会议，会面临过多的问题。重新统一的问题，将放到稍后的时候去解决，由两个越南通过谈判去解决。
因此，美国面临一个抉择。如果它不同自己的印度支那对手、从而也就是不同中国达成一项协议而把美军统统撤走，战争和颠覆之火很快就会重新点燃起来，将在一场灾祸之中形成越南化。相反，如果美国在达成一项协议之后撤走，不发生动乱，面子也保全了。一个新的印度支那，将按照人民的意愿，在不发生对抗的情况下，通过缓慢的联合建立起来，美国公众也能接受。
至于台湾问题，保全面子看来也是可能的。中国要求美国撤走美军、撤除美国对这个岛屿的军事和海上的保护。但是中国并不要求接着立即派出自己的军队去进驻。这就暗示着，她可以答应不使用武力去解决“解放”这个岛屿的问题。在这方面，她也会同意不马上实现任何事情、不让台湾人吃什么苦头、不使美国人感到声名狼藉或无法接受。
在这一切之上，已经给尼克松先生提供了至少在美国舆论面前让美国“保全面子”的一个重大的可能性，那就是，中美解冻这一十分重大的利益，可以补偿放弃印度支那的损失。中国新政策的成功，看来将使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惨重失败不显得那么突出。总起来说，结果将不再是消极的。（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中国可能乐于助成这件事，特别是因为她也能从中得到很大的好处。这样她就可以一箭双雕，实现她长期以来似乎不能达到的目的之一：迫使美国既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又解决台湾问题。从这两个地区撤走美军，将成为“一揽子”的事情、同一个行动。这可能需要时间，但将向中国保证：在她东南面大门口全境，撤除包围圈不会半途而废。
然而，还得进行一场较量，在此期间，人民中国审慎地避免以胜利者自居。我们已经报道过，尼克松先生即将访问北京的消息，只向中国人作了三言两语的报道。目前，是关起门来，在党、干部和群众组织的“学习”和介绍情况的会议上阐明官方的论点。这是向中国舆论解释为什么在一谈再谈不断斗争之后又要进行谈判，为什么经常被蔑视的一国首脑现在却被邀请到北京来访问。
这是容易解释的：尼克松先生要前来中国访问，是因为美国吃了败仗。正如周恩来先生前不久私下对他的客人们说的那样，毛泽东主席认为美国经历着一场深刻的长期危机，这是他经过一段时间的密切注意之后得出的结论。在中国元首及其总理看来，现在是陷入困境的尼克松先生作出重大让步的时候了。
但是，这些看法是不公开表示的。无疑必须对美国人有所照顾，不使他们丢脸，帮助他们实现大转变。也必须向人民中国在美国的人数日益众多的朋友和同情者提供积极、有利的论据，帮助他们开展争取印度支那和平和承认北京政府的运动。
毛的中国注意避免任何傲慢态度，不仅仅是策略上的手段。她的克制是基于自己的坚定信念、对世界的看法及其在世界上的作用。这是她的战略的关键之一。中国不作超级大国
“中国现在不作、将来也永远不作超级大国”：这就是北京在取得成就和回到（国际）舞台上时所不断重复的口号。中国解释说，她不打算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第三霸的角色。她无意以三霸来代替令人憎恶的美苏两霸。
中国说，中国的使命恰恰相反。她的使命是鼓励小国进行自卫，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无理要求和侵略。她要告诉它们，正如毛主席在一九七○年五月隆重地发表的声明中说的那样，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声明告诉它们，小国的统一战线能够打败大国的霸权。
在免遭超级大国干涉的情况下的自决，这是重建和平的唯一途径。在各国人民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一切战线上，在南美、非洲、中东和亚洲都是如此。印度支那和约应当由印度支那人自己来签订。台湾的命运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文内小标题是原有的——本刊注）
【本刊讯】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十二日以《北京的购货单》为题，发表詹姆斯·赖斯顿从北京发出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中国现在正在重新估计——如果说还没有在改变的话——它的对外政策，但是它的要求的单子比未来议程上的任何其它东西都更长，更明确。
中国已同意接待它的头号帝国主义——美国——的领袖、同尼克松总统讨论他想讨论的任何问题，但是迄今为止，它的建议就到这个程度。
中国的目标比较明确了。它希望通过收复台湾来完成国家统一。它希望赶走美国在东南亚和南朝鲜的军队，以增进其国家安全。它希望苏联从它的北部边境上撤走重兵。它希望得到防止日本经济和军事力量在太平洋地区兴起的保证。它希望获得它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独有地位。
北京抱有这些目标已有一代人之久，但是一直未能实现这些目标。
它在向其人民宣传其主义并动员他们的活力，巩固除台湾以外的国土、增加工农业生产、确立其独立于莫斯科的地位和生产一些试验性的核武器方面，已取得了巨大进展。
但是它在世界上的影响和权力显然与它的幅员及潜在力量很不相称。北京尽管在作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努力，却仍然认为它受到来自北面和东南面的军事威胁，并受到来自日本的惊人的工商业奇迹的经济上威胁。
在这种情势下，中国不得不决定，到底是继续与外界隔绝，还是设法同莫斯科取得有限的和解，或同美国达成有限的休战，或是——这更复杂，可能性也更小——同华盛顿和莫斯科两方面同时达成某种部分地和缓紧张局势的办法呢？
从短期来看，毕竟是华盛顿比任何其它国家的首都能更多地满足北京的购货单子。
也许周恩来和这里的其他人准备更雄心勃勃地同尼克松讨论确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的问题，但是来访者很难看到什么迹象，表明中国认为，它必须改变它的战略。
这里的话题，即使用中国总理比较温和的话语来说是，华盛顿错了，如果现在尼克松明白地看到了这一点，那么北京将乐意听听，谈谈。
但是到现在为止，人民共和国没有多少东西可给别人的。这里的官员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有可能偶然会给总统以再次当选的资本，但是尽管这一点是重要的，可是他们在日本的要价——如果我们不折不扣地相信这里的总参谋长黄永胜的讲话的话，那么还有在泰国和菲律宾的要价——确实是非常高的。事实上，这是要美国几乎撤出太平洋。
这并不是说，尼克松总统向中国开口子不是一件好事，也并不是说，周恩来的态度是决不接受会谈。但是，即使怀着世界上最好的意向，也难以超越这个程度。我们知道中国想要从全世界得到什么，但是不知道它准备对求得总的解决作出什么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