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四月九日刊载保罗·沃尔的文章，题为《苏联党代会大谈优点》，摘要如下：
如果要替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起个名字的话，那么必须称之为“帝国共产主义代表大会”。
象一切帝国一样，苏联共产主义抱着一种直率的在精神上的优越感来看待世界。它深信它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伟大的国家，它深信它可向其余的人类提供正确的指导。
在勃列日涅夫向代表们宣读的中央委员会的长达六小时的报告中，充满了一种自负，感到取得了成就和负有使命的情绪。
勃列日涅夫的结束语是“光荣归于伟大的苏维埃人民，光荣归于共产主义建设者！”
代表们则也附和着高呼“光荣归于苏联共产党！光荣归于苏维埃人民！”掩饰矛盾
自我吹嘘在历次党代会上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从来没有一次代表大会象这次那样巧嘴滑舌地把
西方人为之吃惊的那种言论和真相之间的一目了然
的矛盾搪塞过去了。
正如在旧共和国时代的罗马或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一样，不让任何污点或弱点来弄暗国家的盾状国徽的光芒，或阻止其领导人追求实现共产主义的清楚的命运。
勃列日涅夫说，“我国社会主义的胜利正激发起了在人类历史上迄今是空前的群众的劳动热情。”但是苏联报纸上却充满了抱怨工人懒惰、酗酒、旷工和其他缺点的怨言。
有人抱怨苏联各族人民想要维护他们种族上的个性。勃列日涅夫毫不理会这些怨言，反而动听地赞扬“在历史上是新的各族人民大家庭——苏维埃民族”和他们的“坚如磐石般的团结一致”。
为了加强举国上下的团结感，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第一次引人注目地避而不谈作为过去的痕迹之一，而党必须对之进行“不妥协斗争”的宗教。（所以没有攻击宗教，可能是想要改善同美国和西方的关系。）
尽管为和平共处大唱赞歌，这个报告从头至尾把武装部队及其传统和纪律当作人民的天然教育者和国家力量的保障者来颂扬。在对人民进行的备战教育中，共产主义和军国主义似乎是交织在一起的。突出帝国的概念
在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同第三世界的关系所作的分析中，帝国的概念显然占突出地位。
第三世界国家分成了苏维埃帝国的盟国和保护国两类。第二类包括那些通过工业国有化和土改重建其社会的国家。
其他国家可能追随这些“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国家”而进入苏联的轨道。
中央委员会向它的听众保证，“社会主义阵营还得经历进一步的经济和军事一体化”。苏联的东欧盟国由于投资开发社会主义祖国的自然资源而受到赞扬，并被要求在这方面作出更大努力。
中央委员会的报告里出现的、共产党世界的等级分明的制度被描绘成是实现一种苏联统治下的和平的基石。（文内小题是原来的——本刊注）
【本刊讯】挪威《日报》十三日刊登该报记者史密斯发自波恩的一则消息说：据日内瓦裁军会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苏联撤出了一百五十枚目标对准西欧的中程导弹。这些导弹一部分被转移到靠近中国的边境地区，另一部分由目标对准美国的洲际导弹所取代。
过去苏联在基辅和高加索一带设置约七百五十到八百枚中程导弹，如今已减少到六百多枚。这些导弹是直接对准西欧的。
苏联可能有兴趣减少对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军事压力。在莫斯科党代会上，勃列日涅夫明确表示他原则上接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关于欧洲双方裁减军队的建议。
【本刊讯】日本《长周新闻》四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苏修二十四大是一个继承赫鲁晓夫衣钵的沉闷的大会，宫本集团也出席了这次大会》，摘要如下：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于三月三十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召开。大会从开始就毫无生气，沉闷，也没有新东西。
二十四大照搬了在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召开的二十大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叛徒路线。赫鲁晓夫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以后，主宰了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等三次代表大会，在苏联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使苏联从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为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国家。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在苏联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其结果使苏联在工农业生产方面都出现了严重停滞的局面。这种倾向一年比一年严重，因此，勃列日涅夫不得不使这次二十四大推迟一年举行。
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执行一条联合美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路线。结果，现在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被全世界革命的人民所唾弃，在国际上更加孤立了。
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为了修补这些破绽，玩弄了种种掩人耳目的手法。其中之一就是用数字来欺骗人。勃列日涅夫邀请了世界九十个国家一百零一个代表团参加了这次大会。其中也包括日本的宫本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代表团。总之拼凑外国代表团的数字，企图以此来掩人耳目。
勃列日涅夫的“工作报告”贯彻了二十大提出的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基本路线，即“推行一条在国内进一步强化资本主义复辟，推进对外扩张和殖民主义政策，勾结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敌视以社会主义中国为首的全世界坚持革命的人民。”因此，他的报告受到了美帝国主义及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报纸的欢迎。
勃列日涅夫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行社会帝国主义政策，他的下场不会比赫鲁晓夫更好些。
说他去年访苏与六七年首次访苏时不同的是，“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公开的头号敌人”；认为苏修现在愿在“双方可以互作让步而又不影响安全的问题上”同美加紧勾结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明星晚报星期刊》七日刊登了索伦森（美前总统肯尼迪的特别顾问——本刊注）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俄国人表现出对这里的情况越来越感兴趣入》摘要如下：
去年春季陪同我们在莫斯科各处参观的那位年轻而快活的学者，在我们提出问题或开开玩笑的时候，总是显得紧张。可以肯定，在俄国，并不是所有的人对一切事情的看法都是完全一样的。同其他正在日益成熟的，正在趋向现代化的社会一样，苏联也有对现状不满的学生和知识分子。
但是，现任的统治者无情地镇压背离党的路线的行为，有时还使用暴力或使用国家安全委员会。他们不容许那种可以自由接受西方和其他异端思想的情况存在。
在同一批经过仔细挑选的受到信任的苏联专家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我向他们挑战。我说：“我为我的祖国感到自豪，我爱我的祖国，但是我仍然可以对你们说，在哪些问题上，我不同意我的政府的政策。你们能否在这次非正式会议上告诉我，在哪些方面，你们不同意你们政府的政策？”
接着出现了一阵不自然的嗤笑声和一阵蹭脚声。所有的人都把眼光转向他们的领导。他详细地向我解释，总之回答是否定的。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今天的政治局委员实际上是疑心重重的官僚和巩固现有秩序者，而不是胸怀宽阔的，大胆的革新者。
尽管如此，我却确信，苏联现领导确实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想更多了解美国的情况。柯西金愿意花四个小时同有希望当选总统的埃德蒙·马斯基谈话，是最近的一个例子。
去年我本人被邀请去俄国访问是又一个例子。这项邀请是由一所新成立的“美国问题研究所”发出的。
该所人员被允许获得美国多种刊物和接见美国来访者。他们对美国生活实际的了解，比大多数人都要远为深刻。
他们已开始用俄语出版一种关于美国问题的月刊，这是一种可能渗进一些自由萌芽思想的事业。
最重要的是，克里姆林宫越来越认识到，他们绝不能轻易地象他们错误地判断肯尼迪总统在一九六二年对他们在古巴设置导弹一事作出的反应那样，错误地判断美国的反应。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认为意识形态的冲突和冷战的竞赛已经结束。
当我敦促外长葛罗米柯遏制导弹的发展时，他冷冷地回答，“我们不会只是为了看到华盛顿的笑脸，而不是看到皱眉头，而损害我们的安全利益。”
幸运的是，核武器竞赛是可能取得一致看法的一个方面，在这方面，双方都有利可得。
由于同我们一样认识到在继续发展核力量方面所固有的，不可估量的危险，由于克里姆林宫在储存超级武器方面的负担比我们还要大，由于在政治上不愿意无限期地忽视他们紧迫的消费品需要（尤其是在波兰事件发生以后），在那些双方可以互相作出让步而又不影响安全的问题，克里姆林宫现在看来是比较容易商谈的，如果结果对双方都有利的话。
就这一点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俄国人仍然怀着崇高的敬意怀念约
·肯尼迪。因为，如果在肯尼迪当总统时，他们象现在这样认真地商谈采取军备控制的具体措施的话，那么可能早就达成了使双方可以节约数百亿美元的协议。然而，在莫斯科的美国人不应沾沾自喜地认为，在刚过去的十年中苏联对美国的态度稍有全面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是归功于他本国的开明的政策。情况恰恰相反，这是由于莫斯科对它的整个西部侧翼，尤其是对西德和西柏林产生较大的安全感，尤其是由于他们越来越陷于首先考虑对付共产党中国的问题。
到一九七○年，不象一九六七年那样，我的东道主们不再设法缩小他们对这个巨人般的邻国的担心。他们忧心忡忡是掩饰不了的。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公开的头号敌人。
俄国领导人在过去几年的谈话中说明，他们以热情的态度看待美国同大陆中国改善关系的行动，现在情况却相反，他们仔细地问我尼克松总统朝着这个方向采取的一些小步骤是不是为了在中苏分歧中偏袒一方，还是为了使克里姆林宫感到难堪。
由于老是考虑中国问题，看来俄国人不象以前那样倾向于议论美国在东南亚的势力了。
在我在一九六七年访问期间，我国在越南的作用一直是俄国人最关心的问题。在一九七○年，虽然他们依然谴责我国在越南所起的作用，但是，看来它不仅没有象中东问题那么重要，而且也没有象中东问题那样有可能导致我们两国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
可以肯定，没有迹象表明，苏联蓄意要在中东问题上同美国对抗。相反，看来他们确实急切地想避免这种对抗，并且在谈话中承认以色列有免遭消灭的权利。
在苏联社会里，严重的经济问题依然存在，俄国人是了解这一点的。
普通的俄国人的生活水平是不高的。虽然莫斯科郊区现在到处都有一些新建的房子，但是那些造好还只不过几年的房子看起来已经是破烂不堪了。
虽然自从我上次访问以来莫斯科人的服装式样有所改进，可是我以前从未看到过，在每个出售稍微高级一点的“奢侈品”——例如从波兰进口的一块象样的肉或一条皮表带——的商店前面排成这样长长的队伍。
莫斯科流传的一则笑话问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时期，你称它什么时期？”答道：“嗜酒成瘾”。
俄国人羡慕我们的电子计算机，电子技术、化学技术和其他技术。他们有兴趣地注视着我们的政治变革，仍然对尼克松寄予希望，同时又对他持怀疑态度，而不象对他们的前任那样非常敌视，我们的经济制度也不再根据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被看作是必然会自取灭亡。
简单地说来，俄国人，尤其是地位最高的俄国人对我们的了解比过去多了，这是一件好事。
我们两国依然是敌对的。但是，美国的鹰同俄国的熊之间的战争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了。看来，就具体的合作方面进行建设性对话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