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国防》杂志十月号刊登了中国问题专家若松重吾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共策划“分裂”——中共邀请尼克松是它的世界战略的一环，日本必须加强同美国和国府的团结》，摘要如下：
（一）（中共）发表尼克松总统接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在明年五月以前的适当时候访问北京，给全世界以不小的冲击。
（二）美国为什么积极活动以接近中共呢？
就其目的来说，正象各报纸和杂志等已详细地解释的那样，最大目的恐怕就是为了结束越南战争和在明年总统选举中获胜。
现在，对于美国来说，最大的负担就是越南战争。在这六年的岁月中，强制要求付出大量的牺牲，投入了五十五万兵力，其中，死伤合计约二十万，仅直接战费就高达一千二百亿美元，然而，至今尚没有出现清晰的结束的眉目。象陷进泥潭一样的越南战争遥遥无期地继续下去，是美国所无法忍受的。
当然，美国决不会简单地撤出越南。但更为担忧的是，越南战争在美国国内投下的阴影正在要求美国早日结束越南战争。现在，美元无休止地外流开始给美国带来了不堪忍受的痛苦，而“为什么非打仗不可呢？不得不为谁流血呢？”这些疑问深刻在美国青年的心中。与其说为了亚洲，莫如更确切地说，为了美国而结束越南战争的必要性已经增大了。
并且，结束越南战争的前景如何也将成为在明年总统选举中左右尼克松总统胜败的极其重大的因素。无论尼克松政权的不利因素国际收支赤字的增大，还是正在弥漫于全国的厌战和反战情绪，其背后显然是有越南战争在那里起着主导作用。这样，似乎可以说，对于美国来说，以及对于尼克松总统来说，结束越南战争是目前所面临的最大的课题。
（三）那么，中共方面的原因或目的何在呢？我大胆地推测一下，恐怕可以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可以认为，企图通过同美国接近，有效地打击日本。第二、企图牵制苏联，减轻其军事威胁。第三、打击国府。
（四）似乎可以说，对于尼克松总统来说，接近中共，就是落实已经公开作出的诺言。但是，对于中共来说，并不是这样。邀请尼克松总统和同美国谈判是战术上的讨价还价，党的战略任务是最终从这个地球上彻底消灭一切反动势力，美帝国主义也包括在内。总之，邀请尼克松总统这场大剧演也好，不演也好，都没有引起中共的世界战略发生一丝一毫的变化。
（五）美中这次最高级会谈到底将对哪一方面起有利的作用呢？当然，其成果不到会谈结束是弄不清楚的。然而，目前在已经发表了尼克松总统访华决定的时候，让我们看一看平衡表吧！
首先可以指出的是，提出希望访问中共的是美国，而接受了这种希望并邀请尼克松总统的则是中共。根据情况，中共可以取消这种邀请。换句话说，决定尼克松总统访华能否实现的这张牌并没有掌握在美国手里，而是掌握在中共手中。美国能否实现访华，完全要由中共决定。尼克松总统表明了亲自访华的希望。为了实现访华，无论如何，也不得不留神中共的脸色。可以说，主动权的确完全掌握在中共手中。应该说，在发表总统决定访华的瞬间，美国就已经上了中共的当。
另外，从发表访问决定到实现访问，这中间的时间之长也是一个问题。如果访问在明年五月进行，那么，今后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对于中共来说，这几个月的时间是布置各项工作的绝好“时机”。美国还没有一个足以比得上中共的那种政治策略来对付中共反复无常的工作。并且，在美国国内，已经出现了一种不可忽视的势力正在加强反对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气氛，这种倾向今后也有可能进一步扩大。这种国内舆论的下一致对于尼克松政权来说并不是有利条件。
另外，只要从共产主义阵营的角度来看尼克松总统访华，就会感觉到显然这是美国向中共屈服。北朝鲜的金日成首相在评尼克松访华时，称“美帝国主义是打着白旗去北京”。在中共看来，尼克松总统正是前来投降的败将。对于中共来说，众所公认的世界最强大的美国最高领导人亲自主动地访问北京，只能成为中共的一个最理想的宣传材料，这是肯定无疑的。
因此，只从现在来看，不得不说尼克松总统访华正在朝着不利于美国而有利于中共的方向发展。
但是，归根结底，毛泽东战略的主体是“彻底消灭敌人”。并且，在对于优势的敌人应用这一原则的时候，首先是分化这个敌人，再把已分化了的敌人孤立起来，最后各个击破。现在中共所开展的政治战，难道不正是根据毛泽东的这种战术而进行的吗？
就是说，可以认为，在其内心深处隐藏着这样一种目的，即通过表示接近美国，而指望亚洲自由世界内部发生分裂，通过推进这种分裂，而把各个国家驱人孤立化的地位。
邀请尼克松总统已使得在国府同美国的关系中酿成了不和的空气，也使得日本和美国之间出现了互不信任的情绪的萌芽。并且，众所周知，对日美两国国内政局都掀起了巨大风波。难道不可以认为中共为“分裂敌人”而打出的这一发炮弹已显出了它的效果吗？总之，中共的大阴谋正在进行。如果想使中共的企图不能实现，那么，就必须了解其战略和战术，同时设法加强自己阵营的团结。不论是美国还是国府。
【新华社纽约二十八日电】《纽约时报》今天刊登该报驻联合国记者亨利·坦纳写的一篇评论，摘要如下：
苏联和中国已经把它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带到联合国来，实际上是要求世界其他国家决定站在哪一边。
许多外交官认为这是北京进入联合国的头两周出现的最重要的发展，他们都在询问中苏这种充满恶意和仇恨的对抗是否会成为联合国的一个长期破坏性因素，这个世界组织是否会因而变得更加不起作用。
争论的问题是苏联提出的召开一次世界裁军会议的建议。……
这些国家的有些外交官感到纳闷，不知道马立克的第一次激烈的答辩是反映了苏联的政策呢，还是这位苏联代表由于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而失去了控制，因为他是一个强有力的辩论者，但是性情急躁。
联合国的外交官中普遍的印象是：中国人最初的发言虽然实质上是强硬的，并且有着强烈的反苏色彩，但是只不过是重复了中国的众所周知的政策，而且和北京过去的广播及其他宣布的言论比起来，这篇发言的口气是比较温和的。
至于召开裁军会议这个眼前的争论问题，这里的大多数外交官认为，中国人很可能在最后占上风。
他们注意到，虽然大多数代表团、尤其是“第三世界”的代表团在发言中热烈支持召开这次拟议中的会议，但是几乎没有什么国家保证支持俄国人提出的条件。今天有些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代表表示，他们将支持中国人关于推迟这个会议的要求。
一个代表说：“我们所以一直主张接纳北京，是因为我们想要让它参加象裁军之类的事情。我们等待中国人已经这么久，因此我们现在将不投票赞成召开他们告诉我们他们不能参加的那种裁军会议。”
许多国家的外交官在估计大陆中国人到达这里两周来的情况时举出裁军问题的辩论，认为这证明了他们的下述预测：事实将证明，新到来的中国代表团给苏联造成的困难将比给美国造成的困难还要大。
一些外交官重申了他们的这种论点，尼克松政府在两周前急急忙忙地卷入争吵，在乔先生作了首次政策发言之后，便指责中国人使用“没有节制的措词”和”放玩弄词藻的空炮”，这是极为不智的。一位外交官说：“这象一场三个球队之间的足球比赛。照我看来，其中一个队最好是置身于比赛之外。”
人们的普遍印象是：迄今为止，中国人一直是小心谨慎的，他们在进行系统的努力来熟悉在联合国进行公开外交的各种他们所不熟悉的方式。
他们只限于参加大会会议和三个委员会会议（大会共有六个委员会），只有在辩论所牵涉的问题是他们长期以来已经有了明确态度的问题时，他们才发言。据这些外交官中的中国问题专家说，乔先生和他的同事们所关心的首要问题之一，一直是使他们自己置身于两个超级大国之外。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十一月十七日刊登了它驻纽约联合国总部特派记者?y十六日发回的一条消息，正标题是《乔代表在联合国的讲话，“外交纲领”调子很高》，副题是《在国家、民族、人民方面站在弱者一边》。全文如下：
在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会期过了一半的时候，大会会场曾两次超员，成为一届罕见的大会。第一次是在三周前对中国代表权进行最后表决的那天夜里。接着，十五日傍晚时分，在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登上讲台之前，记者席、旁听席、随行人员席等所有的席位再一次挤满了人，甚至通道也被人们堵塞了。在这种情况下发表了三十分钟演说的乔团长在一百三十个国家（马尔代夫缺席）面前，从中国现在具有的世界观开始坦率地阐明了外交原则和根据这些原则制定出的全部主要政策。因此，可以说这篇演说是表明了进一步阐明去年五月二十日的毛泽东声明以及在纪念这个声明一周年时《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联名发表的社论的中国外交哲学纲领性文献。
演说基础的哲学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出来，这就是乔团长在从北京出发时所讲的，在这次演说中也重巾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正如乔团长引证了美国独立战争、法兰西革命和俄国革命，并把继续这些革命之后的中国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民族国家的出现看成是一个历史的潮流那样，中国要积极地投身于这一历史潮流，以此，展开今后的世界外交。就是说，在当前的联合国中当然是如此，在裁军、中东、经济开发等国际政治的各个领域里也是如此，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专横和对抗它们的各中小国家要求真正独立的愿望以及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涨是今后历史的基调，中国表明了站在后者一边的决心。
这个基本认识比过去苏联所代表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二元论社会主义外交以及中国本身曾经提出过的中间地带论更进了一步，表现了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独特的外交路线。
乔团长反复地强调“中国是属于第三世界的，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并强调拥有核武器，占有大国席位，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完全是与“一、两个超级大国”作斗争的一种手段。
直到开会前不久，人们还根据乔团长在机场上温和的讲话，作种种推测，说中国今后要加强友好外交，或者说可能会回避对美、苏的谴责，或者说会对苏联修正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进行激烈的谴责等等。然而，乔的讲话，虽然涉及到了个别的政策问题，但在发表讲话后会见记者时又说：“我们还有很多话要说，准备今后有机会再讲。”正象乔所讲的那样，他的演说与其说是要阐明具体政策，莫如说是要试探世界对中国的外交哲学的信任程度的调子极高的声明。
因此，虽然确认了和和平共处的政策，但这决不是演说的主要内容，相反也不能说中国外交的全部内容就只是支援解放斗争和革命。可以这样讲，中国决心在国家、民族、人民这三个方面，都成为受强者欺负的弱者的朋友。
正因为是一篇坚持原则的演说，所以可以认为其中涉及到的每项具体政策方面的问题，对中国来说，都不单是外交上的战略和战术问题，而是表明了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基本政策。
从这个观点来看，在具体政策的一开头就提出的中国对台湾问题的深切关心，再一次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虽然没有提到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谴责，但点名谴责了阴谋策划“两个中国”的美国和日本的“佐藤政府”，这表明了中国的不信任感和愤怒的强烈程度。充分暗示了在台湾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日美两国实现对华关系的正常化是极其困难的。
同样，就联合国来说，中国也不是要求取消关于在朝鲜战争上谴责中国是侵略者的决议，而只是以支持北朝鲜的要求，间接地要求取消这项决议，一方面有节制地提出了中国方面理所当然的要求，就是驱逐还留在联合国一部分特别机构里的国府代表等，另一方面又呼吁联合国摆脱美苏的控制，恢复宪章的精神。
认为阿尔巴尼亚提案的胜利是中国外交的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的中国，将会和决心共同奋斗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中小国家一起，在今后的联合国舞台上，乘胜追击美国、同美国“勾结”的苏联以及继续追随美国的日本。据认为，也正象乔讲话时所表明的那样，这不是在文化革命时期那种宣传，即只重复谴责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或者日本军国主义的口号，而是在台湾、裁军、中东、经济援助等极其具体问题上，面向各中小国家的代表，讲道理地谴责美、苏、日三国的“罪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