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社东京二十三日电】题：对冷淡的反应还嘻皮笑脸？
福田外相和美浓部知事的会谈，是牺牲了假日进行的。福田外相穿着最高级的西装，还为摄影师帮忙，拼命搞宣传。但是，美浓部的汇报尽是些北京作出的冷谈反应：“保利信件是骗人的，被拒绝了。”“中国在原则上是严厉的。”
但是，接见记者的福田外相却笑嘻嘻的，尽说保利信件奏效了等好听的：“保利信件说得很清楚。中国在运用时是灵活的。”
【共同社东京二十三日电】题：外相告诫台湾独立
福田外相于二十三日上午邀请东京都知事美浓部到外务省，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听取了这位知事就访问中国和北朝鲜的情况以及“保利信件”等问题所发表的意见。
在谈话中，美浓部知事就中国对日本的基本看法解释说：一、周恩来总理在四个多小时的会谈中，特别强调的是日本对台湾的态度，尤其是怀疑日本政府是否在帮助台湾独立运动；二、中国是个讲原则的国家，在原则问题上是严厉的，但是在运用原则时，却是灵活的。这在今后对日本的态度上也将表现出来；三、周总理虽然指责、非难了佐藤政权的行动，但是对日本的下届政权却认为，不管是谁，只要他用行动对日中邦交正常化表明态度，那么随时都可以和他会谈，想早日恢复外交关系。
对此，福田说：“很理解都知事的讲话，将把它作为今后在对华政策上的参考。政府将正面地解决日中邦交正常化。”外相还说：政府丝毫没有参与台湾的独立运动，如果有这样的事实，将严加告诫。
说美在阻挠恢复中国合法席位问题上干得很拙劣。担心我把联合国作为“特别牌记的小国外交场所”，成为对美国非常麻烦的地方。幻想随着“需要处理实际问题，可能使中国的教条主义告终”
【本刊讯】美国《时代》周刊八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引起刺疼的胜利》。摘要如下：
华盛顿（在联合国）干得很拙劣，它泄漏消息说，国务卿罗杰斯在私下一直警告代表们说，如果关于中国的表决遭到失败的话，就可能危及华盛顿每年向联合国提供的两亿美元的款项。施加压力的活动是在联合国以及其他每个议事机构进行的活动的一部分，但是被认为是巧妙地进行的。
但是随着压力的增强，一些代表团开始蠕动。阿根廷在六天内变了三次，最后终于决定支持美国。在加纳政府打电报给它的亲北京的外交部长奥弗里—阿塔要他抛弃阿尔巴尼亚人和“跟美国人走”时，他正呆在纽约。这位意见遭到否定的部长登上一架喷气飞机，直接回阿克拉申诉他的立场，但是，毫无结果。其他代表则干脆不表态。在魁伟的肯尼亚大使奥德罗·乔维同布什在大会大厅外面的印度尼西亚休息室进行面对面的会谈以后，一位记者问他将如何投票。他的回答是，肯尼亚过去一向投阿尔巴尼亚人的票。但是他笑了笑说：“你们仍然不知道我们这次将如何投票。”（他后来再次投了阿尔巴尼亚人的票。）
正如后来事实所证明的那样，许多事情是美国战略家所不知道的。在代表们在周末休会回来以便开始参加大会第二周的辩论以后，情况清楚表明美国的立场有问题。人们本来认为第一个发言的人——突尼斯的拉希德，德里斯——准会支持美国，因为突尼斯从美国援助中得到的好处比非洲其他任何国家都多。但是德里斯没有宣布支持美国的立场，而是提出了一项要求使北京获得席位、并且使台北只作为台湾的政府也获得席位的新的提案。在大会的左边，阿尔巴尼亚人仔细地听着。如果象突尼斯那样坚定的国家都改变主意的话，其他许多代表团无疑也会发生动摇。
到下午四时半，美国立场的削弱变得十分明显。当发言的人用单调的语调在绿色大理石讲台上讲话时，美国（代表）的助手们离开座位，在整个大会会议厅走动，并且开始把拿不定主意的代表叫到角落里或者叫到会议大厅外边的休息室去。
美国本来预料大会主席马利克会宣布会议休会，美国代表们将会再有一天时间来设法修补他们的地位。但是这个期望在下午六时落了空，当时沙特阿拉伯的动作迅速的贾米勒·巴鲁迪登上讲台，提出了他自己的休会动议。投美国的票的巴鲁迪很可能是设法帮美国的忙。但是他的动议需要进行表决（如果马利克干脆敲小槌决定休会，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机灵的亲北京的力量看中了使会议继续进行下去的机会，因此在美国来不及进行休整的情况下就逼着就重要问题提案进行表决。他们反对巴鲁迪的动议，要求把这项表决列入记录。当记票牌上出现了五十三票赞成休会、五十六票反对休会、十九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时，会场一片寂静。记票牌上的数字表明，美国不可能得到多数。布什事后哀叹说：“巴鲁迪是一枚没有制导系统的导弹。一旦他开始干起他的事来，我们就来不及进行组织工作了。”
三小时以后，重要问题提案就被以五十九票对五十五票（十五票弃权）的有决定意义的多数否决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阻止通过阿尔巴尼亚提案
——或者阻止驱逐国民党人了。
亲北京的代表们非常得意。伊拉克大使塔列布，谢比卜在讲台上盯着布什，用嘲笑的口吻说，如果美国还想给蒋介石保留一个席位的话，“非常欢迎把他带来，让他坐在美国代表团的位子上。”这时国民党的外交部长周书楷站起来，走上讲台，宣布他将“不再参加会议的讨论”。接着他领着他的五人代表团走出了会议大厅，这是一个富于戏剧性的场面，一位英国代表后来用“非常讨厌”来形容那个场面。
这时布什不再去管原先向美国方面承担了义务的代表团了。当他厌倦地登上讲台提出最后一些程序性提案时，会场响起一片嘘声。他说：“当时那里的气氛很坏，这是一种格斗的气氛，一种对美国遭到挫折感到松一口气的情绪。”当表决阿尔巴尼亚提案时，发出了“同意！”“同意！”的喊声，一个接一个的代表按了电钮，使他们的国名旁边的表示同意的绿灯亮起来，华盛顿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十四个伙伴有的投赞成阿尔巴尼亚提案的票，有的投弃权票。表决结果是：七十六票赞成，只有三十五票反对，十七票弃权。
美国代表团对一些起重要作用的背叛非常不满。塞浦路斯和卡塔尔曾经对美国承担了“义务”，但是当进行这次重大的表决时，它们弃权。安曼的代表显然是在最后一分钟受到他的政府的指示，溜出了会议大厅，老半天不来，吃饭去了。布什怒气冲冲地说：“他们渐渐地消失得无影灭踪。”“他们显得很有勇气地看着你，他们告诉你他们将支持你。但是他们并不支持。”但是，没有一个人把美国战略的失败归咎于波斯湾的几个酋长国的小缺点。北京坚持说，在国民党留在联合国中的时候，它决不进来，它这番话起了很大作用。但是致命的打击可能还是白宫作出的。一旦尼克松宣布他计划去紧禁城旅行时，美国的盟国会支持美国对毛的老敌人蒋介石作出的过时的保证、而损害它们自己同北京和解的机会，这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后来，当大辩论进行的时候，基辛格却在北京。正如法国大使莫里泽上周在联合国所说的：“为了使双重代表权的计划得到成功，本来最好避免采取双重外交手法。”
问题是不是华盛顿没有进行足够的努力呢？根据受到压力的代表们发出的强烈的——而且一点没有伪善的——号叫中判断，看来情况并非如此。但是美国不准备为了取胜而花掉它的全部政治资本。尼克松没有参加联合国方面的活动，这更加使人相信，虽然美国力争保住台湾，但是没有用它拥有的全部力量来力争。
当然，人们怀疑，美国适可而止是因为尼克松不希望冒使华盛顿—北京的和解或者他将进行的访问遭到损失的风险，现在人们预料这次访问将在新年过后不久进行。
中国人几乎肯定会使联合国得到新的活力，虽然并不是人人都会对这种变化表示欢迎的。预料他们会充分利用联合国以证明——正如周恩来一再说的
——“一、两个超级大国能够把它们的意志强加于全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中国的参加将使大会中的国家结成新的关系。北京遵循毛泽东的“团结多数，反对少数”的老的原则，将会设法结合它自己在联合国中的集团。一个老资格的联合国人士猜测，中国人在开头将采取这样的姿态：它是“一个贫穷的大国，乐于同穷国家在一起”。如果他们能够使他们的做法保持足够长久的话，中国人能够引起真正的麻烦，从而导致对南非的白人少数政权的反殖民主义运动，或者同古巴人一起促进波多黎各的独立。
北京并不把联合国看作是一个学校，而把它看作是从事它的特别牌记的小国外交的场所。在中国参加的情况下，已经有许多小国和不成为国家的会员国参加的联合国可能成为一个对美国非常麻烦的地方。
可以设想，一个感到恼怒的美国政府有一天会禁不住要退出联合国并且同联合国一刀两断。
但是这种做法将是目光短浅的。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较前活跃，而且需要处理实际问题，它不再能光是做做姿态和在北京电台上发表刺耳的意识形态声明了。它将必须作出决定和采取行动，而且这样常常意味着进行妥协。从长远来看，为了追求可以达到的目标而奉行的现实政策，可能使中国的教条主义告终。但是，正如密执安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亚历山大·埃克斯坦指出的：“我们仍然远没有摆脱同中国的麻烦。”换句话说，来自北京的人一定会在曼哈顿的由玻璃和钢建成的像肥皂箱那样的联合国大厦里引起一些引人注目的事件。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资产阶级报纸十七日、十八日都先后发表社论，就乔冠华十五日在联大的发言进行评论，分别摘要如下：《朝日新闻》社论
恐怕可以说，乔冠华演说给予联合国会员国的强烈印象是，中国作为对讨论全世界的问题起领导作用的国家的威信是很高的。
中国代表登上联合国舞台将打消最近几年笼罩联合国大会的那种松懈气氛，而带来严厉的新风尚，这样一种预料只从这次中国代表的演说中也可以被证明是正确的。
特别是这种新风尚表现在中国谴责强国的横暴，并试图全力以赴地为小国的权利辩护。象中国这样的占据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种重要地位的国家，表明自己国家外交的普遍性原则是站在弱小国家一边的立场，可以认为这肯定会给今后联合国的整个活动增添严肃认真的色彩。
我们十分关心中国在核裁军问题上将表示什么样的态度。《每日新闻》社论
这篇演说，可以说是全面闸述和重申了中国迄今为止所一直采取的各项外交原则。它的内容，决不能说是灵活的。但是如果有人认为这是“意外”的，那恐怕是认识不足的缘故。
问题是今后在联大、安理会及联合国的其他机构里讨论各项具体问题时，中国如何运用它的各项原则。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中国所标榜的“和平共处”、“支持民族解放斗争”这两大原则有着互相矛盾的因素，如何调整这些因素？第二，在运用各种原则立场时，是坚持不妥协的立场，还是采取在某种场合也不惜妥协的灵活立场？
当前对这些问题的一个考验，将是中东问题。大概中国将一面继续采取支持阿拉伯游击队的立场，一面同时也尊重阿拉伯中立派国家的立场，支持和平解决争端。中国难道不会走向这样一种灵活路线吗？
我们希望中国运用它所提出的各项原则的时候采取上述这种灵活路线。《读卖新闻》社论
可以说，这篇演说没有误解余地地、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则。演说的内容等于是集中了中国迄今为止在联合国以外所说的主张，没有特别具体的新鲜内容。但不管怎么说，这总是在联合国里的发言，因此又引起新的反响恐怕也是不可否认的。特别是演说中说：“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联合国应当在维护国际和平方面发挥作用。但是，在过去长时间里，一两个超级大国利用联合国做了很多违背联合国宪章和各国人民意愿的事情。”这是根据中国的立场明白地表示了它对联合国的看法，因此对联合国今后的状况不能不产生巨大的影响。
当然，过去在联合国里，中国所指出的上述倾向不能说是没有的。如果由于中国的出场，一切大国的任意妄为遭到抑制，那么，这可以说是值得高兴的事情。同时，在裁军尤其是核裁军方面，不只限于控制军备，而且加强国际舆论的压力，使之走上废除核武器的方向，也是我们所欢迎的。
从对过去的联合国气氛和状况已经“习惯”了的人看来，也许会担心中国的第一声给今后的联合国带来危险的前途。但是必须考虑的是，理所当然地在联合国里应该反映的这种呼声，二十多年来是没有的。应该说，更充分地反映世界上各种看法和意见，从联合国的前提来说，也是值得欢迎的。
想追求国际正义的态度将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但各国行动的协调，撇开各该国家的深刻的利害关系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一点上，希望中国不致采取过分对抗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