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今年一月出版的英《国际事务》季刊刊载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一书的作者）撰写的题为《“来自中国的威胁”》的文章，详细摘要如下：
构成西方对亚洲问题的政治和战略思想的说法或者道理是，共产党中国的意图基本上是好战的和侵略性的。有时候，这个意思如今年六月十八日《泰晤士报》一篇社论中那样概括为一句未经考查和轻率的词句“来自中国的威胁”；有时候，这个意思如乔治·凯南在一九六四年一篇文章中一段所说的那样是经过精心推敲甚至修饰的：
“（中国）已落在一群忿懑的狂热者手中，这些人墨守着一种陈旧的、似乎有道理的思想，但是对亚洲的人民群众有巨大吸引力的思想；他们把这种思想作为支配其他人民的理论基础；把这种思想偏见同传统的民族主义和仇外情绪的最激烈思潮结合起来……；他们心劳日拙地妄图把他们用来统治中国人民的独裁权力扩大到亚洲其他的地区；为此理由提出过去中国政府的每一项领土要求，而对这种要求历史也只能提供甚至是很不足的证据；而现在他们完全浸透着对我们的怀恨，不仅因为他们的思想把我们所有的人描绘成流氓，而且因为我们比任何其他民族更有力量和勇气来拦住他们和阻碍他们力量的扩张。”
保罗·哈斯勒克在任澳大利亚外长时，比较克制地说，“对中国的恐惧是亚洲发生很多事情的主要因素”，又说“这种恐惧是十分有根据的”。
这篇文章试图来研究后一种说法：根据中国人自己已经做的、正在做的或者说要做的事情，来看一看对中国的恐惧有多少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中没有哪一方面比它对领土和边界问题的态度更引起国际上的不安和猜疑。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政府以激烈的几乎是疯狂的形式推行着被认为是中华帝国特征的、不能忘记的和不能平息的统一版图主义。印度说中国在中印边界争端中的态度是好战和扩张主义的指责，传播广泛且有影响；凯南关于北京提出“过去中国政府的每一项领土要求”的说法最近得到了俄国人的反响，他们指责中国“对中国掠夺者在很久以前进入的或计划进入的土地提出要求”；最近一名作家谈到中国边界问题时得出结论说，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北京比任何中华帝国时代“更加野心勃勃要恢复它的宏大（版图）并收复所有它认为曾经是它的领土。”这种关于中国固有的、统一版图的、不断的扩张欲望的想法就作为（这篇文章）研究的起点。
中国对领土问题的立场应该从人民共和国一九四九年成立以前的一个世纪来看。那是中国苦难的时代，当时它一败涂地，首先遭到领土的割让，然后又遭到瓜分这个民族实体的连续不断的、有意识的企图。俄国人在十六和十七世纪中当他们的帝国席卷欧亚大陆北部地区时，同满洲领域发生了冲突，但是此后两个世纪中满洲人一般地能够把他们挡住。然而，到十九世纪中叶，俄国人又开始向南推进，并且吞并了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之间以及太平洋沿岸的大片领土。中国在一系列条约中接受了这些领土的损失。因此，在朝鲜以北地区它便没有出海口了，而曾经是中国的内河现在却变为边界河了。在瑷珲条约（一八五八年）和北京条约（一八六○年）以前，俄国人在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上航行是非法的或者在中国的同意下才行；此后——如果接受苏联对条约的解释的话
——整个这两条河流都属俄国的了，而中国人使用只不过是由于默许。在西部，沙皇的版图也插进了中国皇帝的版图，而北京又默认这种并吞大片满洲人曾认为是自己的领土。
当英国人在缅甸和印度边界上蚕食中国人认为是他们的领土时，中国人又丢失了岛屿的台湾省给日本人。
就中国的帝国邻邦来说，这不过是开端。沙皇的一名大臣威特在十九世纪末叶用这样的话来表示俄国人的期望：“……亚洲的那些比较没有生气的国家将成为强大入侵者的牺牲品并将被它们所瓜分。……每一个有关国家的问题就是对衰老的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这个庞然大物的遗产取得尽可能多的份额。俄国从地理上和历史上来说，有着不用争辩的权利来取得对这个预料中的牺牲品的最大份额……中华帝国相当大一部分土地合并给俄国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注一）
其他的欧洲帝国对最大的份额应统归所谓的熊这一点一般是接受的，也不会提出抗议，除非俄国看来对前者自己觊觎的中国某些特别部分也具有野心。（对英国人来说，这就是西藏。寇松确信俄国“对泛亚领地的热情”集中在西藏上面，看来他是看对了。）一九○三年，俄国沙皇的陆军大臣写道，“我们的君主在他头脑里有着宏大的计划，他要夺取满洲并着手并吞朝鲜；他还计划把西藏置于他的统治之下。”（注二）但是，迟至一九一五年英国的战略家对预料得到的俄国侵吞大片中国土地的态度是温和的；托马斯·霍尔迪奇爵士在他研究政治边界问题中把阿穆尔河一马苏里江边界说成是“随着俄国的向前推进而注定要消失的一条有伸缩性边界的典型例子。”俄国人那种牺牲中国进行扩张的劲头没有因为革命而改变了——一九二○年发表的关于苏联新政府答应归还中国一切为沙皇所侵占的领土的加拉罕宣言，表明是一种暂时的转变，如果不完全是策略性的话。苏联得到了沙皇所没能得到的东西，把蒙古从中国分割出来，接着使它成为一个卫星国和军事基地；他们还把新疆置于苏联的政治和经济控制的影响下。一九五○年当艾奇逊任国务卿时，他就得出结论，认为苏联在一九四五年以后还希望继续或许是永远侵占满洲，艾奇逊说俄国人“正在分割中国的北部省份并使这些省份隶属苏联。”（注三）
如果满洲、蒙古和新疆是俄国人在他们直截了当地说成是“瓜分中国”的意图中所想的目的物，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愿被排挤在外：
“如果中国垮了，四个欧洲国家在中国的可能势力范围也假设地被定下来。与法国印度支那接壤的中国南部显然将归法国。包括南京、上海的所谓长江流域的广大中部地区将归英国。再往北直至黄河的地区显然将由德国所得。最后，从新疆到渤海湾和满洲包括北京在内的整个华北地区将归俄国。美国不对中国领土的任何部分提出要求。日本就应以拥有台湾而满足。……。
“但是，中国当时没有被瓜分。它没有被瓜分的事实并不是由于它的军事实力，也不是由于它民族团结的力量。只不过由于大国之间的激烈竞争、美国政策中的反帝倾向以及日本未得到满足的野心才挽救了它。并不是因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掠夺领土而是
——说来颇为荒谬——因为在最大的范围内有了过多的帝国主义才产生了中国继续存在的奇迹。”（注四）
由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当共产党人在一九四九年在北京掌握政权而中国——用毛泽东的话来说——“站起来了”的时候，他们把巩固余留下来的中国领土放在日程的首项，这就不应使人感到惊奇了。满洲、内蒙、新疆都在几代以来第一次置于中国独家控制之下。还有西藏。
一名美国学者在一九六四年把中国在西藏的行动说成是“战后时期中进行公开侵略的最明显的事例。”（注五）
这是一个进行不精确的责难的较好例子。即使一般比较稳健的国际问题研究者在讨论中国问题时也倾向于这样的判断。关于中国在西藏的地位的法律上是或非的问题，文件相当多，其所涉范围太广，无法在这里甚至综述一下。但是，只在中国人回到西藏时的七年前，美国政府为了取消英国想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来的最后企图，还持下述看法：
“美国政府考虑到中国政府早就提出对西藏的宗主权，而中国的宪法又把西藏列为构成中华民国领土的地区。本政府从来没有对上述两项主张中任何一项提出过疑问。”（注六）
中国人，不论是国民党人或共产党人，把他们在西藏的行动看成是只不过重新行使暂时中断的中央权限，而这种重新行使是早已同意了的。（这种中断用非中国人的话来说或许是长的，约为四十年；但是在那段时期内没有一个政府承认了西藏或者甚至把它视为主权国家，而西藏人实际上一直至最后也从未寻求过这种承认。）如果在一九五○年进入西藏的是国民党军队而不是人民解放军，可能外界的抗议就会很少，而且肯定不会有叫嚣。
（同中国在西藏的行动和问题相类似的例子可以在那加地区看到。那里的那加人象西藏人一样认为自己在各方面同现在想把他们包括在内的政权不同；他们争辩说，他们长期以来就享有事实上的独立；他们试着向联合国提出呼吁；象西藏人那样，他们认为已同中央当局达成协议，将承认他们的自治，甚至最终他们将被准许选择独立。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政府也认为这类愿望将导致分离而不能接受，并使用武力来镇压武装起义。在这一点上，只有那加人才说印度人进行了“侵略”，别人把新德里的行动看作只不过是任何别国政府在类似情况下也会采取的做法。）
在西藏作为人民共和国的自治区被收回以后，北京已宣布决心要收复的失地只剩下台湾了。然而不应该认为这是统一版图主义的要求。假使国民党残余在大陆上占有着最后一个据点，而共产党政权认为革命还没有完成，内战也未结束，要一直打到那个据点被拔除为止，那末，就不会使人感到意外，肯定也不会受到什么批评了。而蒋介石退居到一个岛屿省份，美国海军阻拦人民解放军追击到他那里去，这对问题的是非曲直并未产生什么区别。
因此，中国人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尽快地并以必要的严厉手段在遗留给中国的一切领土上重新建立起中央政权。但是并没有企图把时钟倒转。
国民党人对于失去的土地怀有强烈的统一版图的要求。他们希望从苏联那里收回这几条河流和太平洋之间的大片土地——他们念念不忘加拉罕宣言。他们从来没有接受英国在缅甸（照他们看来，不如说是对云南）所提出的领土要求；他们强烈地拒绝了英国对阿萨姆喜马拉雅山山脊和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之间的那块领土提出要求，这个要求是英国只是在一九三七年后才根据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在一九一四年西姆拉会议期间同西藏人做的秘密交易提出的。其他统一版图的要求针对俄国和英国不顾中国的抗议划给阿富汗的帕米尔地区的土地，以及俄国从中国西部边疆割去的地区。但是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声明和行动表明，一九四九年在北京掌权的新人只是关心历史遗留下来的中国的未来，而不是关心恢复中华帝国过去的边界。他们放弃了继承下来的统一版图的要求——也避开了由于这些要求而引起的难以处理的争执。中国己一再宣布它对任何邻国都没有领土要求。
但是，放弃一切统一版图的要求的决定本身并没有解决中国的边界问题。这个问题仍然存在。
在现代西方的概念中，边界业已固定，已解除风险，几乎已自然化了。但是，依寇松勋爵看来，“我愿提请你们深思一下边界意味着什么以及边界在各民族的生活中起着什么作用。”寇松认为，边界是“刀刃，在这上面悬着现代的战争或和平问题，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中国人眼望着中苏边界谈判陷于僵局，俄国的重兵压境，火箭瞄准了自己，无疑会同意这种看法的。
中国人对于边界问题的历史经验可以追溯很远，很可能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他们就已经意识到他们的边界问题是棘手和具有潜在的爆炸性，因此他们处理这一问题时既审慎又节制。
周恩来在一九五五年万隆会议上申述了他的政府对边界问题的态度：
我们同一些邻国还没有最后确定边界线，我们准备这样做。……但在这以前，我们愿意承认我国那部分的边界是未定界。我们愿约束我国政府和我国人民不越过边界一步……至于同邻国划定共同边界的问题，我们将只用和平的方法，决不容许用别的方法……
虽然有人解释这一声明包含着险恶的用意——如果周恩来重述一遍，仍然会有人说，措词隐晦，用意险恶——事实上这一声明公开地阐明了一项注重实际的政策。周申述了在考虑过这一题目的人看来是明显的事实——中国的漫长边界的某些部分还没有经历现代国家所必需经历的定界过程，而另一些部分则只是局部地经历了这一过程；中国愿意同一切有关邻国和平地经历这一过程。
简单说来，解决边界问题的过程以定界开始：即，由有关政府协议共同确定边界线，并在条约中书面予以规定。“划定共同边界在国际法上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此事可使毗邻国家建立睦邻关系或者破坏睦邻关系。因此，做这项工作必须精心计划，各方应抱有完全的诚意来进行必要的谈判。”（注七）如果这第一步是比较困难，充满了发生冲突或误解的可能的话，第二步也不是没有陷阱。这就是标界：即，在陆地上标出边界线的实际位置，由界桩、堆石标或其他标志来标明。托马斯·霍尔迪奇爵士研究边界问题时写道：“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常常发生争执，条约或协定中的弱点往往就暴露出来。”
依照周在万隆声明的原则，中国成功地——即双方都满意地——同五个邻国：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蒙古人民共和国、阿富汗谈判解决了边界问题。但是，中国同它两个最大的邻国的边界，先是印度，后来是苏联，却发生了难以处理的争端。
这些争端太复杂，争论太多，本文难以作分析，限于篇幅只能说一说结论。（注八）
中印争端使得中国一再申明自己的态度，看来是为了减轻中国人最初认为印度人和其他人所怀有的确实存在的疑虑。一九五九年底，北京向新德里作出了以下的保证：（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