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本刊讯】印度共产党（马列）从去年四月二十二日建立以来，以毛泽东思想作为理论指导，广泛地领导了印度人民革命斗争，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获得巨大的发展。目前，在印度十六个邦中都已经建立起邦一级的党组织，有几个邦的所有县份或大多数县份，也都相应建立了县一级党组织，从而使它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革命政党。今年五月中旬，印共（马列）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纲、党章和政治报告，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讨论和确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问题，使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随着党的发展，农民武装斗争的星星之火，也迅速遍及全国各地，目前已有十二个邦出现了在印共（马列）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其它一些邦，也都在酝酿发动武装斗争。从北部的喜马拉雅山麓，到南部的科摩林角，从东部阿萨姆茶园，到西部拉贾斯沙漠，到处都有印共（马列）活动的消息，印度人民面临着一个空前大好的革命形势。一、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印共（马列）坚持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路线，积极地领导了农民武装斗争，大批党员（主要是青年学生，其次是工人）被派到阶级矛盾尖锐、偏僻落后的农村，从事发动农民、组织武装斗争的工作。已经出现武装斗争的邦，依发展程度大体可分为三类。
第一，力量比较强大，斗争开展活跃的，如西孟加拉邦、安得拉邦和比哈尔邦。
西孟加拉邦过去一年来，特别是近半年多来，农民武装斗争的消息此起彼伏，几乎每天都有发生。用弓箭、长矛武装起来的农民，不断袭击地主庄园，伏击警察巡逻队甚至军火列车，与地主或印修组织的暴徒格斗。据印共（马列）《爱国者》周刊最近统计，在这个邦的游击活动中处死阶级敌人一百零四名。
安得拉邦武装斗争的发展的特点是在该邦北部斯里卡库兰县建立了一个初具规模的根据地，它控制着该县的大部分地区和毗邻的属于奥里萨邦的一些地区，面积约四、五百平方英里。这里有一支较大的游击队，除了袭击地主庄园之外，还广泛地与前来围剿的警察部队开展游击战争，据五月份宣布的数字，在过去的十六个月中消灭警察一百二十人。此外，游击队还组织武装宣传队，到一些边缘地区进行宣传发动工作，组织群众收听北京广播，宣讲毛泽东思想。这个地区还建立了人民法庭，对地主、反动警察等进行群众公审。由于对群众的发动组织工作做得比较深入，所以虽然遭到反动军警连续不断的围剿，但斗争仍在坚持和发展。这个邦内其它县份的武装斗争，都是在斯里卡库兰县斗争的影响和支持下发展起来的，近一年来也很活跃。
第二，武装斗争主要在几个县内部分地区开展的有北方邦、喀拉拉、旁遮普、奥里萨、阿萨姆、泰米尔纳杜等六个邦。
第三，运动基本上处于刚刚开始发动阶段，印共（马列）的活动主要是建立党组织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武装斗争的消息还较少的有中央邦、拉贾斯坦、哈里亚那等邦。
根据印度报刊材料看，印共（马列）在领导农村武装斗争方面的主要做法是：（１）秘密建党，多数是在原来协调委员会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２）宣传毛泽东思想，在贫苦农民中举办学习班，学习和讨论毛主席著作；（３）组织游击小组；（４）开展“消灭阶级敌人运动”，在群众中酝酿选择民愤较大的地主、恶棍，组织数十、上百、上千的群众进行袭击，杀死地主，分掉浮财，烧毁地契。有时候，这种“消灭阶级敌人”的工作是由三、五名游击战士单独执行的。查鲁·马宗达在印共（马列）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消灭阶级敌人运动是阶级斗争的较高形式和游击战争的开端。
除了斯里卡库兰县之外，西孟加拉的米德纳普尔、贾尔派古里等县份和比哈尔北部的一些地区也有可能逐渐向游击区发展。
其它多数地方的农村武装斗争目前处于“消灭阶级敌人运动”的阶段。（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一版）二、开展城市群众运动，配合农村斗争
城市人民革命斗争在过去的一年中也获得很大发展。德里、加尔各答、孟买、马德拉斯等几个大城市和一些邦首府、县城等中小城市，都有印共（马列）在活动。
城市斗争以加尔各答最为突出，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万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革命标语，在加尔各答的城、郊，不时可以看到，《毛主席语录》在群众当中广泛流传，据最近印度警方宣布，在一个地方就查抄到一万五千册《毛主席语录》。
今年年初以来，当地群众在印共（马列）的领导或影响下，为了反对以印修为首的邦联合政府对农村斗争的镇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斗争。三月份联合政府倒台实行总统管制以后，调集了大批警察和中央预备警察、边境安全部队等，以更凶残的手段对付群众，但是群众斗争并未停止，反而越发炽烈了。三月份以后的斗争，经常的、大量的是由学生发动的。他们最初的矛头是针对旧教育、旧文化，反对现行考试制度，冲击学校当局办公处，烧毁甘地像和他的著作，烧毁美帝国主义反动书刊，书写革命标语，在学校建筑物上升起红旗等等。斗争从少数大学发展到所有高等学校和部分中学、小学，进而从学校走向社会，如袭击图书馆、俱乐部、车站、邮局等。由于反动军警四出镇压，学生们的愤怒转向军警和统治当局，他们向警察、警车投掷土制炸弹，向政府办事机构投放爆炸物，甚至与警察小分队交火。过去的几个月当中，几乎没有一天不发生暴力事件。
在德里、孟买等地城市斗争也已开始。有的地方在学生和工人中已经建立了秘密党组织，一些学生在学校或街上张贴传单，书写标语，上演他们自己编写的革命戏剧，在工人和学生中传播毛主席著作，在汽车站散发传单等。工人中也有党组织在活动。三、在激烈的斗争中迅猛发展
革命武装斗争的蓬勃发展，引起印度反动统治集团的极大不安，全国各地的警察、武装警察、中央预备警察、边境安全部队等，都被用来维持城乡地区的所谓“法律与秩序”的稳定，此外还多次出动正规军队。
军警在“骚乱地区”巡逻、扫荡，遍设营地，大规模逮捕屠杀。
反动当局对斯里卡库兰这块红色根据地的镇压是不惜工本的。近半年来，除了频繁的围剿之外，还特别加紧推行“绥靖政策”，采取了一些向当地居民发放贷款、分配荒地等措施，并且集中力量搜捕运动领导人。
英迪拉·甘地接管内政部以后，已经指令各邦对革命斗争加紧镇压，同时选择了西孟加拉邦作为重点，最近她亲自率领内政部官员和情报头子走访加尔各答，策划了一系列强化法西斯军事镇压的措施。
总的来看，反动派加紧镇压以来，尽管印共（马列）的力量遭受到一定的损失，有几个地区的负责人被捕或牺牲，但是革命斗争在继续发展，就是在遭受敌人摧残最厉害的斯里卡库兰等地，斗争也仍在继续。
印共（马列）在过去一年中的发展使反动统治阶级深感不安，印度资产阶级报刊曾经说，在印度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象印共（马列）这样迅猛发展。当然，今后有可能经历反复和曲折，但是，广大的印度人民已经觉醒了，他们会沿着毛主席开辟的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革命航道胜利前进。
【本刊讯】英国《每日电讯报》十一日刊登了伊恩·沃德自沙捞越首府古晋发回的一篇报道，题为《沙捞越的叛乱分子使英国保守党的防御政策的推行发生了困难》，摘要如下：
共产党游击队以惊人的速度在马来西亚东部的沙捞越扩大恐怖运动，牵制着政府保安部队五千多人。当军队采取三次重大军事行动追捕善战的沙捞越共产党组织的骨干分子时，至少实行了十八次宵禁。
目前的局势同一九四八年至六○年的马来亚紧急状态的初期有许多相同之处。
早在六个月以前，人们就注意到游击队活动增多，他们开始在连接州首府古晋和东南的锡芒冈的主要公路上采取伏击战术。
从那时起，在公路上已发生了三次伏击，都是伏击军用车辆的。
在六月，三名负责选举工作的官员在帮助搜集选举结果的过程中遭到伏击而丧命。上个月，一名特别警察机构的警官在参加他母亲的生日宴会时被杀害了。
还有一名警察也遭暗杀，他的尸体被塞进了锡布市中心的一个垃圾箱里。在几天以后，一支边防巡逻队几乎全被消灭。
在八月三十一日马来西亚国庆日，在古晋和锡布的街道上，在华侨居住的村子里，到处都散乱地布置着共产党的旗帜、标语、传单和小旗。这些宣传品要求用武力推翻政府，要求沙捞越独立。
尽管官方极力声称，局势已处于“控制之下”，但是我与之谈过话的许多居民断定，现在的恐怖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所获得的一些统计数字看来也证明了他们的看法，据说，该州当局拘留着八百多名政治犯。
据官方的估计，骨干分子只有二百五十人，某些政府高级官员认为这个估价数字太低了。据说专职游击队得到二百五十名“武工队”的支持。
【德新社贝鲁特十一日电】在中东国家首都的极端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头上举着的毛主席的画像，象征着他们从北京得到的道义的和具体的支持。
当莫斯科对巴勒斯坦“自由战士”的道义上的支持一变而为对他们的做法表示沉默的批评的时候，北京便趁机从中东危机中捞取政治资本。
北京完全赞同那些不愿同美国倡议的停火和联合国调停人雅林主持的和谈有任何瓜葛关系的极端的游击队。
另一方面，阿拉伯人士认为，俄国并不是真正谋求任何中东的和平，因为这会消除现在的紧张局势，而现在的紧张局势正符合苏联的需要。
莫斯科明白，只要是阿拉伯国家能说“受到了以色列的侵略”，它就可以挺身而出，向“受压迫的”阿拉伯国家提供援助，从而增加它在这个地区的政治影响。
阿拉伯人士继续说，同时，俄国却不希望在中东发生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如果阿拉伯人取胜，他们就会自得其意和满怀自信，从而有可能拒绝苏联的进一步的援助。
如果他们打败，苏联耽心它将丧失自一九六七年六月的六天战争以来它运入阿拉伯国家的大批武器。
因此，对于北京谴责美国倡议的和平行动和谴责莫斯科“大逆不道，热衷于同美帝国主义者谈判”，游击队为之感到高兴。
极端的游击队领导人知道他们将被莫斯科所抛弃，在起初犹豫了一阵之后便转向北京，谋求军事供应，训练和现金。
置于游击队领导人桌上的中国领袖毛泽东主席的画像象征着新的联盟。
【本刊讯】瑞士《洛桑舆论报》九日刊登了埃利亚斯·纳吉布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通过促使巴勒斯坦不妥协而插足于近东》，摘要如下：
事实上北京在近东的影响越来越大。
显然，中国人通过尽可能灵活和有效的宣传，通过对巴勒斯坦游击队的支持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然而，在苏联和美国和平解决的企图遇到众所周知的困难时，中国人感到，他们援助游击队，也就是为重新发起一场反对两个只顾自身利益的东西方大国的解放运动作出了贡献。从政治上看，巴勒斯坦人认为，尽管离得远，但中国似乎是比较能接受的朋友，因为只有中国人是主张取消以色列国的。
在中国进行“文化革命”之时，“法塔赫”和其他一些游击队曾从埃及、伊拉克、叙利亚（这些都是苏联的买主）得到苏制武器。游击队员们当时为了不触怒俄国人和断绝供应来源，忽视了与中国的接触。但是后来，俄国同巴勒斯坦人的关系却变的冷淡了。
法塔赫的领袖、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今年二月份到莫斯科访问过。然而，显然，无论是苏联人，还是巴勒斯坦人都未改变其立场。一个月后，阿拉法特同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在北京共赴宴会。上个月，他去巴格达，在那里，中国的代办向他保证北京完全支持巴勒斯坦人反对以色列的斗争。
此后，阿拉法特向北京、北朝鲜和北越派出他的特使，似乎是要向他们要求援助。
此后不久，游击队宣布中国的武器运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