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9月12日参考消息 第1版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本刊讯】东京消息:日本《每日新闻》十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该报驻香港特派记者报道我党九届二中全会的消息,并刊登了全会公报全文。消息摘要如下:据估计,引人注意的人民代表大会,最迟也将于明年春节以前举行,在这之前,将开始就讨论尚未确定的新宪法和选举新国家主席进行具体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外交方面,公报同“九大”的决定相同,一面高呼同“美帝国主义”“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一面重申和平共处政策。公报中还写进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指责,这是从今年春季以来,中国对外言论重点。公报在呼吁同外国团结的对象当中,有阿尔巴尼亚人民、朝鲜人民,同时还有“日本人民”,由此看来,可以肯定,今后,不会放松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谴责。
    这次二中全会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一九七○年经济计划的报告。这表明经济政策将再次逐渐正常起来,很可能在下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再进一步确定中期经济计划,并从七一年开始执行。
    另外,还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备战”工作的报告,但内容完全不清楚。这暗示从去年开始一直在加强着的备战工作,还在继续进行。
    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中,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期限,但是,大约一年多就召开一次。可以认为“九大体制”正在趋向稳定。当然,这个公报保证今后还要继续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和“整党建党”。而在第九次代表大会重新建党之后,将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正式着手重建国家机关。
    以这种稳定局势为背景,这个公报在结尾部分,除和过去一样号召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知识分子等之外,还号召“爱国人士”迎接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这从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说来,就是在整顿革命的核心以后,再次号召广大人民团结起来,这是值得注意的。
    《朝日新闻》十日在刊登我党九届二中全会公报消息的同时,发表新闻“解说”如下:
    这次全会向全国人大常委建议在“今后适当时期”召开四届人大,这表明召开全国人大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适当的时期”是什么时候,有各种不同看法。中国的要人几乎都聚集北京的国庆节前后,是一个焦点。如果不是在国庆节前后,可以预料,(中国)将在今后相当的时间掀起一个迎接召开人大的高潮。
    (公报说)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二中全会上发表了讲话。这表明……从九大以来他们对党和国家始终保持着领导力量。
    《日本经济新闻》十日发表关于我党九届二中全会公报的述评,摘要如下:
    公报夸耀自去年四月举行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以来,全国在新领导机构的领导之下,在政治、经济和国防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在对外关系方面,明确地点了“苏联修正主义”的名,并把它同“美帝国主义”相提并论,予以谴责。这种做法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似乎可以说,公报已经再一次向国内外确认,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同苏联保持着坚决不容妥协的敌对关系。
    外交上的积极动向表明国务院外交部的调整工作正在扎扎实实地进行着。在其他的国家机关方面,从各个省到工厂和人民公社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中央的指示与命令可以传达到基层。这种体制已经建立。这次的二中全会之所以建议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是以这种国内形势为基础的。


    【本刊讯】英国《中国政策研究小组会刊》九月号社论,全文如下:
    多年来,人们一直把必须用武力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看成是中国和毛泽东的信条,并认为这显然也是马克思和列宁的信条。相反的观点认为:通过外交和其它途径劝说帝国主义改变其方针是可能的。二十年来所发生的事件没有为这种观点提供任何论据。正如毛泽东所警告的那样,帝国主义者不会放下屠刀。
    现在,人们看到历史的潮流对帝国主义不利。美国最近在东南亚扩大了侵略战争,结果反而是增强了反美团结。反帝力量——从柬埔寨到朝鲜——已开始更紧密地合作。
    中国的政策是一贯的、鲜明的。她认为,必须同帝国主义斗争、全世界终将爆发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各国人民必须依靠自己闹革命,而不是依靠别人。中国随时准备同真正希望友好的人友好,并将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援助那些反帝的人们。
    这个政策已逐渐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它并不是为了在其它大国所进行的那种以谋求私利和冷嘲热讽为指导原则的政治角逐中取得优势。这种政策是以长期正确估价历史潮流、世界革命运动以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别国的义务为依据的。
    中国和进步领导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并不是通过中国政策的任何改变实现的。现在,批评中国的人越来越不可能说他孤立了。她的朋友越来越多,这是大家都能看清楚的。


    【本刊讯】美国《洛杉矶时报》七日刊登唐纳德·布雷默从香港发回的一篇文章,题为:《全国都能听到毛泽东的教导》,摘要如下:
    从满洲(指我东北——本刊注)平原到中国西南山区,中国的工人或农民从来也没有因为遥远而听不到毛泽东的声音。
    由成千英里的电线和成百万个扩音器组成的广播网播送了毛泽东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的最新指示,并且很快地把这些指示传达到农村的基层中去。
    在一个交通不便和长期存在文盲的国家里,广播宣传更为重要。这种有线广播网就成了通讯和控制的主要手段。
    不是每个国家都能象中国那样夸口,每三个人就有一个扩音器。
    在中国的广大地区,发展广播系统和使之趋于完善的工作正在飞速向前发展。
    正在推广的技术革新,允许一条电线同时可用作广播线和电话线。这种方法很快地在那些已经安设了电话线的地方得到推广。
    广播站和扩音器的数目在两次较大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的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和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大跃进中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每一次运动期中几乎增加到两倍。
    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一九六五年有线广播的发展又进入一个高潮。毛泽东主义者在文化革命期间用广播、墙报和红卫兵小报有效地动员了全中国的激进的广大群众。
    最近两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增加了农村广播的重要性,并且有助于说明为什么目前侧重于发展和革新广播网。


    【塔斯社北京十日电】据新华社广播,八月二十三日到九月六日中共中央举行了全体会议。会议公报中说,全会参加者“根据议程进行了讨论”,没有提到议程具体项目。
    全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进行必要的筹备工作,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人大”。
    全会公报包括通常的反苏的攻击内容。


    【新华社巴黎十日电】法《世界报》刊登了阿兰布克写的文章,题为:《中国:在文化革命后,改组国家机器,共产党宣布召开新人大》,摘要如下: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开了半个月的会议。这次会议特别长,尤其是同去年四月二十八日只开一个下午的前次全会相比。公报说:这次,“进行了热烈讨论。”人们预定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将是国家事务“正常化”的主要阶段,如同一九六九年四月党代表大会标志了党的改组一样。代表大会将选出共和国主席,而这个主席将任命政府。
    公报以一种令人吃惊的直率谈到了把“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运动深入下去的必要性。
    但是,全会对经济形势作了一个乐观的总结。
    关于对外政策,全会表示极其满意。它说,几个月来,国际形势的发展,证明了毛主席五月二十日声明的正确性,这个声明是“我国人民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道进行反帝斗争的伟大纲领”。全会在列举这些革命人民时给予下列国家以优先地位这是耐人寻味的:首先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然后是朝鲜邻邦,然后是日本人民,在中国人看来,日本人民反对佐藤政府,虽然规模有限,但却有一种战略意义。接着,公报提到东南亚和亚洲其它地区的其他游击队和巴勒斯坦人民。世界其余地区只是作为洲提到,这是因为中国首先关心的是亚洲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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