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新德里消息：《印度快报》二十二日刊登了该报记者比诺伊
·古普塔写的西孟加拉通讯，题为《纳萨尔巴里分子正在改变战术》，摘要如下：
一些时候以来，纳萨尔巴里分子在西孟加拉邦的活动沉寂了一阵子。有些人认为这是由于警察采取强有力行动的结果，其实，纳萨尔巴里分子的高级领导人正在忙于修订他们的战术。
党的主席已再次强调农民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和使城市干部的活动服从于农民武装斗争的必要性。
毫无疑问，包括卡努桑亚尔在内的三位高级领导人的被捕已提高了警察的士气，但当局坦率地承认，警察要能把握局势，尚需一段时期。尽管他们加强了行动，但看来他们还没有在消灭数目众多的“行动小组”方面取得成功。
纳萨尔巴里分子定期从隐蔽处出版他们的孟加拉文的周刊《爱国者》这件事表明他们的地下组织是多么完善。
新的进展一些时候以前安得拉邦的两位纳萨尔巴里分子的高级领导人在加尔各答的被捕确实使他们感到震惊。但是，现在看来，他们不但已克服了这种震惊，而且取得了进一步的进展。他们的英文月刊《解放》的恢复出版表明了这一点，《解放》月刊在四月份警察对它的办公处进行了一次袭击以后停刊了。
对警察来说，纳萨尔巴里分子是难以对付的。警察必须跟踪他们从未见过的人。但最终，只有在当地人认明是可疑分子时，他们才能逮捕。警察常常不知道他们逮捕的人是一个重要领导人，还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纳萨尔巴里从一开始就谨慎地回避报界的注意，而却引起了最广泛的渲染。除了三、四位高级领导人以外，没有人知道谁是他们的领导人。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警察在袭击时常常扑空。
印度共产党（马列）在一九六七年纳萨尔巴里这个小村庄发生农民起义后诞生，今天，它已成了西孟加拉邦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据警察当局说，印度共产党（马列）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已在该邦组织了七百个“行动小队”。据说它们中有九十个在加尔各答及其郊区。这些行动小队是由积极的游击队员组成的。
虽然该党力量来源是青年——学生和非学生都有，但是毫无疑问，它得到一部分知识界的支持。上述的安得拉邦领导人在一位医生（人们甚至并不怀疑他是倾向于纳萨尔巴里分子的）的住所被捕这一事实表明，他们的基础要比人们所认为的更为广泛。否则，他们怎么能在警察不知道的情况下，在五月份在加尔各答某地举行如此成功的代表大会呢！
人们可以从作为每一个纳萨尔巴里分子的圣经的一本名为《游击队员的若干指导方针》的小册子中，洞悉该党的战略战术。该党通过游击小队进行活动，每一小队最少三人，最多六人。
游击小队的队长（它属于党的政治干部，通常来自城市）选择一个村庄和从最贫苦的贫农中招收队员，优先吸收受过地主压迫的那些人，同时为了唤起他们对目前制度的憎恨，游击队长在农民中还进行一定量的政治宣传。
当地武器值得玩味的是，游击小队被指示只使用当地武器。游击小队的每个队员奉命同时进攻敌人并予以消灭。一旦把一个地区中的地主和他的代理人扫清了，它就成为一个解放区，把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
在西孟加拉邦，纳萨尔巴里分子到目前为止已经杀死了大约七十个地主和六个警察。他们还在米德纳普尔的德布拉建立了一个牢固的基地。
据悉查鲁·马宗达认为，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只应使用当地能得到的武器。他在一个指示中说：“你越强调火器，你就越不强调人民。”然而，他已经发出了夺取火器的号召。他解释说，如果能搞到火器，那就不应该把它们扔掉，应该把它们储藏起来以备将来使用。
同样在党的组织问题上，他和那些他称之为中间派的人有严重的分歧。他认为印共（马列）不应该是一个群众党，因为这会滋生修正主义。他却宁愿建立一个地下革命党，在完全秘密的情况下活动。
五个派别在党的代表大会的前后，马宗达开除了所有的中间派分子。这样的结果使得仅在加尔各答一地就有五个不同牌子的纳萨尔巴里分子组织。但是印共（马列）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它有着一个很严密的组织。
马宗达和安得拉邦的纳吉·雷迪的分歧是在选举问题上。雷迪开始同意大多数人的意见，但是后来在回到安得拉邦后采取了一种不同的态度。他虽然大体上同意这一政策，但是提出在某些情况下有一些例外。同样，马宗达和阿西特·森的分歧是在党的组织问题上。阿西特·森希望建立一个以工会为基础的党，由贫苦农民充当先锋。
和报道的消息相反，这个党是一个统一的组织。查鲁·马宗达在干部中的威望看来在增加。即使在斯里卡库兰的边远地区，人们在读到马宗达的名字时油然而生敬意。
从北京那里得到鼓舞力量的纳萨尔巴里分子还和东巴的共产党（马列）有联系。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二十一日登载了它的特派记者辻二十日从香港发回的电讯，标题是《前进中的中国的“革命外交”》，副题是《巧妙地分别“硬软”，援助也超过文化革命以前》，文如下：
最近在北京签定的一九七○年度中国、柬埔寨无偿军事援助协定更清楚地说明中国要把美军赶出印度支那的决心。中国虽然已经对南越民族解放阵线、老挝爱国战线（巴特寮）和巴勒斯坦游击队等世界各地的游击力量送去大量的武器，但是从未签订正式的军事协定。中国公开表明向西哈努克亲王的柬埔寨王国政府提供军事援助，这对今后的亚洲形势将有不小的影响。
估计中国对外军事援助协定有不少是秘密协定，但是公开的只有这次同柬埔寨王国政府的和新华社电透露的对北越的“经济、军事等物资无偿援助协定”这两个协定。
中国的这种革命外交最近表现在对反对美苏的中东和平活动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印度新左翼纳萨尔巴里派的斗争、菲律宾共产党的重建和缅甸共产党的支持等一系列的活动上。
中国强烈希望亚洲的这些革命火焰燃烧起来。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强硬的外交越是强硬，另一方面也就越展开出人意外的柔软的友好外交。
中国向坦桑尼亚、赞比亚的铁路建设已经提供了大量援助，以惜贷方式对锡兰提供了十万吨大米等，对亚非友好国家的这些援助已经超过了文化革命以前。在西欧还加深了对法国和英国的接近。在东欧，相隔十二年，同“修正主义”的南斯拉夫又实现了互派大使。
这样的柔软外交，实质上是为了巩固地盘从而使反美斗争更加有利地开展。
最近，中国外交的“强硬”和“柔软”的两面作战越来越清楚了。这表现在同北朝鲜又恢复了不同寻常的友好关系上，同时，似乎在最近的中苏关系中也有微妙的反映。
【本刊讯】刚果（金）《外交论坛》最近刊登一篇反华文章，摘要如下：
七○年的春天并不利于国际缓和——至少可以这么说。在东南亚和近东这两个全球最紧张的地点，冲突正在扩大。
在这种情况下，外交人士最注意毛泽东的公开声明。这一声明不会使任何人奇怪。相反，如果人们仔细地观察一下他的讲话，人们就会看到，他之所以不提及苏联，全部原因在于表明，中国是全世界革命者唯一可以依靠的国家。换句话说，苏联人背叛了国际共产主义。
莫斯科也不是傻子。俄国领导人在报纸上向北京发动了一场真正的攻击。共产主义两大国之间这种持续不断的竞争，是否会使人相信他们将会进行武装冲突？外交人士不认为是这样。
谁是最危险的人？如果人们认为，一旦俄国人受到牵连，它就有朝一日会同美国人对峙，就会用原子弹毁灭世界，那末最危险的人就是俄国人。
如果各大陆的政府不注意粉碎中国人的宣传，不注意使那些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意义、想在各地传播这种革命的受煽动的人平静下来——这可能引起到处发生混乱和无政府状态，那末最危险的人就是中国人。
说引人注目的是，中国近来首先同那些公开表示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的国家扩展联系
【本刊讯】南斯拉夫《新闻周刊》二十三日发表了德·兰契奇写的一篇评论，题为《向欧洲开放》，摘要如下：
上星期一，中国大使曾涛到贝尔格莱德来担任外交使团团长的职务，标志着十二年后中国和南斯拉夫间关系的彻底正常化。他的到来可能还标志着中国政府近来对欧洲，特别是对欧洲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新方针”。
观察家们注意到，布达佩斯也获得了中国新任大使。
北京是同时任命这两位外交官的。外国把这一事实同“中国在欧洲社会主义国家悄悄地恢复影响的运动”和中国同时向法国和英国开放一事联系了起来。
巴黎的《世界报》对此评论说：“中国政府在不改变其根本立场的同时正着手进行更灵活的外交。”
如果这一评价相当确切，那么，灵活性无疑是由中国对国际形势的长期研究决定的，同时也是由世界上对于同北京进行接触的日益增长的兴趣决定的。加拿大、意大利、比利时和奥地利已经就它们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问题进行了长期谈判，或者正在争取进行这种谈判。
问题不仅在于双方希望扩大贸易，而且也在于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无论按其国内的成就或者按其外交的抱负来说，中国早就争得了世界上第三超级强国的地位。与此相应，引人注目的是，中国近来首先同那些公开表示反对其他两个超级强国的垄断和霸权的国家扩大联系，并在不放弃其思想立场的情况下，同那些中国因特殊原因和利益而想在其中确保自己影响的国家恢复正常的国家关系。
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