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菲律宾《写真》周刊六月三日一期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为《〈东方红〉卫星和经济发展》，副标题为《天空的音乐证明了中国的发展和能力——使西方感到狼狈！》和《把中国和菲律宾相比较后的惊人对照……》。作者是曼努埃尔·阿尔马里奥。文章摘要如下：
“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车，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毛泽东主席，一九五六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年四月二十六日发射了它的第一颗地球卫星，这很可能是七十年代最重大的事件。中国的人造卫星沿着经过美国和苏联上空的轨道运转，向全世界歌唱中国的国歌《东方红》。
对于习惯于在技术和军事方面居控制世界的地位的西方来说，《东方红》卫星的发射对西方日益衰落的世界霸权是一个可怕的挑战。
对于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世界上不发达国家来说，这个事件突出地证明了所有世界各国的人民不一定要别国的援助也有能力掌握科学技术并使旧社会现代化，而且并不需要经过几代人的缓慢和痛苦的过程，而是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能迅速地取得显著的成绩。
近在二十年以前，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萧条的农业社会，深受国内纷争和军阀的不断混战之苦。由于官员腐败，加上外国商人和外国公司榨取超额利润，中国的经济气息奄奄。千百万中国人民挣扎在饥饿线上。中国的轻、重工业机器全部是从西方进口的。
现在，中国是一个核国家。中国卫星的发射，表明中国有能力把核弹投掷到地球上的任何地方。然而，共产党中国在宣布这一历史性事件时对导弹的军事意义甚至提也没有提。官方的公报只是说：“这次卫星的发射成功，是我国发展空间技术的一个良好开端。”
这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决定历史的不是武器，而是人民。听不到任何嘲笑特别的是，西方对于中国显然已经掌握空间技术这一点谁也没有发表嘲笑性的评论。
这是因为，红色中国的第一颗地球卫星比宣告空间时代开始的苏联在一九五七年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更大、更先进。而且，中国卫星的轨道证明，红色中国的技术人员已掌握有非常优良和合用的制导系统。
西方的评论家们也不再唱所谓共产党国家只有降低人民的生活标准才能取得科学进展的老调了。
很明显，这是因为中国人民今天的生活状况，同蒋介石腐败独裁的统治时期或者历代皇帝统治时期比起来要好出不知多少。
曾经到过中国的中立的观察家们的令人信服的介绍，以及外界人士能够看到的现象，都有力地表明，中国之所以能掌握最先进的技术和在各个科学领域里作出独创的贡献，是与消除了人与人之间在经济上的悬殊、在广大地区根除了饥饿与疾病、扫除了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如地主和军阀统治制度、在一切经济领域赶走了外国人的控制势力等分不开的。核讹诈的消声匿迹红色中国在军事上已经终于达到了和美国及苏联同等的水平。
因此，美国再也不能用核武器来诈讹中国了。再过不多几年，她就能在导弹对导弹方面赶上这两个超级强国。
鉴于中国的军事力量，美国最终将不得不同她缓和关系，正象美国在轻视和无视苏联许多年后现在不得不和苏联平等打交道一样。
对蒋介石来说，这是把他的重返大陆的愚蠢的梦想和他硬说自己代表中国人民的呓语彻底埋进坟墓的最后一铲土。对正在努力争取实现现代化的落后国家来说，红色中国的这一巨大成就的根本意义是，这种成就是在短短的二十年里取得的。在一九四九年共产党革命把全国统一起来以前，中国是一座人间地狱。二十年实现现代化赤色中国取得的成就真正使人感到不平凡的是，在西方用了几世纪的时间才办到的事情，中国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办到了。
中国已经证明，历史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迅速。富国已不能再告诉穷国说：只有作出许多代人的牺牲后才能实现经济独立。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能够取得显著的进展并为将来的更迅速的发展打下基础，这是可能的，而且已经有了事实证明。
中国的成就不平凡的其它方面有：一，这种成就是在没有任何重大的外国帮助的情况下取得的；二，完全是依靠中国自己的人力物力完成的。
所谓要迅速进步必须有外援的论调已经彻底破产了。事实证明情况恰好相反。就目前的外援来说，外援是进步的绊脚石。
印度、南美洲的一些外资充塞的共和国和非洲的一些附属于西方国家的国家，现在仍是外债内债累累，那些国家的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生活在无工业的、封建主义的历史阶段，这些国家的政府不稳定，腐败现象严重。
那些曾经是落后的但已经摆脱落后状况的国家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从一开始发展就决心拒绝任何外国的指挥。
第一步就是下定决心不依赖任何人，而是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资源。我们的方针在菲律宾，我们正在走相反的道路。
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资源和自己想办法，而是公开地一味依赖外援、外国贷款和外国投资。民族主义成了被怀疑的东西。
我们已经这样地“独立”了二十五年了，依赖美援和美国投资的政策给我们带来只是耻辱和更大的贫困。
中国是直到一九四九年才实现独立的，在那以前它的问题比我们更多、更复杂——正象印度现在那样有着看来似乎是不可克服的问题。而今天，中国是一个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中国的货币在世界上是最坚挺的，中国人民自豪地摆脱了失学、迷信和旧习惯，公开地勇敢地采取了现代的科学的方法和态度。
中国掌握空间技术一事表明，中国能够并且已经掌握了西方农业丰产的关键——科学化和机械化的农业。中国有能力在自己的工厂里把原材料变成成品，很快就将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
菲律宾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如果在目前的路上走下去，今后的情况大概还会比今天更糟。在省里和农村地区，自从二十世纪初以来生活状况并没有多大改善。有许多省份现在又倒退到军阀统治和封建统治。
关键问题在于上层人物是否愿意作出牺牲。如果他们愿意，那就很好。如果不愿意，那就对不起，现代化的进程是不会尊重什么上层人物或者传统性的东西的。
【本刊讯】美《时代》周刊六月一日一期刊载一篇书刊评论，标题是《美国：走着，走着，完结了？》。这篇书评评介了四个美国资产阶级学者写的关于美国现状和前途的四本书，书名是：《阿奎里厄斯时代》、《追求孤独》、《恢复信心》和《美国时代的结束。四个作者一个是神学家兼记者威廉·布雷登，一个是布兰代斯大学社会系主任菲利普·斯莱特，一个是作家约翰·加德纳，一个是康奈尔大学行政学教授安德鲁·哈克。从四本书的书名可以看出，美国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也承认美国帝国主义制度日益腐朽没落，对前景忧心忡忡，担心美帝的末日快要来临了。
《时代》杂志的书评说，四个作者在对美国进行“自我估价”时，有三个人脑子里想的是“美国已经达到末日的可能性”，另一个人则认为“美国末日的来临显然是很可能了”。
这四个作者都认为美国目前已走入绝境。一个说，“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日起已走上衰退”，美国“缺乏意志”，“已不再能成其为大国”。一个说，美国‘“已失去朝气”，“作为一个种族，我们已处于灾难之中”。一个认为，美国是“一个生病的社会’”，“现状阴暗”。一个怀疑美国“从来就不是那么好”。
这些作者对造成美国社会目前状况的原因的分析和“解决”办法又各有不同：
那个神学家认为，美国的问题是“种族主义和富足中的贫穷”，原因在于美国“工艺”的过份发展。“物件的工具化导致人的工具化”，“人已经成为他自己的技术本领的最后目标”，而“机械地使自己处于灭亡的危险之中”。他的结论是，“只有宗教才能拯救美国”，如果“改变人们对工艺的态度”，“放慢脱缰之马的工艺发展”，就可能“出现进化而不是革命”。
那个行政学教授也归罪于美国的工艺发展。他说“工艺机器支配官僚政府的形式”，“工艺不只支配我们的生活”，而且“用一种我们无法抵拒的方式巧妙地改变了我们的伦理、甚至我们的个性”。美国已经变成一个“仅仅是由关心自己的个人所组成的集体”，目前已处于“精神上软弱无力的的阶段”。
那个社会系主任把美国的问题怪罪于美国的老祖宗，他说，从美国移民时代开始，美国移民中就包括“那些本人在和他们祖国的社会条件对抗中没有取得成功的人”，从那时以来，国家面对生活的方式大部分是“逃避、躲避和回避”。他说，美国的“个人主义”意味着“杀戮和竞争”，解决办法是，“改变人们的准则”，实现“合作和享乐”，“打倒自我依靠，提倡乌托邦社会”。
那个作家认为，美国的问题是“住房、运输、环境和保护消费者”。他认为“解决”办法“不是去寻找更好的准则，而是忠于我们所申明的那些准则”，“只要唤起意志，卷起袖子来干，就可以在传统范围内解决困难”。《时代》杂志的评论认为他的话“有点引人高兴的虚伪造做”。
《时代》杂志书评说，过去人们说美国是一个年青的国家，“而现在，突然之间，甚至没有经过过渡的中年时代的有好也有坏的时光，人们就提出问题：美国的年青的‘实验’是否已几近完结了”。“在过去几次发生麻烦的时期，即使是美国最严厉的批评家通常都认为，他们对之摇头的那个令人失望的孩子（指美国社会——本刊注）仍然是个活蹦乱跳的家伙，仍然有充分的时间来改善它的举止。现在，看来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