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二十八日刊登保罗·沃尔为该报写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苏联采取了非同寻常的保密，这表明领导人当中意见分歧，甚至或许是混乱。
十二月十五日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向党的中央全会作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一直没有发表。
三月三日苏联报刊提到了“中央委员会、部长会议、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给“所有党组织、国家机关、工会、青年组织和苏联工人的一封信”。
这封没有先例的信的确切内容从未透露过。
现在所知道的只是这封信要求增加压力，以加速生产和加强纪律。
虽说，这种作法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现领导的风格，但保密的严密程度，同中央委员会书记波诺马廖夫这样一些党的领导人所提出的关于明确和公开的要求是相矛盾的。他是在一月份的一次国际理论会议上提出的，并且军队的报纸和其他的军队杂志也一再提出了这些要求。
另一个不寻常的现象是，甚至在莫斯科的共产党记者也一点不了解这些秘密文件的内容。
在对许多问题的公开辩论——是在勃列日涅夫的报告和联合信件之后开始的——中，发表了越来越多的互相对立的观点。
这种意见纷纭的情形现在已不是很新鲜的事，但如此喧嚣地发表相互对立的见解却是少见的。
有文章谈到“党纪”松弛，而这一点是报刊上所不常提及的。《党的生活》的一篇社论间接批评了党的领导。这篇文章论述了“改善国民经济管理”的必要性和“加强培养、教育各级党政干部”的必要性。
在讨论十二月中央全会的结果时，《党的生活》提到了“列宁的作风”，坚持认为必须“不断地改进党务工作的方式方法”。
那篇社论说，“党的领导最重要的是善于应用批评和自我批评。”可是，没有听到勃列日涅夫作过任何自我批评。
不管怎样，有经验的东欧观察家认为，《党的生活》的社论是一个迹象，表明在相当高级的、有影响的党的官员中存在着反对现在这位党的领导人的情绪。
另一个迹象是《真理报》一月二十日的社论，不寻常地赞扬了“年轻的共产党人”，其意图或许是要对现领导提出含蓄的批评。
在这之前五天，《真理报》重复说，人民检查机构发现有领导人大搞“奢侈”来布置他们个人的办公室。
一月十日《真理报》抱怨高级官员大摆“阔气”，用了国家的钱来购置个人财产。
虽然难于确定这些批评是针对那些党政官员，但路人皆知的是，在高级领导人中，勃列日涅夫是早就有讲究吃喝的名声的一个人。
在最近几天里，在报刊上较少提到勃列日涅夫的名字。《真理报》三月二十三日再次概述了这位总书记在十二月份的讲话中提出的批评，但没有像往常那样提到勃列日涅夫。
比较有意义的是，生活相当豪华的总书记和稳重的柯西金总理之间的明显对照。勃列日涅夫的个人作风，很难得到政治局的老前辈苏斯洛夫的喜爱。
谁也不知道苏斯洛夫目前的政治地位如何。据说苏斯洛夫身体不大好，但这决没有阻止他在幕后采取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行动。
美国和欧洲的大多数有经验的研究克里姆林宫问题的人一致认为，苏联领导人在经济和其他方面再次遭遇了“混乱”。
【本刊讯】英国《观察家报》五日刊登了该报记者穆拉尔卡四日从莫斯科发回的一篇文章，题为《克里姆林宫四个高级领导人被解职》，摘要如下：
自从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一九六四年十月接管了赫鲁晓夫的权力以来，对俄国政府内的高级领导人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清洗发生了。
莫斯科的四个与宣传和意识形态问题有关的部门的负责人被解除了职务。
他们是：斯捷帕科夫，五十八岁，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
麦西亚泽夫，五十岁，国家广播和电视委员会主席。他可能将被任命为驻阿根廷大使。
罗曼诺夫，六十二岁，国家电影业委员会主席。他因为年龄关系，将退休。
米哈伊洛夫，六十四岁，国家出版委员会主席。他也将退休。
官方没有宣布这些变动，但人们普遍都知道他们被解职了。例如，麦西亚泽夫的副手阿列克谢·拉波辛早已担任广播委员会的代理主席了。
虽然这些变动显然是在两星期前的一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决定的，但迄今尚没有说明为什么这四位官员被撤换。
耐人寻味的是，据说不久前仍在负责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彼奥特·杰米契夫现在主持的是科学和技术的工作。
可能在意识形态部门再进行一些人事更动，也可能在新闻机构中的主编和社长一级再进行一些人事更动。
人们广泛认为，中央将成立一个部来控制所有这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而文化部将仍然单独存在，其他所有的委员会很可能变成由一位相当高级的党领导人领导的一个庞大的新闻部所属的部门。中央委员会内也有可能相应地整顿组织，中央委员会是对意识形态工作负最后责任的。
把电台、新闻和电视机构精简到由一个领导人来管辖的地步，预示着今后意识形态工作方面的纪律将更加严格。把重建意识形态机构的工作作为在列宁诞生一百周年庆祝活动结束前的一个紧急措施，这个事实有助于证实这样一种印象：这个工作即将在新的领导人的主持下进行。
【合众国际社联合国四日电】柬埔寨外交部昨天通知联合国，它已任命钦迪为其驻联合国新大使。这封信说，前大使胡森巴已经被撤职。
在钦迪抵达之前临时代办屋谷沙拉将负责这个使团的工作。
这里对于柬埔寨新任代表的情况不了解。在六十年代初期钦迪是驻莫斯科大使，有一个时期他是柬埔寨内阁阁员。
吴丹星期五会晤了苏联大使马立克和英国的副常驻代表沃纳（英国代表团的远东问题专家）。有消息说他们讨论了柬埔寨问题以及可能恢复去年应西哈努克要求停止工作的柬埔寨国际监督委员会的问题。
本周早些时候，吴丹还同印度的大使萨马尔·麦和副常驻代表特贾举行了会谈，印度是国际监督委员会的主席。
英国和苏联是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的两主席，有消息说吴丹还鼓吹举行类似新会议的可能性。
此外，据说吴丹还在讨论召开安理会会议讨论柬埔寨新政府关于派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去柬埔寨的建议的可能性。马立克在会晤吴丹后同安理会四月份主席雅各布森进行了商谈。
【路透社联合国纽约三日电】秘书长吴丹今天分别召见了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两主席——英国和苏联驻联合国大使讨论柬埔寨局势。
柬埔寨已要求英国和俄国重新召集三国组成的国际监督委员会会议。
英国大使沃纳今天通知吴丹说，英国支持这种主张，但是现在一切都取决于苏联的反应。
但是，今天也同秘书长进行了会谈的俄国大使马立克据信已表明莫斯科还不能对柬埔寨的要求作出答复。
【美新处华盛顿三日电】《华尔街日报》刊登的基特利的报道写道：
……华盛顿的一些官员希望……美国或西贡士兵更大规模地进入柬埔寨庇护所，在那里，河内隐藏了成吨的武器和其他军用补给品。此外，还存在着一些要求赶快向金边提供武器援助的压力；虽然新统治者还没有要求给予这种援助，他们已经作了一些暗示。如果要提供昂贵的军用品，预料接着很可能提供财政援助，以便使当地的经济能够存在下去。
美国的一位对越南战争很有经验的高级将领主张美国卷入柬埔寨，他坚持认为，如果柬埔寨不让共产党人得到庇护所的话，共产党人是无法在西贡周围和湄公河三角洲继续作战的。他说：“要是没有这种庇护所的话，河内将很快发现它无法继续实行它目前在战争中实行的战略。”
特反对意见的人不否认这一点。但是他们警告说，朗诺政权很不稳，它的军队效率很差，被赶下台的亲王的威信很高，因而美国卷进去是根本行不通的。这一派人认为，长远的结果可能是否定的，会导致金边有一个敌对的政府，而共产党的基地将仍然牢牢地保持下去。
即使柬埔寨危机能在美国不采取新行动的情况下消失，老挝问题肯定不久会再次出现。战线拉得太长的北越军队已暂停消灭王宝将军的部落军队的战役，而让政府方面收复桑通美国援助总部。但是据信这种停顿只是暂时性的，是为了等待新的补给品和援军从河内到达。这里的专家预料激战将会恢复，王宝将军在武器方面将处于很大的劣势。
如果出现这种局面，外界援助的问题就会重新出现。邻邦泰国看来愿意把自己的军队派到老挝去，这在很大程度上将是为了不让北越人逼近它自己的边境。但是曼谷不知道如果这招致河内或北京把战争升级的话，美国人将做到什么程度。如果美国的盟国泰国直接遭到进攻，美国会派自己的军队前去吗？可能要谋求某些保证。由于总是情不自禁地要再为老挝做一些事情，因而可能出现华盛顿既不愿意也没有料想到的那种卷入的局面。
至于越南问题，据极不正式的（但是人们普遍相信的）消息说，某些美国高级将领希望让驻越南的七十八个美国机动营全部再在那里呆半年左右，而不同意在四月五日左右再撤出军队。众所周知，参谋长联席会议一直劝告尼克松使撤军的速度比迄今所选择的速度慢一些。现在大约为四十五万人的军队人数到四月中将减少到四十三万四千人，人们认为总统准备在今年夏天把其中多达七万人撤出。其中战斗部队将占很大的比例，这包括剩下的大部分海军陆战队。
这里有些人认为，然而国内政治斗争的考虑可能排除大规模地暂停执行撤军计划的可能性。公众关心的中心问题是美军的人数和战斗中的伤亡，要是暂时停止撤军，就会使得同国会发生政府非常希望避免的那些问题。
【本刊讯】美《新闻周刊》六日刊载了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朗诺政府已经要求采取第一个步骤。使国际监督委员会回到柬埔寨来显然是有意义的。
如果柯西金对“柬埔寨和越南之间可能发生战争”表示不安是出自真心的话，那么，俄国人是有力量大大地减少这种可能性的。
国际监督委员会回到柬埔寨将是第一个步骤，也许在目前可能做到的也就是这样。如果真的实现的话，那么，就为采取更多的引人注目的外交行动准备了条件。这可能采取由英国人和俄国人出面领导进行磋商的形式。而且最终就可能导致要求重新召开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来处理柬埔寨问题——或许同时重新召开关于老挝问题的扩大的一九六二年会议。
【本刊讯】美《国际先驱论坛报》四日和五日连续刊登了丹·摩根三日发自布达佩斯的一篇文章，题为《勃列日涅夫否认经济困难》，摘要如下：
苏联党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接见报纸记者时，间接地反驳了关于莫斯科存在着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困难的消息，今天这里刊登了这篇罕有的对记者的谈话。
勃列日涅夫说：“苏联的局势是稳定的。苏联人民十分自信地展望着未来，决心实现已定的计划，即奠定共产主义的物质和技术基础”。
就在他抵达布达佩斯参加庆祝红军解放匈牙利二十五周年的活动之后的第二天上午，匈牙利报纸《人民自由报》刊登了他对记者的这篇谈话，这是不寻常的。
鉴于这个党和国家的节日具有“国际”性，他决定稍微详细地解答关于苏联国内形势的一个问题，这一点在匈牙利人士看来是意味深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