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3月9日参考消息 第3版

    【中东社安曼六日电】巴勒斯坦武装斗争指挥部在昨晚举行的紧急会议上,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对付以色列在黎巴嫩边境上的新的侵略活动。
    会议讨论了黎巴嫩南部在以色列最近提出警告之后出现的局势。
    【路透社贝鲁特六日电】最大的巴勒斯坦突击队组织——法塔赫今天否认它曾从黎巴嫩南部撤出过任何游击部队以避免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的危险。
    法塔赫在这里的一位官员说,没有进行撤退,军事活动仍在继续中。
    【美联社安曼六日电】巴勒斯坦游击队今晚起誓要坚守他们在黎巴嫩南部的阵地,尽管以色列扬言要进行报复。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一位高级官员说,游击队不打算离开黎巴嫩。他说:“巴勒斯坦抵抗力量有权从每一个阿拉伯国家打击敌人。”在黎巴嫩南部的游击队说,以色列已在边界沿线集结部队。
    以色列曾扬言要反击黎巴嫩,除非它采取措施,制止游击队活动。


    【法新社安曼三日电】(法新社特派记者:弗郎索瓦·马齐尔)巴勒斯坦各解放组织,由于它们至少在两个阿拉伯国家中驻有自己的武装部队,它们对这些国家的人民的影响,它们对以色列进行的残酷的游击战,它们的人数的不断增加,它们的生命力,还有它们所拥有的种种支持,所以在中东的政治舞台上显示出日益强大的力量。
    这个地区的观察家都注意到这支新力量的出现。此外,各巴勒斯坦组织日益受到左的、极左的,或者甚至是“革命”的意识形态的熏陶,它们对于保守的阿拉伯政权构成巨大的危险。
    许多巴勒斯坦干部说:“我们的斗争既针对各阿拉伯反动政权,也针对犹太复国主义”。
    巴勒斯坦的抵抗运动的力量的源泉是它在阿拉伯人民和在巴勒斯坦人民中享有巨大的声誉。在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年的心目中,“敢死队”是孤胆英雄,人们最敬佩他们。
    在贝鲁特美国大学里读书的一名阿拉伯女学生自豪地说:“为解放而斗争的每一个战士都是我们的罗宾汉(本刊注:英国人民心目中的中世纪的绿林豪杰)。
    当人们在约旦或者黎巴嫩的一个阿拉伯村庄(仅仅举这两个国家)停下来,同一个小孩子谈话,问他将来愿意做什么时,回答永远是一个,他挺起胸膛回答:“我长大了,要做个敢死队员”。
    挤在难民营里或在靠近各大城市中心的贫民区里勉强维持生活的一百五十万难民,没有放弃回到巴勒斯坦的希望,在他们看来,他们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上。
    但是,值得提到的一个现象,就是敢死队员在非巴勒斯坦的阿拉伯群众中所享受的敬佩。“巴勒斯坦革命战士”在这些群众中一直是颇得人心的,因为在一九六七年的惨痛失败之后,他们首先能够举起倒下了的“阿拉伯民族”大旗,并且展开战斗。使他们在非巴勒斯坦人中特别得人心的,还因为他们目前宣称造他们称之为“阿拉伯封建主”的反。在约旦的许多农村中,农民已经组织起民兵,由敢死队发给他们武器。
    居住着三千人的一个村子的一个负责人对我们说:“敢死队使我们见到光明。过去我们是驯服的和瞎了眼的农奴,现在我们是造反的农奴。在这里全部的可耕土地是属于在安曼过着非常奢侈生活的三个地主。每年在收割后,他们派出武装的管家拿走三分之二的粮食。今天,我们也有武器”。他以坚定的神色把一枝冲锋枪紧握在手中。经常在村里经过的敢死队留下了阿拉伯文的书籍,这种书放在村里青年人集中的一个地方。所有这些译成阿拉伯文的小册子讲的都是“革命战争”和争取解放的武装斗争。这些文章的作者是胡志明、列宁和毛泽东等人。敢死队向这些乡村里派出“巴勒斯坦红星月会”医疗队,还派遣教员进行扫盲工作。
    在人民中间进行的这种宣传,人们根据自己的立场,或称之为“共产主义理论宣传”,或称做“为唤醒人民群众而斗争”。这种宣传工作是在合法当局的眼皮底下干的,这些当局已经无能为力加以干涉。
    由于这种意识形态的宣传员就是敢死队员,所以行政当局实际上束手无策。在那个地区,敢死队的称号比护照或通行证更有价值。“巴勒斯坦革命者”可以好象根本就不存在边界似地畅行无阻,他带着武器到处走动,他们在安曼市中心区,建立设有工事的堡垒,设立武器库。他们渗入到乡村、直到沙漠中的贝都印部落中,散发成吨的宣传暴乱的小册子,并且建立武装民兵。在约旦,保守的政权对这些活动意见极大,但是,它制止这些活动的一切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约旦政府中的“强硬”分子和各巴勒斯坦组织最近之间的危机就说明了这一点。只要一位士兵或警察企图讯问一位在街头上散发敢死队传单的人,街头上立即就爆发一场小型暴乱。此外,自从这场危机以后,敢死队可以完全自由行事,他们在约旦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
    许多阿拉伯或穆斯林国家的革命者,或者极左的知识分子、积极分子利用这一形势,参加了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对他们来说,“闹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反对阿拉伯封建主”,他们私下承认解放巴勒斯坦已退居第二位。他们说:“我们之所以来,那是因为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受到迫害,我们到了这里就能够行动,能够做有益的工作”。人们可以看到伊拉克人、摩洛哥人、黎巴嫩人、沙特阿拉伯人、甚至土耳其人,土耳其人因为不会讲阿拉伯语,因此他们要与其他同志互相了解有困难。在较小的规模上,这种由同一种意识形态团结起来的各国的战斗员组织的集体不能不使人回想起在西班牙战争时的国际纵队。
    这些人在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中,尽管是极少数,但是,谁知道将来他们对于这个运动将起多大影响。但是,不管是流亡的巴勒斯坦人,还是在以色列国家四周地区的阿拉伯群众,都越来越受到这些人的革命影响。


    【本刊讯】东德《新德意志报》六日发表了一篇题为《破坏的火毒化会谈气氛——就西德反对斯多夫—勃兰特会晤的宣传攻势作几点必要的说明》。摘要如下:
    西德报纸企图以有目的的、日益加紧的宣传攻势来破坏为筹备斯多夫和勃兰特会晤举行的技术性会谈。这种做法的意图显然是要通过毒化气氛和提出不能接受的先决条件来扰乱技术性预备会谈,并向亿万西德公民和国际公众歪曲报道会谈的实际进行情况。
    西德报纸,特别是施普林格康采恩的报纸就集中火力破坏技术性会谈,这是受他们的后台指使的,其目的是要阻挠这次预备性会谈的成功。各种泄密现象究竟是从波恩的哪个渠道来的,这些东西被西德报纸用来开展一次宣传攻势,破坏商定的保守会谈秘密的制度。如果西德的编辑部已经得到指示,要向他们的读者报道渗杂着煽动、虚构和真实情况的新闻,那末显然有必要首先谈一些真实情况。
    比如,施普林格的《晨邮报》宣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要求联邦总理取道布拉格或哥本哈根,而在第一次技术性会谈中,就同意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方面提出的建议:勃兰特坐火车从联邦共和国进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它的首都柏林。
    西德方面曾要求勃兰特及其随行人员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都示威性地到西柏林去。这显然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首脑谈判有关系,是要强调所谓西柏林属于西德联邦共和国。任何一个严肃的政治家都不能设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会允许这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众所周知,西柏林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按照有效的国际法的规定,它不是西德联邦共和国的一个州,也不能由西德联邦共和国管理。勃兰特先生不可能认真地期望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会同意这种违反国际协定的行动。另外还有一点:这样做真正会破坏行将举行的四大国关于西柏林的会谈的准备工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没有要破坏这次会谈的准备工作的意图。


    【德新社波恩六日电】西德总理勃兰特今晚用了他的职位的全部威信来帮助避免一场正在关于实现他拟议中同东德总理斯多夫举行的有历史意义的会谈问题上发生的危机。
    两个发言人,一个在波恩,一个在东柏林,似乎在这个会谈由于东德党报出现了剧烈反波恩社论而是否能够开始的问题上发生了冲突,于是勃兰特亲自进行过问了。
    勃兰特发表电视谈话,他在谈话中强调指出,东柏林会谈必须在不提出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举行。
    总理指的是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东柏林将继续坚持要勃兰特乘飞机直达东柏林,而波恩则坚持认为,他通过西柏林到这个城市的另一半去是为了使西柏林人得到某种必要的鼓励。
    勃兰特说,他希望东柏林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打消“提出不能接受的先决条件”的念头。
    勃兰特说,他本人已经清楚表明,“我不能接受任何先决条件”。
    他又说,东德政府通常是必定强调它有遵守国际惯例的愿望的,因此,坚持要人或是企图要人“按哪条路线走”似乎是异乎寻常的。
    如何到达和离开的问题不能单方面决定。他又说,目前为实现他同斯多夫的会谈而举行的技术性会谈仍然悬而未决的问题,仍然包括了一些“连系在一起的问题”。


    【德新社波恩六日电】东西德今天在它们对它们各自的政府首脑在东柏林有历史意义的会谈是否要举行或是这个倡议是否要据说是由于一个礼仪上的争端而得不到预期的结果的估价方面发生了冲突。
    第一个说出这个会谈有可能取消的是波恩,它的政府发言人阿勒斯今晚在一次向电台发表的讲话中说,鉴于昨天出现了尖锐反波恩的社论,东德政治局的一些委员似乎(对会谈)改变了主意,认为最好完全取消,就象东西德政界人物之间预定举行的一次对话那样。
    阿勒斯表示异议的这篇社论登载在今天的一期东德党机关报《新德意志报》上面,文章谈的是勃兰特的路程问题。
    阿勒斯说,这被“极力渲染”为可能是打算破坏会谈的。
    阿勒斯在谈话中说,鉴于这一点,在九日在东柏林举行预定的预备性会谈时以较大程度的怀疑态度来看待问题是相宜的。
    阿勒斯又说,《新德意志报》认为,如果勃兰特选择从东柏林通过西柏林回到波恩,就会违反了国际法。这种说法纯粹是一种“奇怪的借口”。
    阿勒斯说,如果东德政权邀请总理但是又指定他应当从那条路去,那就“近乎是荒谬”的了。
    在被直截了当问到阿勒斯本人是否认为本月将举行勃兰特—斯多夫会谈时,他说,波恩始终是设想东柏林将希望贯彻它的倡议的。
    阿勒斯说:“在看到今天《新德意志报》的社论之后,我已经对我的估价多少有点没把握了。”
    阿勒斯强调指出,西德政府和勃兰特本人将感到“非常遗憾”,如果他本人同斯多夫之间的会晤并不举行,如果有关的东柏林权力问题使得未能举行会谈的话。
    阿勒斯说,如果有人是如此认真对待这种会谈,以致就象斯多夫那样在他的请柬中说这个问题是和战问题,但是却又突然“允许这种会谈搁浅下来,或是感到他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让其搁浅”,那就确实是“可笑的”。
    阿勒斯说,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会清楚表明东柏林的政策确实是“脆弱和不认真的”。
    同阿勒斯的谈话鲜明对照的是,东柏林的一个高级官员今天表示意见说,尽管发生了困难,计划中的会谈仍将举行。
    这位官员说,今天《新德意志报》的社论不是针对勃兰特或政府的,而只是针对西德报纸发出的“排炮”和针对会谈的。
    关于拟议中的勃兰特和斯多夫之间的会谈的礼仪争端,这位官员说,不管怎样,东德政府认为不给予勃兰特以通常是给予政府首脑的“全部礼仪”,并不是为了不强调这个会谈的重要性。
    关于这一点,这个官员说,作为勃兰特访问的仪式的一部分而检阅一个军事仪仗队将是不合适的。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