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八日刊登一篇文章，标题是《美国在同中国的会谈中慢慢从事》，摘要如下：
共产党中国同美国的外交对话已进入暂时休会状态，而据美国政府估计，中国人同苏联的谈判仍然陷于僵局。
会谈是在中断了近两年以后于最近恢复的。
政府认为同中国的谈判是一种长期的努力，其目的在于鼓励北京逐渐回到国际大家庭中来，因此预料不会有很快的或惊人的结果。
华盛顿收到的情报机构的报告说，去年十月二十日在北京开始的谈判“丝毫”没有取得进展，虽然苏联首席谈判代表库兹涅佐夫已在一月返回中国首都。
这些报告说，之所以出现僵局，是因为中国坚持在就有争议的边界问题举行进一步谈判之前，中苏边境两侧的军队必须先行撤退，以便形成一个类似某种非军事区的地带。
有消息说，苏联已拒绝这样做，理由是谈判应当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进行。据估计苏联在中国边境一带保持了三十个陆军师。
【本刊讯】英《外事报道》五日刊登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泰国外长科曼在上月访问美国时提出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原则。他相当坦白地说出了他对东南亚的看法。
（一）尼克松主义在原则上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科曼本人担心到头来新的主义最后成为“撤离政策——或者说得轻些是脱离接触政策”。
（二）亚洲人不能坐着不动，“等待末日的到来”。因此，他们必须加紧努力为区域性协作和共同自卫作出有效的安排。
（三）这样做了以后，他们应该再召开一次万隆式的会议。（万隆会议是亚非国家在一九五五年举行的会议，有中国参加。）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在于看一看中国在面对一个努力促进共同的经济利益的非共产党国家联盟或者区域性集团的情况下，“是否不会情不自禁地放弃强硬路线，而采取较有利的和睦合作的方针。”
（四）如果（甲）中国仍然采取执拗态度（这种可能性很大），（乙）美国人愈来愈多地从亚洲撤退，那末亚洲非共产党国家就必然会认真探讨俄国人在去年夏天提出的一项初步的建议，这项建议主张建立一个苏联在一定程度上参加的“亚洲安全体系”。
国务院和尼克松的白宫助手正在琢磨这位泰国部长的想法。人们对他提出的指导原则感到的兴趣增加了，因为这些指导原则正是在老挝危机发生和美国重新试图通过华沙大使级会谈建立同北京的对话时提出的。
在目前，科曼提出的由东南亚国家集体倡议举行另一次万隆式的会议以探索中国的意图的建议好像是一个石子，在外交池水中引起了颇大一片涟漪。在一九五五年的万隆会议上，中国提出了它的著名的五项原则。
政府将在华沙就同中国人达成临时协议问题进行小心的探索；因而“和平共处”的调子可能重新出现。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人和中国人都将在一定程度上使俄国人摸不透底细。
【本刊讯】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关西本部友好商社小组发行的刊物《友好和贸易》在二月二十日一期上发表了该组业务科长兵头义清的访华报告，题目是《中国面貌一新》。摘要如下（文内小题是原来的）：朝气蓬勃的北京
经过二十年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过在世界上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这种变化和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尤为显著。
在首都北京市内，正在迅速地进行着改建和新建工程，修建着美丽而整洁的街道。
商品也是极为丰富的。除了新鲜的各种肉类、蔬菜、水果以外，还有时装、日用百货、自行车、半导体收音机、电视机、医疗器械、照像机等，不胜枚举。总之，为一般工农所喜欢的日用品是极为丰富的。
物价稳定，不仅不涨价，而且几乎都在降价。就拿医药品（不论西药还是中药）来说，从八月一日开始平均降价百分之三十七。链霉素等降价百分之六十三。因为这是和统一全国价格结合进行的，所以对于农村、偏僻地区的农民和少数民族来说，尤其是受到了大幅度降价的好处。从去年一月一日开始在农村建立了医疗合作制度，这项制度的加强和发展将发挥巨大作用。这些情况，对于为物价腾贵和公共利益受到损害而苦恼的日本来说，是多么令人羡慕啊！
如所周知，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大量地印刷和出版了毛主席的著作，这对于使全国人民掌握毛泽东思想起了很大作用。最近又出版了很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这可以理解为是为了更正确更深刻地领会毛泽东思想。
此外，从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两大革命运动的需要出发，有关自然科学的书籍也在开始大量地出版。农村的惊人的变化如所周知，中国在遵照毛主席所教导的“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进行着经济建设。其结果，使今天的农村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人民公社也在大量地建筑着农民的住宅。被认为是农业之本的水利问题，在北京周围已经基本上得到解决，可以做到旱涝保收。不论那一个人民公社都有农业机械修理工厂，不仅能修理而且能制造农具。插秧机就是一例。而比这些更重要的是人们的精神面貌有了显著的变化。
一位农民在说明取得上述那些巨大成就时，有一段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在建立了新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之后，如果不有意识地建立起与此相适应的‘公’的思想，那还是要走上个人主义的道路，从而使新的制度垮台”。刘少奇的路线就是要用物质刺激把农民引向个人主义的倒退的道路。
经过文化大革命，现在中国的农民发生了变化。他们懂得，为了革命，为了全中国人民、为了全世界尚未解放的民族和人民而种田，是使自己真正得到解放的道路。过去在作农活之前先定工分，然后再干活，而现在在作农活之前，先谈论有关劳动的想法，研究怎样才能同心协力地多、快、好、省地干，然后就下定决心一鼓作气地干起来。每个人的工分通过每个月的“斗私批修”来自己评定，最后由大家互相议定。
我认为，在这里集中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经过文化大革命解决了什么问题。他们正在培养着新型的农民的接班人。
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精神面貌的变化大大地促进了生产。
不论那个人民公社，看来都存有够几年用的储备粮。我认为这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新的技术和发明层出不穷
由首都钢铁公司工人倡议而展开的社会主义革命竞赛，在武汉、包头、太原、重庆、鞍山、上海等钢铁工业领域得到了推广，目前正在整个工业领域中推广着，获得了巨大成就。这一运动不是单纯地追求发展生产，而是具体实现“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是作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而展开的。它包括的内容有，领导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使政权机构和群众密切联系、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以及通过内部三结合（干部、工人、技术人员）和外部三结合（制造工厂、加工工厂、研究机关）来改进技术和发明创造等。
当前，这项运动正在结合“九大”提出的各项任务，结合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权中之权”
——党的整顿和建设进行着。经过党员和一般群众的讨论，选出最优秀的人作为党委会的委员，建立新的党委会，这个党委会作为革命委员会的核心，进行着更加强有力的一元化领导。这就使七亿中国人民紧紧地团结在以毛主席、林彪副主席为中心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周围，团结各族人民，促进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获得成就。
所有这些成果，形成了今天中国的飞跃发展的局面。
展望一九七○年，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将取得更加巨大的胜利，它将给亚非拉各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中国的国际威信肯定会迅速提高。
现在，中国成了在世界上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唯一的国家。对外政策不变
回国以后，常常有人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现在“中苏会谈”又开始了，“中美会谈”也在举行，这样看来中国是否改变了政策，开始推行灵活的外交？中国的意图究竟在那里？佐藤首相也说要以“向前看”的姿态来对待日中关系问题，对此中国有何反应？关于这些问题，由于我没有同中国友人谈过，所以不能不负责任地随便说，但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所采取的对外政策和方针来看，我认为可以抓住问题的本质。当然，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相应的对策，但我认为根本上没有变化。据认为，这次的会谈，事实上是因为企图重新瓜分和统治世界、在反华问题上互相呼应和勾结的美国和苏联，再用过去那样的横行霸道的政策已经对付不了文化大革命成功后的中国才举行的。
但是，如果对方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中国人民就一定要遵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反对侵略。
内外交困的苏联当局，已经束手无策，他们已经无法用寻常的手段来维持统治了。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和一系列的侵犯边界事件，说明了他们的焦急万状，但遇到了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击，遭到了惨败。他们陷入了更加孤立的、不得不设法乞灵于外交谈判的困境。进一步为恢复日中邦交而努力
从过去的可恶的战争的教训中，引伸出根据五项原则确立和平共处的国家关系的重要性。
日中友好贸易界应根据这些原则为建立日中两国关系而致力于日中友好，结束日中之间的战争状态，并为争取恢复日中邦交而努力。为此，当前要遵守日中关系的政治三原则，“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不应予以干涉，反对敌视中国和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致力于恢复日中邦交，并根据政治经济不可分割的原则促进日中贸易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