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齿轮座”剧团机关报《文艺战士》一月一日一期，在《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老巢开火！》的大标题下，发表了武井朱美与寺尾哲之写的两篇文章，文如下：是小资产阶级自我表现，还是从工农群众中集中起来？武井朱美
凡是“粉碎‘安全保障条约’文工团”公演过的地方，必定兴起自下而上的实际斗争。这是剧团正在彻底肃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影响的明证。
和战后工人运动的高涨相呼应，现场演出也活跃起来，自编自演，工人阶级开始登上了所谓的话剧舞台。正是在这个时候，斯坦尼“体系”披上了一件极其新鲜的伪装，开始统治了日本的戏剧界。这个“体系”在苏联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戏剧界是不可动摇的权威，也成了我们演戏过程中必须进行的修养。正是它阻挡了我们前进。
这是什么样的修养呢？我开始学习斯坦尼“体系”，从现在恰好要追溯到二十年之前。既然斯坦尼是一个“体系”的偶像，那末，我们演员的理想的形成与生活环境，也就必须是斯坦尼的《我的艺术生活》中所鼓吹的那套货色。我们好像宗教徒接受洗礼那样，战战兢兢地跨进了斯坦尼的神堂。据他说：演仙鹤的时候，就要从早到晚呆在动物园里观察仙鹤，素描仙鹤、研究它的活动；演螳螂的时候，就要从自己内心发现螳螂的丑态和它吃掉雄螳螂的凶相，并要触类旁通，如此等等。“体系”的这种极其低级的例子似乎是无聊的游戏。但这里面包含着有关世界观的重大问题。
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尽管在头脑中知道、但总抛弃不了“演工人是不合算的，是无意义的”这种情绪。然而，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纠正了我对工人阶级的认识。特别是当用毛泽东思想哺育起来的勇敢而又聪明的工人形象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才使我猛醒。从此，过去那条塞满了资产阶级的一切古董的讨饭口袋被撕得粉碎，我作为演员而感到骄傲的资产阶级王国才开始土崩瓦解。
我不会忘记，当我受到一个把斯坦尼“体系”奉若终生大事和金科玉律的著名导演的指导时，我曾经满怀豪情地住进了他的摆满演剧书籍的接待室。我也不会忘记，当我访问那个已经堕落为修正主义者、并散布无聊歌曲的“歌声会”的领导人时，他那美丽的靠垫和地毯给我的感触。这样，就在那种把工人家庭和资产阶级社会凝成一体的情况下，开始了我的演员生涯。他们认为，要掌握演员感觉的微妙性，必须有纯朴的感受。而且，这种感受必须是资产阶级的感受。一提起又黑又亮的钢琴，就一定要联想到下垂的雪白的花边，上面放着两三个光润的红苹果。他们宣传说：第一次访问日本的莫斯科艺术团里扮演《三姐妹》中的玛霞的演员，是工人出身，她越是成功地塑造出资产阶级的微妙的恋爱情感，就越是受到赞扬；即使是工人出身只要依靠斯坦尼“体系”，就能够有高尚的情操和精湛的演技。
但是，我们奋起进行反修斗争以来的实践证明，斯坦尼“体系”在工人阶级面前无异于空中楼阁。斯坦尼“体系”根本不承认有剥削的社会存在，是抹杀阶级斗争的，是一种修正主义的思想。它腐蚀要求解放的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使它们向往资产阶级社会，让工人阶级永远向统治者三拜九叩。因此，我们只有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和进行自我改造的过程中，才能够戳穿斯坦尼的庐山真面目。
那么，我们要在舞台上做些什么工作呢？当然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鼓舞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起来革命。还必须向群众学习，把它集中起来，再回到群众中去、给他们指明解放的道路。
在访华前演出的《野火》中，主人公茂助决死同官方斗争而同未婚妻筱分手。在这个场面里，筱也是热泪盈眶地送别茂助。我也以每天在舞台上流泪为乐，并且自我陶醉。
但是，必须铭记，我在舞台上的这种态度在从事斗争的人民看来就等于十分可笑的愚矗行为。
在中国排演《野火》，使我们有一种清爽之感。就好象我们的紫黑色血液一滴一滴地被抽出，我们的内脏每一天都受到洗刷似的。中国的文艺战士们把我们看成是自己人，加以批评。不久，《野火》越来越燃烧起无产阶级的鲜红的思想火焰，《野火》新生了、苏醒了。我们扮演角色变成了一场层层剥去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之皮的斗争。《野火》最后一幕有一个场面是把父亲克平送出去，筱自己也当了传令员向村外走去。但回国以后发现，这一段描写方法大大落后于群众的斗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工人既把自己当成革命的动力，又把自己当成革命的对象，即使是一个人也敢于起来斗争，鼓舞激励群众。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女青年筱被她父亲老而益壮、立志改造社会的革命精神所感动，进一步坚定了斗争意志，出去传令。这种描写方法是消极的，暴露了还有前场戏中和茂助告别的那种影响。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肩负着积极改造世界的任务。因此，决定离别场面的重点放在鲜明地突出自觉地带头开拓世界这样一种思想上。
另外，关于应该描写什么以及如何描写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彻底粉碎对斯坦尼“体系”后期鼓吹的“最高任务”这一货色所抱有的幻想。这里包藏着资产阶级企图垄断文艺的阴谋。因为，斯坦尼所谓的“最高任务”宣扬说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其实这是欺骗人民，是最后的一块遮羞布。
他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内心世界感兴趣，避免描写无产阶级，打着所谓“要捍卫教育之灯”这样一个“最高任务”的旗号，描写了进步教师。他们或者是描写了为战争责任问题而苦恼的有良知的医生和被轰炸者的和平愿望。这里丝毫也没有对敌人的进攻，只有微弱抵抗的姿态。这种既不从工农出发，又不改造自己的世界，毕竟还是资产阶级的世界。他们决不让偶然登场的工人谈论政治，而只能看到工人阶级的落后面被描写得活龙活现。他们对这些落后面产生恋恋不舍的感情。
这无非是小资产阶级眼里的工人形像。这种只强调工人阶级的落后面，散布人怎样进行改造也改造不了这样一种停止的论点，是同敌人制造的人类无论怎样努力也实现不了共产主义社会这种逻辑一脉相承的。（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一版）
但现实中的工人却不是这样的。我们“粉碎‘安全保障条约’文工团”，高举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旗帜，坚决投身于工人阶级斗争的急流洪涛，集中了光辉的英雄形象，早已彻底烧毁了资产阶级送给我们的这些破烂货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一定要把斯坦尼“体系”从文艺界清除出去！打进我头脑里来的资产阶级的尖兵寺尾哲之
齿轮座剧团奋起开展反修斗争以来三年期间，深入于工人、农民之中，一面学习工人农民的斗争，一面进行演出活动。这三年，也是我们为了真正地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创作无产阶级的戏剧，而同自己头脑中潜藏的资产阶级艺术观进行彻底斗争的时期。在这一斗争中，暴露了斯坦尼“体系”是同革命的戏剧创作格格不入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艺术理论；它过去曾经任意地毒害了我们，而现在又被宫本修正主义集团捧上了天。
我们在《野火》、《风暴》和《文化工作队》等十几个中小型作品的创作和普及活动中，艺术上得到了提高，并且取得了同观众的热烈交流和结合，这是过去受修正主义艺术理论毒害时期所想象不到的。特别是“粉碎‘安全条约’文工团”在演出活动中，把这种伪装革命的资产阶级艺术理论（披着虎皮的狐狸）打个落花流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他的信徒们，把排演场叫做“艺术的殿堂”，说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宣扬连脚步声和咳嗽声都要禁止的“剧场修养”。这是迎合小资产阶级的洁癖，而把演员完全限制在自吹自擂的艺术权威这个小圈子里。于是，有钱人家少爷小姐的那套修养，硬是要工人出身、贫农出身的演员去磨练，而且还要养成什么锐敏的、熟练的感觉等等。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大师叫嚷说：“肃静”、“不许吐痰”、“不许在附近烤鱼”。这完全是对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感情的侮辱。不管修正主义者怎样辩护，这个“体系”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
现在我们的排演场，可以听到各种行业的青年工人和老工人的豪放声音，这里也成了进行激烈讨论的地方。渗入工作服里的那种油漆味和油泥味充满了整个排演场。这些东西会妨碍我们的创作吗？没有那么回事情。这是多么好的使我们的精神得到振奋的创造性的气氛哪！
另一个问题是，在那位大师的头脑里，排演场似乎只能设在剧院里，或者在一个大的雅静的房间里，除此而外再没有别的地方。马达轰鸣的工厂的一角、集聚着港湾工人的俱乐部、司机和售票员的休息室等等，都是我们的好的排演场。在这里，我们不知受了多么大的教育；为了把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在艺术上集中地表现出来，不知同自己的私字进行了多少斗争。我们不是“从自我出发”，而是把立足点移到工人、农民方面，并且自从走上“从工农出发”的道路的时刻起，工人、农民就开始耐心地帮助和指教我们进行自我改造。舞台是否正确地反映出激烈的对敌斗争的焦点，演技同现实的斗争比较是否真实，演员在表演中的思想、感情是否真正是工人阶级的，是真是假，他们都严格地正确地给予判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害怕的正是这一点，正是工人、农民要领导他们这一点。他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威，就顽固地呆在排演场里。我在六年前曾在《烧伤的眼睛》（是描写一位因原子弹爆炸而失明的姑娘提高阶级觉悟过程的一出戏）中扮演她的哥哥——一位共产党员、国营铁路工人。我为了表演这位共产党员，曾经追求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说的被称为“角色和自己的接点”、“作为人的自己的优点”、“角色的种子”的东西。结果，我为了拼命地“创造角色”从自己的心灵中找出了什么东西呢？我依据对待母亲和妹妹的那种深厚的怜悯心和同情心、在斗争遭到挫折时一声不响地忍耐到底的那种姿态等等，就是依据着自己心灵中的小资产阶级的“善良”和人性的东西，去接近角色，去发展自己心灵中的工人式的东西，当时，我也曾经说要向工人学习。但是所谓向工人学习，是为了补充自己心灵中工人式的东西，就是说使它为小资产阶级的我所利用。就是要塑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庄重宣布的那种“钻进角色的皮肉”，即小资产阶级的灵魂钻进工人的皮肉，“既有优点也有缺点”、“革命的但也有缺点”的那种不象样子的英雄。
要为了彻底地向工人学习，为了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塑造英雄形象而改造自己。不这样，怎么能够塑造不怕死的、为人民的解放而斗争的、真正的共产党员的革命英雄形象！
在我的心灵中仍然残留着的这个“体系”的渣滓，还在为了使我远离革命的大道而暗中活动。它同我的灵魂中存在的软弱无能的思想、资产阶级的思想紧密地勾搭在一起。我在表演方法上，在很长时间就一直排斥“枯燥无味的理性”，而宠爱“可靠的感觉”。因为这样做容易，可以不经受改造的痛苦。这种演技“体系”就是培养资产阶级思想的温床。为在自己的头脑中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而进行的斗争中，这种演技“体系”就是打进我头脑里来的资产阶级的尖兵。
我们现在已经不需要依据那种“可靠的感觉”，而是依靠用“最正确的思想”来武装自己，依靠坚定地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紧紧掌握住角色的根本方面，来塑造革命的英雄形象。
在会场的门口有一位年老的码头工人满含着热泪，紧紧地握住我们的手说：“要坚持下去，不要忘记我这只粗黑的手！不要忘记我们！”
我们要把斯坦尼体系彻底、干净、全部地埋葬在战斗的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
【中央社纽约二十五日电】《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非洲记者亨特报道，看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坦桑尼亚处于可以在经济和军事方面起相当影响的地位。
亨特从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发出的一则电讯说，在经济方面，红色中国人有几项重要的计划。这些计划包括一个农具厂、一个国营农场、在农村各地的医生和友谊纺织厂。计划把这个纺织厂和这个国家的其他纺织厂联合在一起，使坦桑尼亚在纺织品方面在事实上达到自给自足。
亨特接着说，但是，由于中国承担了建筑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任务，所有这些计划都缩小了。
亨特还指出，红色中国由于迅速完成发展计划，在当地享有声望：桑给巴尔鞋厂在十二个月之内完成了；纺织厂在十八个月内开工了。
【本刊讯】喀布尔消息：喀布尔的主要报纸二十三日在头版刊登了有关巴格拉姆棉纺厂的消息。
消息说，这个厂的造价是四亿二千三百万阿富汗尼，这笔钱是由中国提供贷款的，它将在一个月内正式举行落成典礼，这个厂每年将生产一千二百万米的布匹和八百吨的纱。这个厂的造价比原来估计的造价节约了一亿阿富汗尼，该厂在过去四个月的试产中已生产了一百万米的布匹和十五吨的纱。厂长还说，该厂生产的产品质量将比阿富汗其他工厂的质量好，但价钱不比其他厂高。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二十四日消息：
台北蒋帮报纸二月十五日刊出美国通讯说：美国政府很重视对中国语言的研究工作，委托了乔治城大学语言学院的中国语言系，协助修订美国国防语言学院的中文课本。乔治城大学最近表示，要与台湾蒋帮加强合作，交换有关人员，等等。
美国政府重视研究中国语言，不是最近才开始。据蒋报的这篇通讯中说：“美国国会通过的国防语言法案，中文已列为十几种重要的国防语言之一”，要“积极研习”。
距今十年以前，美国政府已根据“国防教育法案”，对美国的五十所大学给予经济援助，要它们发展研究华语的工作。
顾名思义，美国国防语言学院是为军事需要而设立的。据在该院担任教学的人写的、由台湾出版的一本书籍说，这个学院的最前身是美国第四陆军情报学校，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在旧金山成立，当时主要是研究日文日语。一九四六年，美国第四陆军情报学校改称为陆军语言学校，训练陆军人员学习日本、朝鲜等语言。
一九四七年，陆军语言学校内，成立了中文国语系，后来又增设了中文粤语系（粤语系学生人数，约为国语系的一成）。
一九五三年，中文国语系扩充，教员由二十余人增至八十余人。驻台湾的美国大使馆，并在台湾为该校招考了教员近百人，这一批人后来因某种原因，没有赴美。
一九六三年，美国陆军语言学校改组，隶属国防部，名曰国防语言学院西岸分校，而把另外的海军语言学院，改名为国防语言学院东岸分校。西岸分校中，一共有二十七个系；中文国语系、中文粤语系、越南语言系，都是主要的部门。此后不久，由于美国扩大越南战争，该校的越南语言系也随之扩充，教员与学生的人数都超过了中文国语系。
据一九五七年时的统计，侵台的美国陆军军官中，至少有六十余人，曾经在美国国防语言学院的中文国语系毕业。这又说明美军学习中国语言的目的。
一九六七年，美国国防语言学院西岸分校，新成立了空军中文国语系，专训练美国空军人员。
该校的教员，有不少是从台湾去的蒋帮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