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社莫斯科六日电】苏联军队报纸《红星报》今天报道，官方对火箭部队及重轰炸机部队在苏中新疆地区边界进行训练的质量感到满意。
这家报纸说，最近在阿拉木图举行的党、军干部会议认为，中亚军区部队的训练情况和士气良好。
最近成立的军区是由同中国西部有共同边界的三个苏维埃共和国，即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和塔吉克斯坦组成。
《消息报》说，“火箭和炮兵部队受到极好的训练，据认为去年发射火箭的情况，有百分之七十五是极为良好的。其余百分之二十五情况良好。”《消息报》又说，“战斗轰炸机第九团的飞行员在战斗的训练中取得良好的成绩。”
【本刊讯】英国《泰晤士报》三日刊登了马克斯韦尔的一篇文章，题为《苏联的威胁和中国的反威胁》。摘要如下：
（《泰晤士报》编者按：这是本报前驻德里记者研究中苏冲突的连载文章的第二篇，在这篇文章中他分析了两方现在看来可以作出的选择。军事和意识形态这两方面的争论中一个共同的主题是核武器和人民战争的对比。）
一九二九年，一支大约三个师的红军侵入满洲，使挑起那次进攻的军阀的军队遭到一连串失败，接着便很有秩序地撤回苏联领土。最近，担任俄国新建立的远东军区司令的那个将军追忆了一九二九年的那次事件，他在一篇文章中说，那次袭击的教训已开始被人们遗忘。莫斯科是否又在考虑采取某种同样类型——虽然其规模必然大得多——的行动？
据信俄国人在东方拥有进行这样一次打击的军事力量，这种力量也许足以使他们相信它可以获得成功。无疑，红军很熟悉它一九四五年进入满洲的路线；从东、西两边发动大规模的钳形攻势，然后在哈尔滨和沈阳会师。它拥有可以支持机动部队深入中国的装甲车和武器，有选择它自己冲越边界的地点的有利条件，在进攻开始后不久——或者甚至在进攻开始以前（像以色列那种类型的进攻）——极可能完全控制住空中活动。进攻也可能是越过阿穆尔河（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特别是在冰冻溶化之前）和从蒙古发起；以及不但进入满洲也进入新疆。
在发动这样的进攻的同时，还可能对中国的核设施，也许还有工业设施进行空袭。
沙皇俄国和苏俄长期来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要使新疆脱离中国；如果满洲遭到摧毁、新疆变成了苏联的卫星，那么俄国人很可能认为他们在一代人的时间内的安全就有了保障。无疑，俄国参谋人员中的鹰派为克里姆林宫所勾画的就是这样一幅图景。由于职业军人信心十足地策划的一场短暂的、无情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攻势具有人们熟悉的迷人之处，因此一次又一次地使本来会避免真正爆发一场持久和使人筋疲力竭的战争的那些文职政府也着了迷。
作为一种选择，苏联可能设法只用空袭和导弹袭击的办法达到它的政治目的，而使红军担当反击中国发动的任何报复性进攻的任务。最近俄国用华语向中国进行的一项广播警告说，“在一场核战争中，敌人可以在战争爆发时向一个目标国家的人口最稠密的地方进行非常强大的打击而无需派军队侵入。”俄国人一再说，如果他们打，那将使用核武器，这项广播暗示，对于他们将袭击的目标将不受任何约束。
对于这一切，无论是威胁还是暗示，中国的答复一向是非常清楚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中国将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是别人对它使用核武器的话，它就将用核武器进行回击（据信中国已经有一些战术核武器，还有热核炸弹）。对于俄国发动的任何袭击都将看作是战争，一旦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疆界；换句话说，中国就将在它自己选择的地方越过中苏边界进行报复。
中国的防御战略已经非常清楚，它的原则可以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找到——事实上，他的《论持久战》一文是非常合适的，如果把“日本”的字样改成“俄国”的话。在一个流动的、很长的战线上打仗，避免在敌人开始进攻阶段打仗；让出领土，让敌人侵入到甚至长城以南，如果敌人的冲劲使他能够侵入这么远的话
——因为在敌人的背后和周围都将是奋起的中国战斗性很强的群众，同入侵者打一场人民战争。“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运动战，持久战，拉锯战——一直到最后敌人的力量削弱，就能够在歼灭战中把敌人消灭。
林彪在一九六五年的一篇文章中重复了毛泽东的教导，这篇文章今天看起来好像是对苏联的一种警告：
为了消灭敌人，我们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主动地有计划地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只有把敌人放进来，人民才能用各种各样的行动参加作战，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
这些绝对不是抽象的原则，而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在长期的抗日战争和反对国民党的战争中加以应用而取得胜利的规律。但是这些原则对一个拥有核武器、并且残忍地甚至要对“一个目标国家的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使用核武器的敌人是否仍然适用呢？
在入侵者拥有制空权和由于掌握大量车辆、直升飞机和空降部队而拥有高度机动性的情况下，在广泛的战场上如何进行运动战呢？（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声东击西和突然袭击的战术是否会起作用？俄国人嘲笑说，中国“忘记了他们现在生活在原子时代。”他们说，持久战的理论是完全靠不住的。
毛泽东的教导说，在估计敌人时可能犯两个大错误：低估敌人，或是害怕敌人——二者都可能是致命的错误。目前没有这样的危险，就是在中国会有人忽视俄国人发动进攻时能够投入的力量，所以北京的一切宣传目的都是指示人民不要害怕这种力量的。对此俄国人斥为离奇的战争贩子行径。但是中国人并不否认战争的性质。林彪说：“我们懂得，战争会给人民带来破坏、牺牲和痛苦。但是，如果不抵抗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甘心作亡国奴，那么，、遭受的破坏、牺牲和痛苦将会更加大得多。”
核武器和人民战争的对比不仅是在朦胧出现的中苏军事对抗中的中心问题，也是它们意识形态争执中近乎中心的问题。如果承认优越的武器必然会取得胜利，那么对世界各地的革命还抱什么希望呢？但是中国共产党人由于他们自己靠战争取得政权而具有信心，他们指出，无数事例证明，“武器劣的打败了武器优越的。”人民的军队在开头只有梭标和大刀，后来有步枪和手榴弹，终于打败了拥有新式武器的军队。中国人举出越南战争作为证实他们的理论的最新事例，他们的理论是，决定战争的不是武器，而是“人的政治觉悟，人的勇敢和牺牲精神”。
对于核战争和人民战争孰优孰劣的辩论，最后答案只能从一场全面的中苏冲突的恐怖局面中得到。如果终于出现这种局面，更广泛的后果将是什么？
俄国迅速取得全胜的可能性看来非常渺茫，因此是不现实的。
如果苏联为了政治目的而使用核武器，就违反了自从一九四五年以来控制着核国家的那条自愿不使用核武器的纪律，这样就会创造一个先例，从而把保险闸门打开了。一场俄国的进攻发展成为一场从太平洋沿岸到中亚细亚的惨痛战争，将会对苏联国内和东欧发生深刻的影响。俄国对中国发动的任何袭击会产生什么后果是无法在事先详细知道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从而引起的战争所产生的全面影响将是平衡时期的结束。在这个平衡时期里虽然可能不很轻快，但是世人究竟已经懂得在这个时期里如何过日子。
教学剑桥
正当我在北京这里撰写本书的时候，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业已开始。成千成万的学生要求缩短学制；要求不要将考试作为记忆力的测验，而改为作为理解力的测验，以便协助学习；要求学习方法革命化，将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要求经常参加普通工作，不要把学生生活同群众生活完全隔离。他们说，现在的情况是他们白白浪费了一生最好的年月。我完全同情他们的态度，因为那差不多就是我在三十年前的想法。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学生坚定地同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有力量改变一切，而且采取有目的的步骤来促成这些改变，而我在当年只能做出一些不见实效的冲击。
当时，我很喜欢阅读作家莫姆的著作。由于他的生涯也是从医学学生开始，我们之间因此似乎有着共同的出发点。一天，我突然觉得莫姆可能就是我自己获得解放的关键。我还不到二十岁，而他一定年事已高，渐趋衰老。他一定觉得难以再到遥远而罗曼蒂克的岛屿去旅行！他一定缺乏新小说的材料！我不妨建议分工合作，由我旅行，由他写作。由我访问太平洋岛屿上的海岸瘪三、醉鬼、街女、沦落的传教士；由他把我提出的素材编织成动人的故事。他获得声誉和财富，我获得我的自由和开支。
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解释这项建议。
莫姆一定接到过千百封这一类毫无常识但是充满了热忱的信件，但仍纡尊降贵，覆信给我。他的回信很短，一针见血。他还没有衰老，不需要旅行替身，我应该完成医学课程，到了那时，如果我还想旅行，就不妨寻找一个轮船医生的职位。我读完很不高兴，把信撇开。话虽如此，我遵守了他的意见。如果我没有遵守，也许我永远不会到中国来，现在也不会写这本书了。
毕业之后，我被聘请到剑桥讲授解剖学。新被聘任的解剖学教授本来是我的老师，认为自己属于急进派。他决定扫清剑桥大学解剖系结织了多年的蛛网尘丝，他知道会遭遇到强硬反对，因此在未来的斗争中需要同盟者。我很愿意与原有权威有所争辩，便在春季学期开始，搬到剑桥居住，开始了学者生活。一切都很美好。剑桥是一个美丽异常、使人留恋的所在。工作很有兴趣，我发现我很能在学生中间引起共鸣。我跟着一位实验解剖学学者工作，协助他进行研究工作，从他那里学了很多东西。我的薪水对于我来说，要比所能贪婪想像的还要多，因为我可以汇寄一半给父母，还可以用余下的一半过得舒舒服服。我租了一所房屋，变成了一个照我看来可以说完全自由和独立的人。
每星期我必须在学院大厅中吃一次晚饭；那时，我坐在主宾席，由制服煌然的侍者服侍。食物份件既大又多，那一套旧式餐具则显得更大更多。晚饭以后，我们又聚到休息室，一边啜饮白兰地，一边聆听校长和他的阿谀者所谓精采谈话。最初，我还为这一套繁文缛节、为乔治王时代的烛台、为金边木框的油画（那些油画，由于数不清的雪茄及壁炉的柴火，已经烟熏火燎得黑黝黝无从辨认其缺点）而深为感动。但是，不久之后，这一切便味同嚼蜡了。到了学期中间，校长已经把他拿手的风趣谈话讲完，只好重新端出一些我们早在心中熟知的老话来款待我们，虽然如此，这些话照样还会引起哄堂大笑。假如校长还没有走，便有人离开休息室，那是不可想像的事；可是，我觉得如果我再留在那里不走，就一定会说出一些不大客气的话。
学期结束时，教授希望我留下，把解剖学当作一生的事业，并且开出了在七八年内给我教授职位的期票，作为引诱。
我在剑桥的日子过得很好，因此在最后决定之前，心里交战了很久。可是，我最初学习医科，乃是为了从事实际的医学，而不是为了获得一个安全而隐居的职位。在英国和在全世界，都出现了紧张和斗争的气氛。我认为应该投身于斗争中，如果还没有投身进去就先行设法躲避，那是懦夫行为。我知道，如果再在剑桥的消磨志气的学院气氛中过几年舒服日子，我就会陷入旧车沟里而无法离开。
我决定在伦敦我自己原来的医院里寻找一个住院医生的职位，专门负责外科，而且为皇家外科医学学会工作。但是，在安心接受一个长期磨炼的工作之前，我还记得莫姆的建议，便签了合同，在一艘开往中国和远东的货轮上，充当随船医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