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内瓦消息：瑞士法语电视台十三日组织一个节目。汉素音回答了节目组织者克劳德·托拉辛达的问题。摘要如下：
问：夫人，你刚刚访问了中国。你有机会见到中国的领导人吗？
答：我曾有机会见到许多中国领导人。
毛主席非常健康，我们在十月一日都见到他了，他精力非常充沛。他的视力很好。他走路很轻松，不需要任何帮助就快步登上楼梯。一年中他有七个月都是从一个公社到另一个公社，从一个工厂到另一个工厂，我想对于一位七十五岁的老人，这种健康情况我们都很羡慕，他很英明。文化大革命是彻底的革命
问：人们都有一种印象，即中国正处在巩固文化革命成果的阶段，那末，现在的情况怎样呢？
答：是的，但是，这并不说明一切都已经结束。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对人类的新创举，例如，在教育方面的行政改革和挑选入党者方面，都是由群众，就是工人和农民起一种卓越的完全参加的作用。例如，在革命委员会中有百分之六十的人，是被人称作为群众的人，那就是工人。不断出现一种完全新的体制。很难说有中止的时间。人们目前还在全力以赴地为实现这一工作而努力。
问：你所讲的是共产党，目前共产党不是正在进行某种改组吗？
答：这实在太惊人。谁要是到了中国，谁就可以看到，十七年来共产党内出现了一种倾向。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就采取了这种特殊的作法，就是号召他的人民起来造背叛了革命的党员的反，这些人是走过去的道路、走向统治阶级复辟的共产党员，他们不愿使中国所需要的革命原则有所发展，而中国为了进行工业、农业革命和建成现代化的国家是需要这些革命原则的。在中国，文化革命的问题，就是一个彻底革命的问题，就象你们所进行的彻底改革欧洲面貌的文艺复兴路线一样，使得一个封建的欧洲变成另外一个欧洲，就在此时你们进行了工业革命，文化革命，你们改变了你们的思想，你们变成了科学者，你们学会了一系列的东西，你们用二、三百年把所学到的东西都进行了改变。而中国要进行这一些活动，只用十年，仅仅是十年，这个文化革命，为此，知识分子、工人、农民都应从一种新的基础开始，这个基础就是集体，而不是那种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显然，这一切都需要作出牺牲，这一切还将引起更加伟大的其他的东西，这就是说，每个人都参加了所有的活动，例如，毛主席所说的每个人不管是工人、农民、小孩、妇女、男人都应该关心国家大事，都有批评权。整个文化大革命就是对所有的共产党员进行的二次特殊的批评，特别是对那些表现不好的干部的批评，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观点，因为只有在中国才能有如此特殊的民主。中国人民享有的真正的最广泛的民主问：你讲到了“民主”这个词，那末你没考虑过那些西方的电视观众认为在中国“民主”这个词是对他们的刺激吗？
答：我认为西方的电视观众们应该明白，世界上有许多国家，他们说的是民主，但是并没有民主。我认为，应该承认中国有权利改变它的体制和按照它自己的形式来实行民主。我呢，我想谈一谈我在旧中国生活的那些年月，那时在中国没有任何民主，完全没有，当时每年都有二百万或三百万农民被饿死，在中国任何人都没有选举权，也没有真正的议会，那时只能受到军阀的专制统治，军队就靠抓壮丁，并让壮丁饿死，正如我在蒋介石的军队里所看到的这种情况。这一切都不是民主，从前在中国的工厂里，就连那些五、六岁的孩子们也要看机器，他们每天要工作十四或十六个小时，当他们死了之后，就把他们扔掉，然后再用五个美元另外再买一个，以前就是这样的。这种情况一直续续到一九四九年。那些饿得要死的农民都到街上去卖他们的孩子，满街都是乞丐，他们向在街上散步的人们乞讨。人们曾经这样说过：这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全世界也都讲：“中国，这是一个贫困的国家，人们都吃不饱。”每年由于水灾和饥荒总有二、三百万人被饿死，那些农民的尸骨在沿路几百公里的路上到处都是，当时他们只能吃树皮和树叶，难道你们就把这些称为民主吗？你们认为对此不应该进行革命吗？现在工人和农民都完全参加到革命委员会之中，他们在领导机构中要占百分之六十，中国人认为，现在是在二千零五年的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第一次最大的最广泛的民主。所有这些事情都吸引着我。
问：在去年秋天我们曾经在瑞士电视台举行了一次关于中国的一整晚的节目晚会，电视观众们提出了一些问题，其中最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害怕中国。如果有人向你提出这个问题，那你怎么去回答呢？应该害怕中国吗？驳斥西方对中国的诬蔑
答：人们总是用凶老头来吓唬孩子们。害怕是建立在愚昧无知的基础之上的。然而，不幸地欧洲出现的情况是什么？在欧洲恰好有两个东西，一个就是“黄祸”，还有对亚洲鞑靼族人入侵的记忆，显然，人们认为鞑靼人就是中国人。全世界以及世界上的聪明人都这样认为，有时听到一个聪明人问你“黄祸”，这实在令人痛心。因为就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这些话是从哪来的。到底是从哪来的呢？这句话是威廉二世创造的，那时他是一八九五年的德国皇帝，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已经完全准备好了，他想要在几乎一切地区建立殖民地，但是他是最后一个来的，其他的国家已经全部瓜分完了，他也想在中国建立势力范围。于是，他也想通过大谈“黄祸”来瓜分中国。他说：“存在着黄祸，应该有一个强大的西方十字军来瓜分中国”。就在这个时候，在你们的报纸上，你们就看到许多漫画，上面是五六个欧洲政府的杰出人物，拿着大刀在瓜分一块叫做中国的糕点。于是人们就确实开始瓜分中国。我想现在是认识到一件事的时候，而且必须看到它，那就是在世界上的确存在着这样一种祸患，但是这种祸患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白祸。随后，在十九世纪，欧洲就侵占了全世界，它分割了非洲，也分割了亚洲。只是在最近一个时期这种白祸才开始慢慢有所减弱。你们应该真正地正视一下事实，正象中国的看法，那就是自从一八四○年以来，就是英国对中国进行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便把鸦片强加给中国，从那时起到现在止，人们还拒绝承认中国在国际上的合法权利，这是众人皆知的事情。
问：是的，然而除了谈到过去、特别是“黄祸”，正如你刚才所讲的，就是在西方存在着对巨大的中国的恐惧这一事实，此外，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工业强国，特别是它已拥有核武器。（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
答：是的，我认为所有这一切都被渲染了，好象中国已成为对全世界的巨大危险，我要请问你们，为什么人们不把俄国和美国也看成是一种危险。我们认为美国对亚洲就是一种最大的危险。不管怎样，最初两个核弹是投在位于亚洲的日本。我们目前还看到在亚洲的战争正在拖延下去。这些战争与中国无关，它们是由一些大国、一个白色大国掀起的，而不是由亚洲大国挑起的。但是，这相反却引起不同的反应。当人们谈到人口膨胀时说，“中国人太多了”，然而这并非事实。
在中国按每公顷可耕土地上的中国人比在欧洲每公顷可耕面积上的欧洲人还少。这并不是我计算的数字，这是迪克·威尔逊的数字，他是一个英国经济和地质专家。在中国每公顷可耕面积只有七个人，然而在英国则有十三个，在日本就有二十二个。在这种条件下，我认为，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并不是人口过剩，在中国每平方公里的人口要比在印度（比中国多两倍多）、在比利时、荷兰和日本（比中国多四至五倍）的都要少。
问：现在提最后一个问题，那么就是说我们一点也不必要害怕中国了？
答：我认为你们只有一件事情是需要害怕的，那就是你们本身的无知，害怕你们作出反应，我讲一句非常不客气的话，这种反应是建立在愚昧无知的基础上，我认为，我所讲到的中国是不会对你们进行改变的，你们有权享有你们的制度，你们认为这种制度很好，非常好，但是你们应该知道，有人使你们满脑袋都装上恐惧，这种恐惧就会加速你们象被吓昏了的野兽一样一头钻进灾难之中。
【本刊讯】叙利亚哈马省《牺牲报》十日详细摘发了我鞍山钢铁公司本溪机械动力厂的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所鼓吹的“专家治厂”“物质刺激”的调查报告。
《牺牲报》用的标题是：《人民的经验》《工人阶级必须牢固掌握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权》。
报纸一开头引用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刨精神”。
叙利亚《革命报》十日发表了一篇社论，说：“物质刺激在我们国家中是扎根社会主义工作的实质性的问题。”“必须有一项法令，给予这些企业以执行刺激制度的必要的权力职能。”
【共同社东京二十四日电】自由民主党鸽派议员的集会亚非问题研究会，二十四日召开了中国问题小组会，同为了重订日中备忘录贸易协定准备访华的古井喜实一起，就日中问题积极交换了意见。交换结果，该研究会商定：“政府应遵照选举期间首相的讲话和诺言，在改善日中关系方面采取具体措施。”并决定把这项意见转告给木村官房副长官，同时支持今后古井的访华。
【本刊讯】《日本工业新闻》十七日报道：
经济界对中国问题的兴趣迅速高涨。集聚着经济界企业家骨干的经济同友会，以自愿参加的形式组成了“中国问题研究会”（暂称），表示要从民间的立场来探索改善日中关系的办法。此外，过去对于接近中国持极为慎重态度的经济团体联合会的领导人，也改变态度，表示支持政府正在研究的旅客机互相入境和邮政协定等方案，采取要为正常化打基础这样一种向前看的姿态。
关于今后的日中关系，经济界认为，解决中国问题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却慎重地注视着美中大使级会谈的趋势，说“日本同中国有着历史上和地理上的关系，中国的存在是个不可忽视的事实，今后需要从各种角度来研究同中国的关系”（阿拉伯石油公司总经理小林中、经济团体联合会副会长堀越桢三）。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经济同友会不久前在发表例行的年初意见时，认为作为“企业界的社会责任的新立场”，“应当在打开以中国问题为核心的东西方问题上的局面起作用”。这是同友会在对待中国问题上的第一次表态。为此，在同友会中，一些会员自愿地集聚在一起，他们不受同台湾的关系和意识形态的拘束，要从自由的立场出发来制定“七十年代的日中关系”的远景的空气增强了，并探讨在过去的常设委员会之外组成一个“中国问题研究会”这样的小组。
在年轻的企业家集团内部，要求在中国问题上采取向前看的态度的呼声也高涨起来，但使经济界最伤脑筋的是没有接近中国的有效办法。
在这一点上，经济团体联合会的领导人认为，虽然不知道中国方面是否能接受，但在目前，最好是以同意旅客机互相入境和签订邮政协定等形式迈开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