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社华沙二十日电】中美第一百三十六次会谈今天在美国大使馆举行。
会谈进行了整整一个小时。
雷阳和他的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乘一辆黑色的中国制“红旗牌”轿车在当地时间下午二点抵达美国大使馆。
在中国人抵达后不多几分钟，斯托塞尔大使在美国代表团团员们的跟随下进入大使馆大厅。
当摄影师拍照时，两人都默默地站着。
然后双方代表团乘电梯进入会议室。
四个中国代表全都穿蓝灰色衣服，胸前佩戴着红色的毛泽东像章。
有大约一百名摄影师和记者聚集在大使馆休息室采访中国人抵达和美国人同中国人握手的情况，其中包括新到的新华社记者戈宝植。
【美联社华沙二十日电】美国和共产党中国的使节星期五会谈了一个小时，这是新近恢复的大使级秘密会谈的继续。
率领美国四人代表团的美国大使斯托塞尔会后对记者们说，同中国驻华沙大使馆代办雷阳的讨论是在“认真的气氛”中进行的。
在斯托塞尔讲话之前，雷阳向记者们宣读了一项较短的声明，声明只是说，第一百三十六次会议已经举行了，双方一致同意以后再决定下次会议的日期。
【合众国际社华沙二十日电】美国外交官员和共产党中国外交官员今天在美国使馆会晤，其目的是要试探北京对尼克松总统要求“改善”两国“实际关系”的主张有何反应。从许多方面来说，美国大使斯托塞尔和中国代办雷阳今天的会见与上月在中国使馆举行的会见情况是相称的。
这次不是喝中国茶和抽中国烟，而是喝美国苏打水和抽美国烟。两国代表团象以前那样各自坐在互相对着的隔开的长方形桌旁。
斯托塞尔和他的三名助手在美国使馆的进口处迎接中国代表团。
协助斯托塞尔的是国务院中国问题顾问克赖斯伯格，译员安德森和西蒙斯。
【法新社华沙二十日电】斯托塞尔大使在今天下午晚些时候宣读声明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办雷阳和我今天会晤了一个小时。
“像过去一样，我们都一致同意，我们的会谈和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将保守秘密。
“今天会谈的气氛是认真的。
“我认为这种会谈过去和将来对我们两国政府都是有益的。
“虽然我们下次会谈的具体日期未定，但我们商定我们双方不久之后要就这个问题进行接触。你们都会记得，我们已商定轮流在中国使馆和美国使馆举行这种会谈。我对于今天第一次在美国使馆举行正式会谈感到高兴。我们的下次会谈将再次在中国使馆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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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日本《朝日周刊》二月一日一期刊载了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杉山市平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新人的“形像”——知识分子的价值观的变革》。摘要如下（文内小题是原来的）：
从去年十月下旬到十一月初，我和几位亚洲、非洲朋友一道访问了西安、延安、太原及其周围的地方，还访问了大寨。
通过这次旅行，我特别深受感动的是，中国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创造“新型的人”。这里我所说的“新型的人”不单纯是指在文化革命的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新手”以及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而且还指包括在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其他领导机关中，同“新手”一起正在积极工作着的好的“青年人”和知识分子在内的那些在全国的“斗、批、改”和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运动中正在涌现出来的大批受到锻炼的人们。
在西安的西北大学会见的两位老教授，可以说就是这样的典型人物。
我认为，两位教授的讲话，说明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工人阶级的领导在改造知识分子的问题上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和收到了什么样的效果。同时，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在目前中国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总的来说对于小资产阶级的教育和改造工作是怎样进行的，也可以从中看到它的一个侧面。从西安市的一个大学的事例，可以推测和想像到，全国范围内，在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领导下，对于几百万和几千万的人仔细而又彻底地进行着有组织有系统的教育和改造，是不会半途而废的。工人自己也在这项工作中受到锻炼，提高政治觉悟，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工作中经常注意不要脱离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组织和领导人们按照毛泽东思想的教导来解决发生的各种问题。
现在，在中国，知识分子、青年、干部参加劳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运动，正在有组织地大规模展开。为此，有的人到工厂去当工人，但据认为，再教育运动的重点，更多的是放在农村，而且是放在贫下中农那里。六八年底发表的毛主席的指示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再从《人民日报》上刊登的有关再教育问题的讨论来看，认为到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的农村去，能够收到更大的“触及灵魂”的再教育的效果的意见，经常出现。
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是“培养共产主义的新人的大纲”，是一切再教育运动的方针。
在我们访问延安的过程中，曾经到位于延安东南六十公里的南泥湾，参观了西安市革命委员会举办的“五·七干校”。也得到机会同在南泥湾人民公社“插队”的北京中学毕业生交谈。
驻在南泥湾的八路军战士，英勇奋斗，按照毛主席的指导克服了各种困难，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创造了所需要的一切，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榜样。现在怎样继承和发扬这种“南泥湾精神”，是在那里“插队”的青年们和“五·七干校”的重要课题之一。
从六八年到六九年初，在延安地区“插队”的青年人，有几万人之多。我们见到的三位中学毕业生（其中两名是女学生）是分配在南泥湾人民公社某生产大队的九人小组的代表。他们是为了参加正在延安召开的该地区城市出身知识青年的“积极分子”大会而到延安出差的。
在会见这些年轻人的时候，首先给人的印象是，由于已经参加了好几个月的田间劳动，当然看来是很壮实的，他们举止大方，毫不拘束。按常情来判断，他们离开繁华的城市生活，来到深山老林，在精神上会感到不舒畅，但是连一点影子都看不见。
顺便提一下，南泥湾在一九四七年被国民党军队侵犯，遭到严重破坏，解放以后，又受到刘少奇路线的影响，看不到快速发展的踪迹，这是实际情况。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党的“九大”，南泥湾也出现了新的大跃进的转机。
使（一些有错误思想的）青年们坚强起来、安心地在南泥湾干下去的，无论怎么说，也是由于当地的贫下中农、特别是当年的三五九旅老连长们亲自照顾和勉励这些青年，进行实地教育的结果。他们讲自己的经历体验，叫青年参观过去的艰苦奋斗的遗迹和听老战士不下战场的决心和奋斗的故事，对年轻人产生了深刻的教育效果。
然而，克服动摇的决定因素，是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对于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忠诚，在每个人的心里都牢牢地生了根。此外，眼前的贫下中农们勤恳地耕地、强烈的阶级观念、为集体利益献身和对毛主席的热爱等，对他们产生了影响。
以上是从北京到南泥湾“插队”的知识青年的情况。我感到，这里很明显地出现了一个崭新的青年形像。这是充满着创业精神的中国青年一代的形像，他们是摒弃了比城市低一等的意识的农村青年，他们精神充沛地要在农村实现社会主义。不久，在他们中间，将出现我们所意想不到的极为优秀的人物。
对于知识分子和干部的再教育，还有一种形式同“插队”一道在全国普及着，那就是“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是在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经历了极为复杂的文化大革命战斗的广大干部们，为了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革命，而决心通过参加体力劳动来使自己接受再教育的热潮中诞生的。但也有另外一个方面，即像它诞生的过程中所表明的那样，人们听了黑龙江省的经验，便忽地一下子集聚在一起成立起来了。关于办校的方法，是以革命和完全理解为目的。同时，对于“活思想”（一些动摇的、落后的想法），既不使它滋长，也不回避。
如果说，“五·七干校”是通过同这种“活思想”的斗争而加强和发展起来的，也并不过份。
“五·七干校”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新型的党校。
各地的“五·七干校”，已经在陆续地首先把拿着鎯头和锄头的领导干部送出校门，这些干部奔向革命工作最困难的地方，他们路过自己的办公室都不进去，而径直走到群众中去了。第一代的红色女工
在这次旅行中，我们见到了在不久前举行的“丸大”上被选为共产党中央委员的两位委员。他们是咸阳西北国棉一厂的女工吴桂贤和大寨领导人陈永贵。
吴桂贤所在的西北国棉一厂中，也有在解放初期建立的中等规模的工厂，设备也多是旧机器。虽然说是中等规模，但是看起来使人感到是相当大了。这个工厂的最大的特点和最大的自豪，就是从建厂开始到现在的十七年来，在这个角落，一直在高举着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红旗。事实上，这些旗手们成了全厂工人的思想革命化和生产跃进的推动力。吴桂贤就是这个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精纺车间四中队八小队旗手的带头人，是党小组的负责人。
当她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给人的印象也同西安大学的先生们的情况相似，感不到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交谈起来是非常亲切的。她仅仅是从一大群女工中露了一下头，又回到女工们的行列中就不知到那里去了，使人感到她是一个普通的女工。而就是这样一个人，是工厂革委会的副主任，是陕西省革委会的副主任，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一版）
她参加九大回来，没有停脚就到了正在值夜班的她所属的“排”（在文化大革命中，班次是按解放军的“排”、“连”形式编成的）去，参加值班，排长说，“你今天累了，只看三台机器就行了”，但她坚持看四台机器，第二天一清早就开始了向伙伴们传达“九大”的报告活动。据认为，这种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忘记劳动和不脱离劳动的态度，再加上随时都平易近人地深入和融化在工农等一般群众之中的作风，这两点正在成为中国新的领导人的共同的和显著的特点。关于这方面，作者过去所见到的新的中央委员，也有完全相同的印象。沈阳东北机器制造厂的旋床女工尉凤英是这样，河北省遵化县建明人民公社西铺大队的革命委员会主任王国藩也是这样。大寨精神的具体化
十一月初小雪纷飞的一天，我们访问了大寨。
全国都对大寨抱着极大的兴趣，全国农村都掀起了学大寨赶大寨的热潮。站在这个受到全国重视的中心的人物，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人民公社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陈永贵。
这天下午，陈永贵来到了我们参观的现场。他在光头上扎着毛巾，山西农民打扮，黑黑的一张脸上刻着深深的绉纹。笑声很大，手很坚硬。
我问道：“今天到大寨来参观，也曾到您家访问过，但您不在。那个时候，您到哪个山岗上劳动去了吧！”
他回答说：“今天上午一直在开着生产工作的分配会议”。
他很能倾听别人的意见。我的伙伴们谈着上午参观的感想，提出想要了解的一些情况，这中间，陈永贵一直在注意听着。然后他说：“听到大家提出的要求以后，我认为，可以介绍一下大寨的劳动管理制度问题和自力更生问题。”于是他就开始介绍了。一开讲，就口若悬河似地一个接着一个地介绍了他所遇到和处理的各种生动的问题和想法。包括翻译在内，从三点一直讲到六点半，但是使人感到还没有听够。
陈永贵的讲话，向我们说明了大寨之所以成为全国农村模范的核心部分。他的一张笑脸，反映了中国的贫下中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掌握了无产阶级的思想和革命的思想，从而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战胜自然和阶级敌人的彻底的乐观主义。
大寨的陈永贵等人，用“大寨精神”概括了上述的“原则、精神和风格”。这种精神完成了什么事业呢？那就是，把极为贫苦的山村改变成富裕的农村。
大寨的农业生产和生活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一九五三年随着初级合作社的成立，陈永贵等人开始了开发荒山野谷、平整土地的工作。这期间，人们的努力，正是毛主席所说的“愚公移山”的精神发挥了作用。
大寨人不仅是把荒山野谷改成了梯田。他们还珍惜每一个空隙时间，扩大耕地面积、平整土地、搞好灌溉、设法积肥，使他们的土地变成了松软、肥料多、水分足的“海绵田”。据认为，这是大寨每年实现“稳产、高产”的最大保障。人们的研究精神也是极为旺盛的。他们的口号是，“一面劳动一面想，一面想一面研究，一面研究一面创造”。
大寨人充满了“向自然夺取一切”的气概。那就是开发荒山野谷。一九六三年战胜了暴雨的严重灾害，就靠这种气概。
正像陈永贵等人一有机会就强调的那样，大寨的成就，没有大寨人的社会主义的组织化和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彻底化，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取得的。陈永贵等人确信，加强大寨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特别是加强毛主席著作“老三篇”的学习运动，在这基础上确立政治挂帅的新的生产管理制度，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
早晨，在宿舍的三层楼上，居高远眺，看到横挂在山岗上的一块田野里，有两个农民在薄雾中劳动。乍一看来，这同日本农村的耕田风光毫无二致。或者可以说比日本的耕种方式更加朴素得多。但是，在大寨山岗上的农民的头脑里，现在装满了“社会主义思想”。他们种田不是为了自己吃饭，他们是为集体、为革命而种田，他们的工作是大寨大队整个计划中的一部分。
他们懂得，自己的普普通通的劳动，直接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联系着。有时，为了主动地投入革命行动的风暴中，他们便加倍地发挥干劲。一年结束了，他们回顾自己的工作情况，并向伙伴们汇报自己应该打十分或者九分（最高是十一分）。熟悉他们日常工作情况的伙伴，便根据本人的汇报进行评论，在主观和客观大体一致的情况下，对他的一年来的劳动作出了社会主义的评价。
这种生活，不是每个人为“米价”、“行情”和“肥料费”等问题所烦恼，而是意识到自己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一分力量，所以才积极地从事工作。作者从在山岗上默默地种着庄稼的农民的身上，不由地感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无穷的力量，是这种力量，把过去的极为贫苦的山村改变成富裕的社会主义的农村，并且继续在使它跃进。
在同日本一海之隔的广阔的中国大陆上，有七亿多人正在不分昼夜地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全心全意地奋斗着。大寨这样的农村，在中国的北方和南方正在不断地出现。更具体地说，无论你走到中国的那一个农村，村里的人都会自豪地告诉你，他们是怎样地发扬着“大寨精神”。
此外，在中国国内的无数个“五·七干校”里“插队”的知识青年们中间，以及在猪圈和排子车旁流着汗水的先生们中间，每时每刻地都在涌现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新人，他们是从过去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毒害中解脱出来的人。应当考虑到，这件事是在几亿人的集体中进行着的。
这种人的思想革命化的洪流，对于世界历史和日本将以什么样的形式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作者是无法预料的。但是，我认为，肯定会产生不可抗拒的强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