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左派报纸《长周新闻》四日刊登了一篇题为《为经济自立服务——中国无私援助非洲国家》的文章，摘要如下：
社会主义中国，从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获得独立后不久，就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始终一贯地对非洲的民族独立国家，进行无私的援助，进一步加强这些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为反对新老殖民主义而彻底的服务。中国的援助，涉及到经济、文化、医疗等多方面，采取着多种多样的形式，如有偿或无偿的长期短期贷款，工厂、铁路、公路等的建设，技术人员和有关医疗人员的派遣，等等。不过，这些援助都是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尊重对方国家的立场，帮助这些国家依靠自力更生取得经济自立，进一步巩固政治独立。这些援助同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所进行的“援助”是根本不同的，它们是借“援助”之名，把民族独立国家作为商品、原料、投资市场进行掠夺、剥削，并损害其政治独立，是一种新殖民主义的“援助”。
多年以来，社会主义中国对非洲许多民族独立国家一直给予极大的援助。
从中国所进行的援助中，以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为例，看一看它的目的和作用吧。
这条铁路，把东非的坦桑尼亚和中非的赞比亚连结起来，长达一千九百多公里，对两国的经济和人民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在赞比亚北部，出产大量的铜。不过，因为它是内陆国家，所以从前主要靠南罗得西亚的铁路出口铜，但是，赞比亚从英国的统治下获得了独立，在一九六五年南罗得西亚白种人的殖民政权片面宣布“独立”以后，遭到这些殖民主义者的控制和阻挠，对赞比亚的贸易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新的障碍。还有，在坦桑尼亚南部，埋藏着大量的煤和铁矿，但是由于英国的控制，其开发工作长期受到阻碍。
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人民赢得独立后，为了用自己的力量开发两国的丰富资源，谋求发展自立经济，渴望早日修建连结两国的铁路。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中国、坦桑尼亚、赞比亚三国政府的代表，在北京缔结了有关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定，这个宿愿终于实现了。
现在，这条铁路的测量和设计正在按计划顺利地进行着。一年来，中国的技术人员，同坦桑尼亚、赞比亚两国的工人一起，穿过野兽出没的荒野和密林，越过起伏的高山，渡过激流，在一系列的测量过程中，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为两国人民服务，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两国人民把中国的技术人员也看成是自己人，从心里热烈欢迎并给予他们各种各样的方便，照顾得很周到。他们称赞中国的技术人员“真是最好的朋友”。
中国的无私援助，促进着非洲的民族独立，极大地鼓舞着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
【合众国际社华沙二十日电】美国大使斯托塞尔昨天说，他在二十日会晤中国代办雷阳时将争取达到尼克松总统关于同北京“改善实际关系”的目标。
斯托塞尔在一次供电视节目用的接见记者的谈话中提到了尼克松十八日发表的对外政策声明中表示美国谋求同共产党中国改善关系的那个部分。
【美联社华沙十九日电】斯托塞尔今天向记者表明，美国希望会谈的恢复能导致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他提到了通讯联络，互派记者和贸易往来等一些方面，这些事作为最初步骤。
大使重复了尼克松政府的这种立场：美国不以这种会谈来利用苏联同红色中国之间的分歧。
他说：“我们愿意同这两个国家都改善关系。”
【美联社华沙十八日电】华沙一家反映官方观点的大报《华沙生活报》星期三说，中美恢复华沙会谈是由于华盛顿和北京“共同敌视”苏联。
这家报纸的社论说，看来，尼克松政府正把这种接触当作其“反苏赌博中的重要因素”。
这家报纸在谈到中国和苏联就双边问题在北京进行的谈判时说，“不幸的是，这次谈判在进行了四个月之后，还没有听说它们有什么进展。”这家报纸最后说，“当人们对目前在华沙举行的美中会谈作估计时必须记住这点。”
【本刊讯】英《每日电讯报》十九日刊登一篇文章说：俄国显然对明天将在华沙恢复的共产党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外交会谈感到担忧。
昨天在波兰一家重要报纸上发表的一篇莫斯科指使发表的文章说，尼克松总统正把同中国人的接触当作他的“反苏活动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文章说在美国同北京一起加紧反苏宣传时，中国人减少了对美国的攻击。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不真实的，因为官方的中国报纸最近刊载了相当多的攻击美国的文章。
【美新处华盛顿十八日电】尼克松总统二月十八日向国会提出的对外政策报告（题为《七十年代的美国对外政策争取和平的新战略》）全文如下：（本刊已删节。文中小标题是原有的）
序言
在我就职的时候，我国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是越南战争。在过去这一年里，没有任何问题比这个问题更费我们的心思，更花我们的精力。
这份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第一个年度报告不单是一年的记录。这是本政府关于适应国际关系新时代的对外政策新方针的声明。新时代
国际关系中的战后时期已经结束。
那时，我们是社会和经济未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规模破坏的唯一的大国。今天，那次战争破坏的残迹已经消除了。西欧和日本已经恢复了它们的经济力量、政治活力和民族自信心。我们的欧洲盟国过去一度几乎完全依赖美国的军事威力，现在则在我们的共同政策中发挥与它们日益增长的力量相称的更大的作用。当时新国家正在诞生，它们往往是在动荡不定的情况下诞生的。今天这些国家有了一种新精神和一种日益增长的独立力量。
当时我们面对着的是铁板一块的共产党世界。今天，这个世界的性质改变了——各别的共产党国家的力量增长了，但是共产党国际的团结粉碎了。
美国当时曾单独拥有核武器，或者在核武器方面占压倒的优势。今天，战争技术方面的革命改变了军事力量对比的性质。新式武器带来了新的危险。共产党中国获得了核武器。
在过去一个世纪形成的口号在当时成了知识界的辩论中的意识形态上的附属品。今天这些“主义”已失去活力——在分界线两边的青年的动荡不安证明需要一种新的理想和更远大的目标。这是美国在进入七十年代时面临的挑战和机会。实现持久和平的基础
我经常思考“和平”的意义，得出了一个肯定的结论，那就是：和平不光是没有战争，而且必须有比这多得多的东西。和平必须建立一种持久的国际关系结构，以杜绝或者消除战争的原因。要实现持久和平，就必须以以下三个基本原则来指导外交政策：
——和平需要建立伙伴关系。
——和平需要具有力量。只要有人以军事力量威胁我们的切身利益和盟国的切身利益，我们就必须有强大的力量。
——和平需要有谈判的意愿。
这种关于建筑在伙伴关系、实力和愿意谈判的基础上的和平的理想，是贯穿本报告的主题。在下面的部分中，我们将把我们在过去一年里所采取的初步步骤——我们为了实现这一理想而制定的政策和首创的计划——同下列三个原则联系起来谈。（一）通过伙伴关系维护和平
——尼克松主义
战后时期的美国对外政策是在一九四七年开始实行的，那时宣布了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对受到侵略威胁的国家提供美国的经济援助与军事援助。
自从实行马歇尔计划的日子以来，世界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我们现在与之打交道的是一个更强大的盟国的世界，是一个独立的发展中的国家的大家庭，是一个仍然抱着敌意但是现在已经分裂了的共产党世界。
其他国家现在有能力而且也有责任应付局部的争端，而过去这些争端可能需要我们进行干预。我们的贡献大小和是否取得成功，将不取决于我们是怎样频繁地卷入其他国家的事务，而将取决于我们的政策的持久力。
这就是我在关岛所宣布的主义——“尼克松主义”——的主旨。它的中心主题是：美国将参加各盟国和朋友的防务和发展活动，但是美国不能而且也不会制订全部方案，拟订全部计划，执行全部决定，负起保卫世界自由国家的全部责任。只有在我们的帮助真正起作用，而且被认为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时候，我们才会给以帮助。
如果美国期望过和平生活，它就不能在与世绝隔的状态下生活。我们不打算从世界上撤退。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问题，是我们怎样能够最有效地履行我们的责任，保护我们的利益，并从而缔造和平。（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
我们将按照对我们自己国家利益和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对这些利益的具体威胁、以及对我们在冒可以承受的风险和代价的情况下对付这些威胁的能力所作的慎重估计，来衡量我们的新义务。
我们去年在同世界各地自由国家打交道时就一直是以这样一些概念为指导的。
——在欧洲，我们的政策明确体现了争取持久和平的三项原则：伙伴关系，继续保持力量以在受到挑战时保卫我们的共同利益，愿意同敌手谈判分歧。
——在亚洲，伙伴关系对于我们的政策将有特殊意义——我们同日本的加强了的关系证明了这一点。
——在越南，我们谋求达成一项冲突中的各方以及全体美国人都能给予支持的公正解决办法。
——在中东，我们将继续同其他国家一起努力奠定一个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各方都能够据以谈判复杂而困难的争执问题的可能的基础。
——非洲，由于它同我们自己的许多公民有历史上的联系，因而在我们同新国家的伙伴关系中必须始终居于重要地位。（二）美国的力量
取得持久和平的第二个因素必须是美国的力量。我们已经懂得，单是良好的愿望不可能取得和平。
过去二十五年中，军事力量的性质发生了革命。事实上，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从原子武器到热核武器，从战略轰炸机到洲际弹道导弹，从地面导弹到加固的地下室和载有导弹的潜艇，从单一弹头到多弹头，以及从空中防御到导弹防御。我们现在正在进入这样一个时代，即武器的现代化和破坏性提出了影响到我们的战略安排的更庞大和更复杂的问题。
在过去二十五年间，战略力量的对比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现在，苏联拥有一支接近于赶上我们的强大的、现代化的战略力量。我们还必须考虑，共产党中国在今后十年间将部署它自己的洲际导弹，因而将给我们的战略计划工作和外交造成新的、增加复杂性的因素。
有鉴于这些关系重大的变化，政府对我国部队的筹划工作的前提和程序进行了全面的、范围很广的重新考虑。我们想要为我们在七十年代的国防战略和必须做的事情找到一个合理的、完整的方案——我认为我们已经找到了这样一个方案。（三）愿意谈判——谈判的时代
伙伴关系和实力是持久和平的大厦的两个支柱。谈判则是第三个支柱。因为通过我们愿意同共产党国家以公平和认真的方式讨论分歧的态度，可以更加令人信服地说明我们是致力于和平的。
美国深信，通过进行耐心和恰到好处来调处具体问题上的互相冲突的利益，就能够使紧张局势得到缓和，能够使战争的危险得以减少。
美国批准禁止扩散条约，和同苏联就控制海底的军事上利用、就中东取得某种解决办法的基础以及就限制战略武器举行谈判，所本的就是这个精神。就是美国去年采取步骤改善我们同东欧国家的关系的依据。我们在华沙同共产党中国恢复正式会谈，所本的也就是这个精神。第一部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体制
如果我们要为未来的时代建立新的对外政策，我们就必须从对我们制定政策的程序作出根本改造开始……我给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度的命令以及每一项政策研究的最主要的目的，是澄清我们对于我们在今后三五年里打算走到什么地步的看法。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提出并且回答怎样着手干的问题。
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度是要帮助我们处理根本问题，澄清我们的基本目的，研究一切代替办法和计划明智的行动。
这种制度是为了促进透彻性和深思熟虑，这些对有效的美国对外政策是必不可少的。它向我们提供手段来集中注意我国所能做出的最好的预见和观察。第二部分：伙伴关系与尼克松主义欧洲
欧洲的和平对世界和平是决定性的。
自从一九四五年以来，西欧和北美国家一道建立了无愧于我们的共同珍视的标准和共同接受的遗产的联盟和相互尊重。我们的伙伴关系不仅是建基于对共同的危险的共同洞察，而且建基于对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共同看法。
我于一九六九年二月去西欧重申了美国同欧洲保持伙伴关系的决心。
当时作这种重申极为必要。我们不得不重新确立协商的原则和实践。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一直是领导，不听取意见，对我们的盟国发号施令，而不是同它们商量，把新的政策方针通知它们，而不是同它们共同作出决定。
但是，欧洲今天已比较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维持下去了。
建立更平衡的联合和更名符其实的伙伴关系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我们在为我们的一般任务部队选定在七十年代的战略时，决定继续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目前的战略。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去年十二月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会议上宣布，我们将保持目前驻欧美军人数，至少直到一九七一年年中。
与此同时，我们认识到，我们必须利用这段时间彻底研究我们保卫西欧的战略，其中包括同我们的盟国充分、坦率地交换意见。
我们同西欧的联系对于解决那些因欧洲不自然的划分所引起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我们承认，欧洲的重新统一将不会通过一次引人注目的谈判就会实现，而是要经过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才能实现。
欧洲的分裂引起了一些互相有关的问题——德国的分治、柏林通道、界线的两边军事力量的大小、妨碍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的障碍以及其他一些问题。我们准备在任何合适的讲坛谈判这些问题。
我们已经同有关的三个盟国联合王国、法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起向苏联建议努力改善有关柏林的局势。
我们的盟国德国也已采取步骤，设法使它同它的一些东面邻国的关系正常化。
需要谈判的问题是不少的。达成持久的协议的前景还要涉及苏联及其东欧盟国的态度、利盒和政策。最后，一种把整个欧洲都包括进去的可行的安全制度将需要苏联愿意使得它自己同东欧的关系正常化——消除它害怕德国这样一种不合时代潮流的恐惧心理，并认识到一种和解的做法对于它自己的安全和中欧的稳定最为有利。只有到那时，欧洲的一个谈判时代才会带来一个和平时代。西半球
在我国的历史上，我们一直在我们的外交政策中给予其他美洲国家以特殊地位。
在从一九七○年开始的十年中，我们应该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以便鼓励其他国家能自行帮助。我们的主要作用是劝说和提意见，而不是颁发规则。亚洲和太平洋
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美国人三次被要求渡过太平洋到亚洲打仗。在战后时期，世界上没有一个地区比亚洲耗费我们更多的精力。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没有一个大陆发生的变动比亚洲更迅速、更复杂。没有一个地方，由于未能实现和平而付出比亚洲更大的代价或者导致比亚洲更大的牺牲。
美国七十年代的亚洲政策必须建立在接受这个牺牲的教训的基础上。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应该退出亚洲事务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在局外人无法理解，无法加以影响的不断变化的环境下，注定要陷入周而复始地不断发生的危机和战争呢？
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是本届政府如何处理亚洲事务的概念。
首先，我们仍将介入亚洲。我们是一个太平洋国家。我们已经懂得，如果亚洲没有和平，我们得到和平的可能性就会小得多。
第二，尽管报纸标题上登出了有关纷争和动乱的消息，但是事实仍然是，没有一个地区具有像亚洲那么多的十分重要和富有天赋的民族，因此具有更大的进行合作的潜力。我们的亚洲朋友，特别是日本，能够为这个地区的和平进步肩负更大的责任。
第三，虽然我们将保持我们对亚洲的关心，保持从这些关心而来的义务，但是那个地区正在发生的变化，使我们能够改变我们介入的性质。一度由美国付出那么巨大的代价来负担的责任，现在可以由大家来分担了。
我们重要的利益以及我们朋友的重要利益仍然受到一些国家的威胁，这些国家想利用变化捞取好处，并且宣布与美国为敌是它们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我们并不认为这些国家将始终采取敌对态度，我们将在凡是有可能的时候就谋求改善关系。但是我们将不低估对我们和我们盟国的任何威胁，也不轻易地把我们目前的政策放在对未来的未经考验的设想的基础上。
在使亚洲国家对自己的防务承担更负责的作用上，尼克松主义的含意不仅是更有效地使用共同的人力物力，而且是美国的一项最能长期地保持的政策。
我们所谋求的伙伴关系不只是在防务方面。其最后目标必须在所关心的相当广泛的方面——除了政治和军事方面还有经济方面——进行同样密切的合作。因为，我们对亚洲和世界和平所承担的共同义务就在于我们同我们的亚洲朋友进行密切合作。
我们希望亚洲成为一个由强大国家组成的大陆，他们为了彼此的共同利益而联合起来，并同国际大家庭中的其他国家建立一种新的关系。
日本作为世界上的一个工业大国在新亚洲的发展中可以发挥独特的和重要的作用。
我们的亚洲政策的成败，不但取决于我们同我们的亚洲朋友的伙伴关系的力量，也取决于我们同大陆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我们不想在对亚洲的关系中强加我们的主张。
正因为避免大国控制亚洲同我们和我们的盟国都有利害关系，我们认为，大国在那里发生冲突将会威胁世界和平，不管这种冲突是不是牵涉到我们。这说明了我对中苏争执的态度。
同日本保持健全的关系对我们为了在太平洋地区实现和平、安全和不断提高生活水平而作的共同努力是极为重要的。
在南亚，我们不应当由于同印度和巴基斯坦有着良好关系而看不到我们将面临的具体两难局面。
越南
在越南实现正义的和平一直是、并且仍然是我们的目标。
为了谋求正义的和平，我们采取了两项不同的然而是相辅相成的行动方针：谈判和越南化。我们希望通过谈判早日实现一项公平的解决办法。但是如果对方拒绝，我们将着手加强南越部队。这将容许我们按照一个井然有序的时间表来替换我们的军队。
尽管存在不肯定的情况，我相信我们走的路是对的，我们是在朝着我们的目标前进。
我们在谋求通过谈判解决这场战争的时候，并没有低估面前存在的困难：
我们知道，谈判中争论的基本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不可能有任何一成不变的方案或固定的议程。
我们了解，河内的行动和它关于“持久冲突”的原则性声明使得它把谈判看成一种施加压力的手段而不是看成走向公平的妥协的途径。
在整个这一年中我们探索了促使对方进行认真的谈判的种种方法——在巴黎举行公开的会谈、私下交谈以及通过可靠的第三方进行。
如果对方对真诚的谈判感兴趣，有许多方式是他们可以用来通知我们的，他们有许多途径可循。
和平的关键在于河内进行真正有意义的谈判。
我们正在遵循的另一行动方针——越南化——是一项加强南越政府和人民保卫自己的能力的计划。
越南化不是谈判的替代办法，而是对谈判起一种促进作用。
本届政府正在执行一项谋求越南和平的协调一致的计划。
一项任务是说服北越政府和我们一起进行导致一项妥协解决办法的真正谈判，这种解决办法将保证南越人民的自决，也将保证老挝继续中立。北越政府还没有作出要这样做的任何表示，这个事实并不一定意味着任何时候不可能作出这样的决定。虽然我们不抱过分的乐观，但是越南问题的谈判的历史表明，突破一向是在长期僵局之后没有什么预兆就发生的。
我们不知道北越政府将作出什么选择。在我们方面，我们将继续设法向那个政府表明，它的真正的长远利益在于谈判。正如我们经常说的，当认真的谈判终于开始时，我们将是灵活的和宽大的。
另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是估计河内在战场上的意图。我们希望战斗的规模能够进一步缩小，但是我们必须对敌人发动新攻势有所准备。如果北越政府以为增加暴力行动将对它有利，那它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越南化计划是否将取得成功。敌人是坚决的和能干的，除非能够使他相信谈判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否则他将继续战斗。
中东
中东是一个具有丰富资源和美好的经济发展前景的地区。
然而，这个地区不仅反映出了紧张的局部冲突，还反映出了各大国的牵连关系。这两者的结合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外国大国的利益比它们所施加的影响还要大。
在这个冲突地区之外，在这一冲突时期之后，美国应当努力发现新的关系，帮助这个地区的各国人民开发自己的资源，从而取得这种发展。（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二版）
这个地区的最大的冲突，即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仍远没有得到解决。
本政府继续深信，由联合国通过的停火决议，确定了人们如果希望达成一项解决的话，在当地应存在的最起码的条件。我们曾不断呼吁该地区有关各方以及其他大国，尽一切可能重新实现停火。
苏联最近几年在中东和地中海的活动增加了，其后果的影响远远地超过了以色列—阿拉伯问题的范围。我国政府曾经表示，它愿意同苏联为和平作努力，并同苏联一道同该地区国家寻求和平。然而美国将以最大的担心看待苏联为在中东建立优势而作出努力。我要从现在起重申，在这期间，我们决心密切注意军事力量的平衡，并根据需要向友好国提供武器。
非洲
过去十年中的最惊人和最有影响的事件之一，是出现了独立的非洲。
对于非洲的未来，我们有两件关心的大事：
——我们希望非洲大陆避免大国之间的竞争和一切形式的冲突。非洲从中得到的好处比我们要多。
——我们希望非洲考虑它所具有的在国际大家庭中成为一个富裕和繁荣的地区的可能性。这样，它将是所有国家的宝贵的经济伙伴。
这些考虑将作为我们对非洲在七十年代将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的政策的指导思想。
非洲大陆将要完成的优先的任务就是经济发展的任务。
美国同非洲人的努力紧密配合，将把自己的援助放在这些主要任务方面。
我们从六十年代的试验中所吸取的另一个教训就是必须有一种紧密的区域性合作，以便使非洲能够最有效地把它的资源用于发展。美国将同其它提供援助的国家，将同非洲人一起努力，依靠诸如向东非经济共同体和西非有希望的区域性集团提供的援助，帮助扩大合作的范围。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区域性行动并不是非洲发展的唯一途径。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地理或政治原因，它不会起作用……
我们对整个非洲的援助的特点将是灵活性和独创性。我们将作出特别的努力——特别是通过执行一些技术援助计划和对鼓励私人投资的措施——来帮助那些不能参加区域性计划的国家。
在过去十年间，美国和其它国家过于经常地错误地采用高人一等和不聪明的方式向年轻和自尊的国家告诉它们我们仅仅认为他们愿意听的话。在需要坦率地对待共同的问题和观点上的分歧时，美国将尽自己的一切可能建立这种新的对话。第三部分：美国的力量确定我们的军事安排
美国的力量是实现持久和平结构的支柱。
对于我们防务政策作基本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不得不研究作为我们的军事计划基础的基本前提，并且开始制定适合于七十年代环境的军事安排。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有机会广泛和全面地研究国家关于常规力量和战略力量的战略。这一研究是根据今后五年对安全和预算的影响进行的。
由于这种研究的结果，我们的利益，我们的对外政策目标，我们的战略和我们的国防预算都实现了平衡，它们彼此之间是平衡的，同我们国家的整个当务之急是平衡的。战略政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垄断了战略核武器。在五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实际垄断了洲际核弹的运载能力，方式是大批战略空军司令部轰炸机力量，这使我们拥有占压倒优势的威慑力量。
直到五十年代末期苏联明显地拥有试制和部署洲际弹道导弹力量的潜力以前，这种估计未曾受到挑战。
一九六一年，新的一届政府加紧执行我们的北极星潜艇和民兵洲际弹道导弹计划，把我们更多的战略轰炸机投入戒备状态。这些措施使美国的核优势明显地领先了几年。
可是到一九六五年以后，苏联人加紧部署他们的洲际弹道导弹，并且开始建造他们自己的北极星式的潜艇力量。而且开始为他们的ＳＳ—９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多弹头，这种武器可以携带我们民兵导弹携带量的大约十倍那么多。
美国的战略优势再次受到挑战。可是这一次约翰逊政府决定不加快部署。
由于这样的事态发展，七十年代的一个难以避免的现实是苏联拥有强大的现代化战略力量的前景正在到来，有些项目在数目和能力方面超过了我们。
最近苏联的计划已经既在数量上增强了进攻和防御的力量，也在质量上改进了这些力量的能力。
苏联的导弹部署工作在继续进行，而我们的部署则减缓了。在七十年代，我们还必须预料将看到共产党中国部署洲际弹道导弹，而这会使战略计划和外交严重复杂化。
我一就任就得出结论认为，战略理论应该依照苏联战略能力的继续不断的增长的情况来予以仔细研究。由于苏联人在继续执行他们的雄心勃勃的战略武器计划，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些根本问题。为什么会开始一场核战争，或者有发生这种战争的危险呢？依据这一点，美国需要为拥有威慑力量而具备什么样的战略能力呢？
简言之，我们在寻求达到一种最能确当地称为“充足”的战略目标。
我们的研究取得了大体一致的意见，就是，我们的战略安排最首要目的是政治方面和防御方面的：即不让其他国家可以靠战略军事优势的压力把它们的意志强加于美国和它的盟国。我们必须确保使一切潜在的侵略者把考虑发动一场核袭击，进行一次核讹诈，或者是采取足以升级为战略核战争的行动——如苏联对欧洲发动常规战袭击——看作是无法接受的冒险。
除了这个总的声明之外，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决定用以估量我们的战略力量是否足以对付拟议中的威胁的准绳。
在说明战略目标和标准方面解决了以后，我们分析了七十年代和以后美国战略力量可能采取的种种安排。我们研究了可供抉择的种种办法，从“最低限度的威慑力量”——即以弹道导弹潜艇和狭义的有把握的毁灭的原则为中心作出的一种安排——到通过全面加速美国战略部署来试图夺回数量上的优势。
我认识到，有关确定我们的战略安排方面的决定也许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复杂和最有重大关系的决定。这些问题怎么处理，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究竟是会不得不增加部署以抵消苏联对我们的威慑力量保持充足的能力的威胁呢，还是我们和苏联将能一起从对抗的时代走向谈判的时代；我们究竟是能够一起在战略武器方面奉行以保持充足的力量为基础的负责任的、非挑衅性的政策作为共有的目标呢，还是将展开另一个回合的军备竞赛。
我做出的继续制造卫兵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决定是同我们的准则和我们对武器实行有效限制的目标完全一致的。
我愿意追述一下我在去年三月对这个问题所说的一段话，那段话使得我们谋求批准卫兵计划的第一阶段。
“我作为美国总统所负的最重大的责任就是保障国家安全。我们的核力量不仅保卫我们自己，而且保卫我们的盟国。我们的核威慑力量必须是毫无疑问地可靠的，这就需要美国现在采取步骤确保我们的战略报复力量不容易遭到苏联的攻击。”
我在同一次讲话中指出，除了从任何方面遭到偶然的攻击或未经批准的攻击以外，我们不能忽视中国对美国人民的潜在威胁。我们也不能消除其他国家将来可能具有用核武器攻击美国的能力的这种可能性。今天，任何核攻击对美国来说都是一场灾难，不管我们的报复能力具有何等的毁灭性。一般任务部队
在我就职那天就着手进行的研究军事安排的工作，包括对我们的一般任务部队进行彻底的研究。
我们最后决定了一种战略，这种战略是对成为六十年代特色的理论作了重大修改。
六十年代中我们常规力量安排的公开依据是所谓的“两个半战争”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将使美国部队准备好从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为时三个月的前沿防务任务，保卫朝鲜或东南亚以对付中国发动的全面进攻，以及应付规模不大的紧急事态——这些任务都是同时执行的。这些部队的规模从来没有达到过。
我们设法使理论和能力协调一致，选择了最确当地称之为“一个半战争”的战略。根据这个战略，我们在和平时期保持这样的一般任务部队，它是可同时既对付在欧洲或亚洲发生的一次共产党大规模进攻，又援助盟国对付亚洲的非中国的威胁，还应付其他地方发生的紧急事态。
选择这个战略是基于如下考虑：
——我们的战略和战区核部队的核力量起遏阻苏联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欧洲部分发动全面进攻或中国向我们的亚洲盟国发动进攻的一个威慑力量的作用；
——俄国和中国在两条战线上向我们的盟国发动配合一致的进攻的可能性是小的，因为这既有核战争的风险，而且中苏合作大概是不可能的。无论怎样我们并不认为这样一种配合一致的进攻主要应以美国常规部队来对付；
——保持的部队超过在一个战区对付常规威胁的必要数量，以便确能对付比预想的要大的威胁，这样做是可取的。
——我们方面的弱点比美国继续保持实力要会招来事端，因为它可能鼓励其他人进行危险的冒险，依靠军事冒险行动可能成功的这种幻想。
为了满足我们所采取的战略的需要，我们将在欧洲和亚洲保持必要的地面部队和支援性战术空军部队，同时还有海军和空军。与此同时，除了完全使驻扎在美国的后备役部队足额以外，我们将保持足够的现役部队。第四部分：谈判的时代谈判的时代
核力量对比已经鼓励人们进行谈判，而不是实行对抗。如果我们要奠立持久的和平的话，美国和共产党国家必须就使它们分裂的问题进行谈判。光凭改善气氛不能解决。我们不能自欺地把语调的改变当作政策的改变。
战后时期同共产党国家谈判的经验教训指出了三条明确的原则，本届政府在七十年代从事谈判时将应用这些原则。
第一条原则：我们同共产党国家打交道，将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进行，就是确切了解它们企图在世界上搞些什么，从而确切地了解我们能够对他们和对我们自己抱些什么合理的期望。我们将不低估意识形态分歧的深度，也不低估他们的利益和我们的利益之间的差距。我们不妨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共产党国家中新的一代的出现，共产党的目标会发生某种变化。但是，如果不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就必须用最切合实际的方法来设法影响共产党的行动。
因此，不利用谈判作为进行冷战谩骂的讲坛或进行意识形态辩论的讲坛，这将是美国的政策。
我们在同共产党国家进行谈判时应该遵守的第二个原则涉及应该怎样进行这些谈判——双方渴望缓和紧张局势的人民怎样看待这些谈判。
使谈判获得成功的第三个根本要素是，深刻了解同所处理的问题有关的各种情况。本政府认识到，国际上的事情是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的：政治问题同战略问题有关，世界某一个地区发生的一些政治事件可能对世界其它地区的政治局势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些原则强调采取一种现实的态度来对待通过谈判谋求和平。我们不会拿原则去换取许诺，也不会拿根本利益去换取气氛。我们将随时准备认真地、有目的地讨论有关奠定稳定的和平这个问题。
苏联
以上概述的总原则完全适用于我们对待美国和苏联之间的问题的态度。
如果说我们已经不得不懂得我们自己力量的局限性，那么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必定从过去二十年吸取了教训。
苏美关系的中心问题是我们两国能否撇开过去，共同为缔造持久和平而努力。
一九六九年，我们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可是，虽然在谈判中取得了某些成就，虽然有理由抱审慎的乐观看法，认为接着还会取得其他成就，但我们同苏联的全面关系仍然远不能令人满意。苏联领导人没有在巴黎对北越人施加有益的影响，苏联对于这场战争的继续进行负有沉重的责任。这不能不影响我们同苏联关系的其他方面。
在中东会谈中，我们也没有看到苏联方面采取实际的建设性的灵活态度，而这种态度是取得成果所必要的，而且我们看到有迹象表明，苏联在这整个地区想要取得一种会增加大国斗争的可能性的地位。
我们希望在今后一年中将证明，苏联人决定谋求持久和平，而不是沿着过去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苏联领导集团的诚意或宗旨并不是问题所在。只有直截了当地承认现实——并为应付这种现实而进行同样直接的努力——将使我们才能实现我们所谋求的并为世界和平所需要的真正合作。
东欧
东欧国家遭受过种种长时期的外国占领和文化压迫。
我们知道，苏联认为它自身的安全是受这一地区的局势发展的直接影响的。（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三版）
美国无意破坏苏联正当的安全利益。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任何国家企图利用东欧来取得对付苏联的战略上的好处的那种时代肯定是过去了。这显然不是我们政策的一部分。
同样，美国认为东欧各国是主权国家，而不是一块磐石的组成部分。我们也不能接受剥夺它们寻求同我们或其他国家互相改善关系的权利的任何主义。
我们准备同东欧国家举行谈判，指望使关系逐步正常化。
在我们同罗马尼亚的关系中在这方面已经取得进展。类似的关系对希望进入这种关系的任何共产党国家都是开放的。
美国以及西欧国家同东欧的人民与国家有着历史性的联系，我们希望保持和重新恢复这种联系。共产党中国
中国人是一个伟大的生气勃勃的民族，不应该继续孤立在国际大家庭之外。从长远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拥有七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量，要建立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
中国的对外政策反映了中国同外界世界的历史关系的复杂性。虽然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自治的历史在世界上是最长的，但是它在平等主权的基础上同别国打交道的经验却是很少的。这些聪明的、有教养的人在亚洲居于控制地位达许多世纪之久，他们当时把他们的社会视为世界的中心。但是，在十九世纪，在内部虚弱的中国沦为技术上占优势的外国剥削的对象的时候，他们在文化上把自己与世隔绝的传统猝然告终了。
因此，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的历史是一种复杂的混合物，既与世隔绝又对外侵略，既有自豪感又受过屈辱。我们在设法决定未来的新关系的时候必须想到这种独特的历史。
我们也不能低估我们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鸿沟，也不能低估在利害关系方面和我们对世界事态的看法方面明显地存在的分歧。虽然美国在历史上同中国人民有着友好的联系，而且我们的许多基本利益并不冲突，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有一道猜疑和意识形态的很深的鸿沟。
构成我们与共产党中国的关系的基础的那些原则同我们对苏联的政策所依据的那些原则是类似的。美国的政策不大可能马上对中国的所作所为产生很大影响，更不用说对它的意识形态的观点产生很大影响了。但是，我们朝着改善同北京的实际关系的方面采取我们所能采取的那些步骤，那肯定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符合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和稳定的利益的。
决定我们之间的关系的关键将是彼此对于对方及其盟友采取的行动。我们对敌对行为决不会不加理会。我们打算保持我们保卫中华民国的条约义务。但是我们将设法促成一些能够形成一套采取互利行动的新做法的谅解。
我们避免采取可能招致引人注目的拒绝的那种引人注目的姿态。我们采取了一些不需要中国人同意，但却突出地说明我们愿意建立一种较为正常和较为积极的关系的具体步骤。
同中国人在华沙恢复会谈一事可能表明，我们的做法将会证明是有益的。这些最初的步骤也许不会马上导致重大的结果，但是或迟或早共产党中国将会愿意重新进入国际大家庭的。
我们希望改善关系并不是利用中苏之间的冲突的一种策略上的手法。我们认为那场冲突的加剧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好处，我们无意站在哪一边。美国也不想参加任何反对这两个共产党大国中的任何一国的，大国集团或敌对联盟。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只要某些国家把它们自己看作其它国家的永久的敌人，持久和平将是不可能实现的。军备控制
我们和苏联——还有其它国家——所共同关心的问题莫过于就军备控制问题达成协议了。
我在执政之初就决定，只要有可能，我们就要同其它国家合作，共同努力来维护我们的安全，同时使疑虑、付出的代价和可能发生的暴力减少到尽可能小的程度。
我们为同苏联举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所做的周密准备工作就是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
我们当前的问题就是要决定在削弱军备竞赛的势头方面，有那些措施是最切实可行的，并拟定一种最有可能导致举行有益的讨论的程序。
在赫尔辛基举行的预备性会谈的经验证实了我们的方针是有效的。会谈是认真的和严肃的。苏联代表表现出他们是作了充分的准备的。我们商定了一项关于今后再举行会谈的工作计划，这是在没有互相指责和充分认识到这种会谈可能具有的性质的情况下商定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互相试探对方的目的，而又不致于陷入谈判细节问题。
在讨论基本原则和目的之后，我们打算四月份在维也纳转入讨论较为具体的主张。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我们将坚决努力达成那种不仅将保护我国的安全而且将在实际上加强我国的安全的协议。
在本届政府上任的第一年中，在军备控制的三个方面取得了有重大意义的进展。
——我们已单方面宣布关于化学和生物战的全面政策，其目的在于示范和鼓励在这方面实行多边军备控制。
——我们和苏联开始了双边控制武器会谈，这可能是迄今为止进行过的最重要的控制武器的会谈。
——我们在把广大的洋底保留作和平用途的多边会谈中已取得了很大进展。
在所有这三个事例中，我们认为我们的行动正在保护美国的力量和加强美国的安全。将来的问题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充分证明了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我们的议事日程不仅要求对我们过去的一些立场重新进行极为重要的研究，而且也要求我们估计共产主义世界的趋势和我们就同我们朋友的关系进行的谈判的效果。这些问题包括：
一，限制战略武器问题。
二，限制武器流入冲突的地区。
三，解决东西方之间的重大政治问题。
四，在潜在的危机中进行更密切的合作。
——我们必须以实际行动来表示我们在弄清楚或限制世界各个地区的冲突方面同苏联有着共同的关心，我们的选择是寻找办法来同我们的对手进一步互通情报以避免冲突，而又不影响我们自己的安全利益，也不影响我们朋友的安全利益。
这些都是困难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