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
【本刊讯】南斯拉夫《战斗报》二十二日以《上海的榜样》为题，刊登了南通社驻京记者斯·普察克发自上海的一篇通讯，提要是：“机床厂以培养自己的干部而闻名全国——在大约三百名工程师和六百名技术员中有一半是这一劳动集体以前的工人”。全文如下：
一批外国记者在中国南方广州访问三天后到达了上海。新的会见和谈话正在这里等待我们。我们的东道主努力使我们了解这个城市的成就，这里到处都把成就归功于运用毛泽东主席的思想。
中国这个最大的城市加上近郊区共有一千万人口。在这个城市中，对大机床厂（指上海机床厂）的访问是特别有趣的。在一九四九年解放时，约有一千名工人就业，生产的主要是比较简单的农具。今天在大厂房里有六千名工人在劳动，这里正在生产最精密的机床。
这家工厂今天是全中国闻名的，但是，与其说是以生产机床闻名，不如说是以培养自己的干部闻名。两年前，毛泽东主席曾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
在毛泽东发表这一指示后，各工厂开始创办“大学”，而相对来说经验最多的上海机床厂一夜间变成了全国的榜样。其他许多工厂企业开始对它的经验感兴趣，这些经验通过报刊广泛宣传。自然，这一批外国记者在这家工厂中也对于从工人中培养专家这件事最感兴趣。
在大约拥有三百名工程师和六百名技术员的工厂中，全部技术人员的半数是从这个集体的工人中培养的。早在一九五三年就开始这样做了，但是新培养的技术员常常遭到工程师的抵制，工程师把新培养的技术员看作是“工厂的包袱”。有一个人以前是清洁工，在开始培养他当技术员时，不仅工程师讥笑他，甚至连一些“觉悟低”的工人也讥笑他。据人们告诉我们，今天，他是厂里最能干的设计师之一，担任某种总工程师的职务。
前年年底，在工厂里开办了培养技术员的“大学”。工作小组从自己的行列中选拔了五十二名最优秀的工人，现在，他们已勤奋地学习了两年。在此期间，他们领取正常的工资，就像他们正在上班一样。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些工人是按照什么标准选拔出来上学的。
忠于毛泽东主席和无产阶级政治是第一个基本条件。其次是初中程度，第三是至少要有五年工龄。向我们解释说，前几年没有重视以前受的学校教育，但是经验表明，如果事先没有受过适当的教育，那是很难培养出优秀技术员的。许多工人在工厂里就能受到这样的教育，因为工厂还开办了其他各种夜校和训练班。
课程分为三个基本方面。首先是政治思想工作，这就是指学习毛泽东主席的思想。其次是在直接生产中从事体力劳动，第三是专业课程，例如：几何、数学、动力学、水力学、电学，此外还学习英语。
由于第一代大学生即将毕业，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们将获得什么样的毕业证书。
回答说：“我们还没有彻底研究这个问题。还有时间。”
“这些毕业证书是仅仅在你们工厂中有效呢，还是在整个行业中都有效？”
“毕业证书肯定将具有适当的普遍的价值。但是，我们认为，重要的是知识，而不是毕业证书。我们全力以赴地提供尽量丰富的知识和实际经验。据我们现在看来，我们大学的学习期限将不是两年，而是至少两年半，这样才能牢固地掌握所规定的教材。”
技术员的月薪只比同级工人的工资多几元钱。
在场的一位技术员说：“我们进行学习，并不是为了多领工资，而是为了给社会作出尽量多和尽量大的贡献。”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十二日刊登了李·莱斯卡兹发自香港的一篇报道，题为《中国重建了大学》，摘要如下：
中国本月在广州有九所大学和院校复课，这是中国在教育革命工作中所采取的又一个重要步骤。
关于开学典礼的官方消息，详细地报道了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正在采取的新的试验性措施，这些措施是为了保证中国不会出现两代人之间产生差距的这个麻烦。
广州电台报道，这些新复课的大学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十二月一日的开学典礼上对群众说，虽然这些学校在文化革命期间停了四年多课，但文化革命使这些学校变成了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这种大学是“现在的资产阶级所不可想象的”。
王首道副主任在讲话中有好几处提到了批评中国的教育试验的人，他说，“国内外都有一些人害怕和憎恨我国的教育革命。”
同这个国家各地的其他中国官员所说的一样，王说，在这些新复课的大学中一个重要的改革是，工农兵和教授们一起参加了讲课工作。
几乎所有在文化革命前任教的教授已在农村和工厂劳动之后回到了学校，并且又教课了。
在课程方面进行了根本的改革，文化革命前，大学的课程被指责是理论脱离实践的。
除了强调技术训练以外，中国官方的消息自豪地说招生政策进行了改革。王首道的讲话和（香港）《大公报》关于广州这次开学典礼的文章清楚地表明了北京重视正确选拔学生。
《大公报》说，“任何人都不会仅仅因为他的出身而自然地被排除在外”。但工农兵的子女有优先权。进入广州这九所院校的学生大部分出身于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家庭。广州电台说，此外，百分之八十的学生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
许多分析家们认为，文化革命的原因之一，是为了让中国的青年体会一下中国目前的统治者所记得的他们当年夺权斗争时的那种激动人心的情景。按上述这种说法，这场经历的成果将是培养出决心不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年青的一代。
既然中国青年已在文化革命中经历了课堂外的训练，领导上现在正寻求在课堂内将能保证学生不堕入修正主义泥坑的教学办法。
【本刊讯】英《泰晤士报》十日刊载路透社自斯德哥尔摩发给该报的一篇专稿，标题是《联系群众，在中国出现了“赤脚记·者”》，摘要如下：
一位最近漫游了中国的著名的斯堪的纳维亚记者发现，文化革命已使得那里出现了两种新型的记者——“群众通讯员”和“赤脚记者”。
自由派的斯德哥尔摩报纸《每日新闻》主编、被人们普遍认为是瑞典第一流记者的奥拉夫·拉格克拉尼茨说，在过去四年中他们一直是在改造中国新闻界，把报纸变为完全是政治性读物。
他在一系列关于共产党中国的文章中报道了对上海的一家大报《文汇报》的访问。
拉格克拉尼茨说，这家报纸说，在它的记者当中有数千名普通工人。
革命委员会解释说，编辑部记者七人或八人一组被派到工厂或农村去工作三个月就被人们称为“赤脚记者”。
他说，他们第一个月进行体力劳动，“接受群众的教育，学习艰苦的劳动并逐渐了解工人的智慧”。
拉格克拉尼茨说，剩下的两个月中，记者就在工人和农民群众中选择合适的人把他们训练成为通讯员。
委员会说，利用群众通讯员的作法到目前为止是非常成功的。
他们说，在党的主席毛泽东同志在一个星期日发表重要广播讲话时，当时报社内缺少记者，就由他们这一大批业余记者骑自行车或者用电话“把群众满怀热情地听取了毛主席讲话”的消息报道上来。
在去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时收到群众通讯员的五千篇稿件。
拉格克拉尼茨说，只刊登了少数稿件，但是每个投稿者都收到亲切和鼓励的答复。
【本刊讯】巴马科消息：马里《发展报》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图片展览会在巴马科举行的时候，于本月五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自从在伟大的爱国者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于一九四九年胜利以来，中国达到了非常令人可敬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在领导这一巨大的国家时，中国领导人在全国同胞协助下，二十一年来为使自己的国家摆脱在旧制度下压在它身上的沉重苦难而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为促进生产、教育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成绩是令人信服的，由于全国人民的劳动热情，中国今天在世界上在大国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其研究人员的智慧，中国在一九六四年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把胰岛素用于治疗糖尿病的国家。”
【本刊讯】伦敦消息：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台一台最近放映了该公司于今年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期间在广州拍摄的电视影片。影片开始时在银幕上放映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像。影片解说词一开始引了几段毛主席语录。
影片解说词中谈到，在广州拍摄的镜头反映了中国人民生活的面貌，并说，中国人民正在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中国大地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解说词还说，西方对中国不能不予以更大的注意。影片放映了五十多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