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华盛顿二十八日电】（记者：斯科特）黑豹党在进行了一天的组织得很差的活动后，于今晚向“革命人民制宪大会”提出了一个反对资本主义的世界宪章。
这个宪法是在由广泛的新左派组织的代表出席的会议上提出的。在圣斯蒂芬主教派教会教堂向挤得满满的大约四百人宣读了这个宪法。还有一千多人聚集在教堂外边，通过扩音器听取会议实况。
黑豹党人由于未能按规定期限事先交纳费用而未能在黑人很多的霍华德大学开会，因此他们在这个教堂举行了这次大会。
这个宪法并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那种政府的宪法，而是一个意识形态原则的宣言，目的是要把所谓“被压迫社会”——其中包括黑人、波多黎各人、东方人、妇女和同性恋者——团结在一起。
根据该党党员纽约市的泰伯的概述，这个宪法的要点如下：
——“世界各社会人民有决定他们自己命运的权力”，包括有确定他们自己的政府形式和在文化上的有价值的东西。
——种族排斥主义将是非法的。
——要清除“压迫分子”。
——“我们预言，将建立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制度，在这个制度中，所有人民将各尽所能，按实际需要分配。”
——将实行比例代表制以确保少数民族在政府中的发言权。
如果实现了这些点，将出现一个“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工作’这个词将仅仅意味着一种有意义的游戏”，普天下都是团结与和睦的。
这个文件既反对民族主义，又反对国际主义，而要求实行世界范围的社会之间合作主义。
它重申了新左派的下述标准说法：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是互相联系的。
它也提到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北朝鲜和阿尔及利亚，作为“英勇的革命国家的榜样”。
大会即将结束，而没有举行正式的小组会议或讨论会，估计到会的代表和观众共有二千多人。
黑豹党发言人说，黑豹党中央委员会根据今年九月初在费城举行的第一次大会上各小组会议提出的建议“综合”制定了这部新宪法。
【塔斯社莫斯科二十六日电】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苏斯洛夫今天在村、镇苏维埃主席全俄会议上讲了话，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这一会议上讨论了进一步完善苏维埃工作、扩大苏维埃权力及其对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影响的问题。
苏斯洛夫强调指出，苏共中央特别注意到改进村和镇苏维埃的工作。“正是村和镇苏维埃每天同我国的千百万公民接触，是他们意志的直接体现者，是劳动人民的战斗组织，是全国利益在地方上的传导者。村、镇苏维埃，这是最带有群众性的政权机关。”
讲话人说，现在很难找到那个地区的村、镇苏维埃不去解决有关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
苏斯洛夫指出：“我们农业的发展，正如苏共中央一九七○年七月全会正确指出的，还不能满足国家日益增长的需求。”
苏斯洛夫说：“主要任务之一是农业的进一步集约化，更好地利用每个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潜力来大大扩大农产品的生产，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降低其成本。”苏斯洛夫还说：“村和镇苏维埃有许多办法、手段和可能性来更有力地促进加速农业生产的发展。”
他注意到苏维埃在实行对遵守集体农庄章程的国家监督方面的工作。“集体农庄采用新章程有助于农村社会主义民主的进一步发展和加强，提高农村劳动者对社会生产的关心和积极性。”
苏斯洛夫说：“不能对于在集体农庄庄员、工人和职员的私人副业方面违反集体农庄章程和苏联法律的现象视而不见。”他指出，“在使集体农庄庄员以及居住在农村地区的职工有私人牲畜和家禽方面，做的工作还少。”
苏斯洛夫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路线是明确的和清楚的，它是要把公有经济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同居民的个人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必须帮助集体农庄庄员和国营农场职工在规定定额范围内有私人副业。”而且他强调指出，村和镇苏维埃“必须帮助集体农庄庄员、职员和工人购买幼畜，供应私人牲畜以饲料和牧场，以及销售私人经济的农产品”。
苏共中央书记提请与会者注意“苏维埃工作中这样一个重要方面，即遵守社会主义法制。”“村和镇苏维埃应坚定地捍卫在国家活动和生产活动的各个方面，在劳动人民的整个日常生活中严格遵守苏维埃法律。”
【美联社莫斯科二十六日电】共产党的高级理论家今天承认肉类和鸡蛋的不足，敦促进一步发展自留地以帮助缓和这个问题。
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在一次农村苏维埃主席会议上说，中央委员会关于增加农业生产的措施仍然不能“‘满足国家日益增长的要求”。
他说：因此“有必要帮助集体农庄庄员、国营农场的工人和雇员在规定的范围内搞私人的副业”。
在七月份，中央委员会提高了国家征购农产品的价格，并开始让农业工人享受较高的奖金。
显然，这种做法不起作用，因此苏斯洛夫今天在克里姆林宫会议上敦促农村苏维埃‘“帮助集体农民、工人和雇员购买小家畜，为私有的家畜提供饲料和牧场，以及帮助出售自留地的农产品”。
自留地一直使苏联官员感到很为难，因为它们是社会主义制度中的私有制的残余。
苏斯洛夫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方针是明确和肯定的。这种方针在于社会经济利益和国家利益同人民的个人利益适当的结合”。
【本刊讯】莫斯科二十五日消息：村、镇苏维埃主席全俄会议二十四日在克里姆林宫开幕。沃罗诺夫、基里连科、波利扬斯基、苏斯洛夫和卡皮托诺夫出席了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两千多人。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第一书记沃罗诺夫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
沃罗诺夫说：经济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地方苏维埃的“主要关心”对象。深入研究生产问题，是地方苏维埃的“直接义务”。
沃罗诺夫强调：“国家计划就是法律”，“不能不顾法律”，“更不能不执行法律”，就是说，国家计划应该作为法律来完成。
他强调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不断增长劳动生产率，使每个卢布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但是“不惜一切代价完成计划的老公式现已不适用，因为要节约，要靠物质和精神刺激”。
沃罗诺夫称新五年计划有一“巨大任务”，工业要“高速”发展，农业有“庞大计划”，农业方面的“中心问题”是增加粮食生产。
（续昨）
在列宁和一切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大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来保卫他们的财产及其政治统治，这是阶级斗争的一个规律。但是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理论家们却散布一种幻想，说什么在工人阶级争取所有民主力量结成联盟并在议会里获得稳定多数的时候，帝国主义大垄断资本及其在军队和警察机构中的代理人就不会“采取”暴力镇压手段，而甘愿交出一切。
现代修正主义者否定列宁关于（苏维埃）委员会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基本和必要的作用的主要理论，而代之以通过议会来建立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们这种做法，只不过暴露了他们是列宁在反对考茨基的论战中所批判的那些修正主义的忠实门徒。
当前，“和平道路”的创造者在理论上处于守势。“和平过渡”的理论已经破产。其声名狼藉和失败的原因是：
首先，历史的经验断然地揭穿了在国际范围内存在“革命的和平道路”的谬论。从一九五七年修正主义路线同列宁主义路线之间展开斗争以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通过“和平过渡”实现了社会主义。没有实现任何和平革命，连一个民主性质的和平革命也没有过。相反，在亚洲的广阔土地上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越南和老挝执行在当地坚持持久革命战争的路线取得了胜利，而修正主义分子却诽谤它是一条“冒险”、“好战”、‘“左倾”等等的路线。阿尔及利亚也是通过这同一条道路获得了解放。二个拉丁美洲国家古巴，通过武装革命赶走了帝国主义，彻底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由一个新的国家机器所代替。这就是说，历史再次证明列宁的路线完全有效。
第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其他坚定的列宁主义党的批评，揭露了苏共中央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路线阻碍革命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内容。在一九六○年会议上，苏共代表团（赫鲁晓夫、苏斯洛夫等）在中国、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和其他国家代表团的批评面前忙于招架。由于这个原因，苏共现领导感到无力进行公开的原则斗争，便组织召开了一九六九年的莫斯科会议，以致那些坚定的列宁主义党不能参加这次会议。
第三，由于中国共产党、越南劳动党和其他坚定的列宁主义的党坚持系统的教育工作，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重新加强了对列宁许多论述的学习。
第四，世界的革命形势正在发展，这不仅表现在群众行动的规模和数量上，而且主要表现在斗争的趋向迅速具有政治性和暴力性。
由于这些因素，关于资本主义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已经威信扫地，他们的“发明者”也被迫在论战场所处于招架地位，玩弄退却的阴谋。
为了替他们的“和平道路”进行辩解，苏共的理论家们歪曲了列宁关于革命的形势的论断。
列宁通过群众内心的愤懑和怨言，揭示革命形势的出现并号召群众准备暴力起义，而苏共领导人，尽管革命战争震撼世界，尽管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越来越经常地”发生“爆炸”和出现“暴风雨般的社会抗议”（勃列日涅夫语），他们仍然继续不厌其烦地宣称，“不存在革命的形势”，“群众没有准备”！说“群众没有准备”的这种借口，是考茨基之流的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者为了替他们自己的投降帝国主义的路线进行辩解而使用的同样论点的翻版。
苏共现领导指责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是“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就是因为，中共中央按照列宁的路线，肯定并宣告党的任务是准备群众去进行革命和通过艰苦工作积蓄革命力量。修正主义者也正是这样指责列宁的。考茨基指责布尔什维克党人“‘一直陷于暴力和意志＝意志主义的通性权力之中”。修正主义者指责列宁是“主观主义的醉鬼”。右倾分子季诺维也夫在一九一七年指责列宁是“冒险主义”。许多修正主义者指责列宁是“巴枯宁主义”和“布朗基主义”，同样地，现代修正主义者指责中国同志是“新托洛茨基主义”，其共同的原因是：中国同志忠于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路线。
列宁时期的修正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之间的差别是微乎其微的。如列宁所说的那样，历史的讽刺是，前者不得不披上马克思主义空头学说的外衣来反对列宁，而后者，现代修正主义者则不得不披上列宁主义空头学说的外衣来反对列宁现在的学生。
只要拿出苏共现领导的任何文件，例如关于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的“‘苏共中央提纲”，就立刻足以证明，通篇都是一种继续论战，虽然形式隐蔽，但其矛头是反对所谓“革命的非和平道路”，反对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反对民族解放革命战争的。他们千方百计地企图阻止在欧洲或其他洲爆发那种可能引起美帝国主义反革命干涉的无产阶级革命。哪里有战争，就在哪里搞调解，如有可能，就搞一个妥协。这就是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导所奉行的真正的对外政策。
他们害怕热核战争，所以害怕世界革命。
他们在美国核讹诈政策面前退却，所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任务面前退却。
他们企图延误和牺牲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绝大多数人类的利益，也就是沿着唯一可能的道路即革命的道路求得自身解放的利益，而为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富裕阶层的利益服务，这些阶层感兴趣的是在一种安静的或国际“缓和”的气氛中享受社会主义劳动的成果。
这就是用“‘革命的和平道路”这个堂皇的名称伪装起来阻止革命的路线的政治背景和社会基础。
活着的真正的列宁从他在红场上的红色陵墓上，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和全体被压迫人民起来战斗，埋葬这种卑鄙的修正主义谬论，把曾指引伟大苏联人民在地球七分之一的土地上推翻了帝国主义、建立和建成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第一个强大堡垒的革命红旗，举在自己的手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