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本刊讯】南斯拉夫《战斗报》二十二日发表了特斯利奇撰写的一篇评论，题为《中国的多数》。摘要如下：
联合国通过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的表决，朝着自身的普遍性迈出了意义重大的一步。诚然，这一次的多数票还不足以使北京的代表在东河的玻璃大厦中占有其重要席位。但是，这个多数是检验世界大家庭对解决一个国际迫切问题的积极的情绪和动向的相当可靠的晴雨表。
这个多数的意义是多方面的。这是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联合国提出承认中国权利问题以来的第一个多数，也是一种歧视中国的态度的第一次失败。这种歧视态度是建立在一个大国的过时的和错误的政治前提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世界组织中发号施令的实践的基础上的。
换句话说，这是国际关系发生了变化的可靠迹象，是国际关系民主化方面的意义十分重大的步骤，又一次证实了联合国内和整个国际生活中的新生力量的现实主义、建设性和意义重大的可能性。
昨天在联合国的表决结果，不仅是中国和联合国的关系发生变化以及北京的国际地位得到加强的合乎逻辑的标志，而且也是美国的反华立场的重大失败。在美国对华政策中肯定有些好转。甚至还有某些迹象表明，华盛顿希望使自己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在联合国最近的辩论中甚至得到这样的印象：与其说是美国反对承认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利，不如说是美国反对开除蒋介石的代表。
这是一种搞“两个中国”的立场。但是，对于中国和联合国多数成员国来说，这是一个不现实的和站不住脚的方案，是违背联合国原则的，作为今后国际生活的先例来说，实质上是十分危险的。这样会使一种把各国划分为主权国和附属国的十分危险的趋势合法化，这就容易导致大国的庇护和干涉。
总之，中国获得了多数，但还没有进入联合国，而美国已在法律上和政治上被大大缩小了继续阻挠中国权利的回旋余地。
显然，这并没有使任何一方感到满意，但却是令人鼓舞的动向。别的且不说，现在已为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就在明年）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从而使联合国和世界和平获得很大好处。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二十四日电】共产党中国大使刘新权今天向波德戈尔内主席递交国书，正式完成了恢复莫斯科和北京于四年前中断的最高级关系的任务。
莫斯科有经验的外交观察家说，大使到达的时间和递交国书的时间相距之短几乎是前所未有的。通常，至少要在到达之后一星期才递交国书。
【法新社莫斯科二十四日电】这里的观察家们今天说，北京驻苏新大使刘新权递交国书的速度之快将相当于新任苏联驻中国大使递交国书的迅速。托尔斯季科夫于上月到达北京，并且在到达中国首都后几天内就递交了国书。
【路透社莫斯科二十三日电】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今天在中国新任驻莫斯科大使刘新权到达后不到二十四小时内接见了他。
刘新权的拜会也许主要是礼节性的，但是，葛罗米柯是不常接见新任大使的，也不常在他们到达后那么快就接见。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二十三日电】中苏两国关系略有改善，没有影响原是“兄弟”党的两党关系。两党之间仍旧谈不来。
【路透社莫斯科二十三日电】塔斯社今天在这里宣布，苏联和中国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
这里认为，这个行动也许是两国间关系于去年因发生边界武装冲突而达到新的低潮以来，它们为恢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采取的最重要的步骤。
中国新任驻莫斯科大使刘新权昨晚、即在今天宣布此事前仅几小时到达这里。
【美联社东京二十三日电】（记者：约翰·罗德里克）共产党中国在其在联合国内取得的心理上的惊人胜利的鼓舞下，已着手修复它通向苏联的断桥。
它在四年来（第一次）恢复了同莫斯科的完全的外交关系，并且在二十二日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预料这项协定将会使两国间的贸易往来增多。
互派大使和签订贸易协定是符合这两个共产党大国去年答应要设法改善官方关系的诺言的。在意识形态分歧这个更深、更严重的问题上（这是共产党阵营内的激烈争吵的根子），它们已同意保留不同意见。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报道在这方面有任何进展，而且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也不大会有任何进展。
【本刊讯】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十七日刊登了哈希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新中国》，摘要如下：
加拿大和意大利同共产党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预料其他西方国家不久将效法它们的做法。但是这种情况之所以正在发生，不是由于中国在追求外界，而是由于中国让外界恢复同中国的关系。
正确地看待这件事是重要的。
实际情况是北京处于支配地位。别的国家希望加强同中国的关系，而最近若干年中国一直不允许这样做。北京将承认哪个国家，这是由北京决定的。何时按照何种条件让哪个“蛮夷之邦”接近“中央王国”的权威中心，这也是由北京决定的。
正确地看待这一切是重要的，因为人们如果能完全正确地认识这一点，就会认识到目前是中国历史上和中国对外界的关系方面的一个分水岭。一百三十年以来，中国人第一次完全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而不受任何外界的“蛮夷之邦”的控制或不适当的影响。
历史的这一轮环是从一八四○年开始的，在那一年，英国人挑起了所谓的“鸦片战争”。
从那时到一九六○年，中国一直是各国角逐的场所。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控制权从一个外国转移到另一个外国手里。更恰当的说法是，外界的人争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控制权，而取得了各不相同的结果。这一切在一九六○年结束了。
从那一年起，中国人当家作主了。他们在治理自己的国家方面采取的做法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但是他们是自己治理自己。现在在中国人学习治理自己的十年阶段结束以后已经得到一种新的稳定。他们从现在起将有选择地让“蛮夷之邦”重新在北京建立大使馆。但是让谁在何时按照何种条件这样做则是由他们决定的。
【安莎社纽约二十日电】意大利特别政治事务部长、意大利驻联合国使团团长朱塞佩·卢皮斯向记者发表了如下声明：
“在关于中国席位问题的投票中，我们在联合国的行动，是由于考虑到了国际政治的发展，这种发展包括了意大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相互决定建立外交关系。
“我要简单谈一谈它的几个重要的阶段。一九六八年，对实质性提案，我们投了反对票，而对于说这个问题是重要问题因此需要有三分之二的多数票的程序性提案则投了赞成票。
“一九六九年，我们对第一个提案弃权，同时继续赞成第二个提案。
“今年，对于人民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提案我们投了赞成票，同时像过去一样，对重要问题的提案也投了赞成票。
“在说明我们的投票的声明中，我们重申了我们的看法：必须使中国在国际大家庭中有它的正当的代表，正是由于这种看法，在罗马和北京于本月六日同时宣布了关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
“说明如下这样一点将是有益的：我们投票支持程序性提案是由于我们认为，在需要确定一个国家的合法政府到底是哪个政府、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权到底应当属于哪个政府时，就必须采取重要问题所必须采取的预先的程序性措施。这也同联合国宪章第十八条第二款所说的情况是相似的。
“因此，毫无疑问，可以认为和确认，在参加联合国的问题上，哪个政府是一个国家的合法政府是一个重要问题。这是一种不仅是符合联合国宪章的精神的、而且在程序上是符合逻辑的选择，而且在政治上说来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国所希望的保护性措施。这是一个在所有属于重要性问题情况下需要取得比简单多数更广泛的人同意的保护性措施。
“这是一个不仅是合乎逻辑的、而且是为了保护人类从来没有确立过的最高机构的和谐一致所必须采取的保护性措施。
“我希望，从最近几个月起，已经使人们感觉到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有了进展的发展进程在国际关系的现有条件下加快发展，也希望联合国能尽快把人类四分之一的代表包括到它的成员国当中来。”
【路透社香港二十四日电】刚刚恢复同中国的大使级关系的苏联，今天又恢复了对中国的口头攻击，指责北京领导人企图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莫斯科电台对中国的华语广播说，北京已把毛主席的哲学置于真正的无产阶级原则之上。
这家电台说，中国企图通过支持“叛徒”——显然是指在中苏意识形态争端中一贯站在北京一边的阿尔巴尼亚——从内部分裂社会主义世界。
这家电台还说：“所有这些企图显然是不能得逞的”。这家电台说，中国的活动给西方提供了方便，西方是巴不得看到社会主义世界陷于混乱的。
这家电台还说，中国的“分裂和破坏活动”已使各革命力量之间互相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