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新闻周刊》十六日一期刊登了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为了对付俄国人，中国的目前的统治者正在克里姆林宫的后院里找新朋友。中国还追求西欧。
但是中国正在花最大的力气的地方是对由不结盟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中国正在对非洲提供大量援助。
上星期，北京采取了一个更不寻常的行动，派了一个代表团参加智利总统阿连德的就职典礼。
这些活动部分地抵销了俄国自己在第三世界进行的外交活动。更重要的是，这些活动使北京有了一个道义权威的光轮，能够在它同克里姆林进行的任何摊牌中对它有帮助。
北京还正在使人们不太注意它对联合国会员资格重新感到的兴趣。这个世界组织对中国来说将是一个有益的讲坛，但是这种益处并不大得值得为进去付出一个高昂的代价。因此，北京正在让它的朋友今年为支持它的立场作出努力，不过看来中国将再次不被接纳进入联合国。但是联合国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国进入联合国和取代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在安理会所占据的中国常任理事席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或许只是一两年的事情。
然而，在世界上其他国家看来中国外交攻势可能给人多么深刻的印象，北京本身仍不准备在大国中间发挥作用。但是差不多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很久。东欧的一位官员上周说：“既然中国在外交舞台上已变得更加活跃，它对俄国和美国都将是一个越来越大的挑战，而最终这两个超级大国将不得不为北京让出空位来。”
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法新社联合国十四日电】美国在本届联合国会议上为了保持国民党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而进行的斗争无疑会取得成功。
但是美国在持续多年的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辩论中进行的活动完全带有后卫战的色彩，它防守的阵地仍然坚固，但是注定要失陷。
第一，美国已经放弃了它在这场战斗中的主要阵地——它已经承认北京应该在联合国有一个席位，并且说人民中国参加这个世界组织的工作将是完全正常的。
美国本来有一个论点，说在世界上表现很坏的好战的人民中国是不可取的，这个论点已经放弃了。
美国的武库中只剩下一件武器，这就是要求对一直在联合国中表现良好的国民党中国采取有礼貌的态度。
第二，北京在联合国的代言人昨天的发言表明了在人民中国和加拿大建立外交关系过程中表现的态度：不可能有折衷的方案，不可能有一个驻北京大使和一个驻台湾的领事。不存在两个中国，只有一个中国。
正如加拿大打算做的那样，一些国家将既投票赞成要国民党中国把它的席位让给北京，同时又投票赞成驱逐国民党中国问题要由三分之二多数决定，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态度，中国拒绝接受这种态度。
由于两个中国理论遭到拒绝，因此从长远看，使国民党中国留在联合国似乎是困难的。在可以看得见的将来，美国可能会谋求别的方案。
美国将在外交上对台湾进行说服工作，使它接受福摩萨这样一个国名，而不是中国这样一个国名，美国还将同真正的中国进行较真诚的接触。
【合众国际社联合国十五日电】（记者：索奇）当联大关于中国问题的辩论进入第二周（大概是最后一周）的时候，对于在谁应该在这个世界组织中代表七亿五千多万中国人的问题进行表决后，今后应采取什么行动的意见仍然存在分歧。
在这一不能肯定的阶段，即使是那些赞同接纳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外交官也感到，在能够制定出一个使这个世界组织中的绝大多数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之前，应当暂缓作出决定。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通过需要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提案是有把握的，因为对把这个组织中的中国席位让给中国共产党人这个提案的表决可能取决于一票或两票。换句话说，那些代表认为，应当暂不作出决定，直至早日找到解决办法为止，最好是过一年到下届联大开会的时候。
但是，他们不准备用西方的动议宣布这一问题为“重要问题”来无限期地阻挠接纳北京。
在这种情况下，紧张的秘密外交活动就围绕着少数几个代表团进行，其中包括两个在这一重要表决中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非洲代表团。
这里的观察家们正在兴致勃勃地等待着看看，在星期一或星期二是否正式企图把双重的阿尔巴尼亚提案的两个要求分开来
——把接纳共产党中国和“立即”驱逐国民党分开来。大会已规定星期二下午六点为提出“新提案和修正案”的截止期。（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
在这种情况下可供选择的主要做法可能是建议对两个问题分开进行表决，其结果可能是第一个要求被通过，而第二个要求被否决。由于作出这样一种双重的决定，联合国大会事实上将采取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反对的两个中国解决办法。它还会引起许许多多用三分之二多数表决办法能够避免的法律和程序问题。
就在十二日，美国大使菲利普斯还支持两个中国的主张，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现实”。
一些支持台北的人在休息室里对菲利普斯的发言对某些“靠不住的”代表团可能产生的影响感到不安，同时关于对中国问题采取一种“现实的”态度的谈论也增加了。
然而，这种气氛在星期五又一次改变了，因为当时阿尔巴尼亚副外长布多在会上重复了他早就提出过的激进的论点。如果布多像人们经常说的那样既代表他自己的政府说话又代表北京说话，那末菲利普斯为了找到一个解决办法而作的努力肯定会遭到正式的拒绝。
在华盛顿，白宫接着发表了一篇声明，以缓和菲利普斯发言中可能引起的作出友好姿态的印象。
随着中国问题在这里向高潮发展（进行非常重要的表决），休息室中仍然在广泛地谈论将来的可供选择的办法。
【本刊讯】巴黎消息：法国前总理顾夫·德姆维尔十一月六日对欧洲第一电台记者发表谈话，详细摘要如下（本刊十一月九日曾据法新社消息作过简要报道，文内的小标题是本刊加的——本刊注）：
问：你是为谁和为什么去中国的？
答：这很简单，我去中国没有正式的使命，不过是想了解了解这个国家。我当时认为，在我这样的年纪，又是熟悉世界上一大半国家的人，如果对于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不了解，那是不正常的。为此，我就急需了解它。这便是我去北京的极其简单的理由。我能够一下子对你们说的就是，我在那里所看到的一切和使我感兴趣的一切。第一个印象是中国土地辽阔人口众多
对中国的第一个印象就是非常大。非常大，这既是因为土地辽阔，就象包括俄国在内的整个欧洲那么大，又是因为人口众多，我相信中国人总共要占人类的四分之一。我在那里度过了三个星期，参观了许多地方，特别是参观了三个城市，我去过的各个城市，人口都在一百万以上，这些城市的总人口有二千万到二千五百万。就是这些使人形成了概念。在整个访问期间，这种非常巨大、土地辽阔、人口众多的印象确实到处都伴随着我。我再说一遍，就是这，是我的主要印象。
关于中国的统一问题，这的确是一个首要问题。我马上答复你们，中华民族存在将近两千年了，中国成为一个很大的国家大概也有一千年、甚至一千多年了，请你们想一想，在一一六○○年亨利第四时代，中国已经拥有一亿五千万人口，在我们法国革命前夕，中国的人口就达到三亿，当时我们才是两千万，而且我们还是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地大人多，这必然会提出一些问题，就是非常大的国家就难于管理的问题。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中国在悠久的历史中可以说好象数学公式那样经历了盛衰的交替，换句话说，过去和现在一直是一个民族的这个大国有过治理有方、治理得力和中央权力存在的时期，之后也有过中央权力衰败和无政府状态产生的时期。无政府状态，这自然不是指分裂。一百多年来中国第一次获得统一
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事
问：最后一个衰败时期的结束是否在一九四九年，就是说在毛泽东时代？
答：你们听着，关于这是不是衰败结束的问题，我不发表意见，大概在座的和上了五十岁年纪的人，也没有那一个能够对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因为这要取决于中国今后几代的演变。不过，无论如何，政府的腐败状况是结束了，国家的统一也确立了。从一九四九年起，可以说一百五十年以来，从十九世纪初以来，中国第一次统一在一个控制了全国的政府之下。基于中国目前这种情况，这对它自己和对全世界来说，自然是一个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事件。
问：是否像他们在一个有些动乱的时期所说的那样，你是一个西方的狗头？
答：尤其当你第一次到中国时——我就是这个情况——你就会发现，你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你所了解的那样一个国家的世界，甚至不同于你所了解的其他那些国家的一个世界，即我们能够去的甚至与法国极其不同的其他外国国家，我这样说是有种种明显的原因的。这个国家和我曾谈到过的它的这种巨大的特点，仅只它的语言就是一个谜，其次是居民的习惯，他们的思想和反应与我们显然极其不同。
那末，当人们到那里去，有没有敌视的反应呢？我必须说，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都没有看到这种反应，我更多地看到的是好奇的反应。中国是一个外国人去得很少，特别是白人去得很少的国家，即乍一看由于不是中国人而引人注目的那些外国人去得很少的国、家。因此，当这样的外国人来了以后，就会有些轰动，人们在街上看他们，甚至成群地围着他们。甚至在天津和上海这样的城市都是这样，位于中国中部的延安就更不必说了，我们在这个小城市的大街上散步成了一种轰动的事件。
问：你是一个受优待的访问者，这难道不妨碍你得到真正的反应吗？
答：你们毕竟知道，当你到了这样一个你不懂它的语言的国家，无论说什么和问什么，你都离不开翻译。你就不能想像，你能同人民进行直接的接触。
问：从脸上看得出来吗？
答：可以从一个中国人的脸上看出来，我对你们说，他的脸上没有敌意或敌对表示，我要对你们说的是，我们能够表达的东西或他们能够表达的东西，由于相互语言不通，对话就不容易。
问：让我们来谈一下从古老的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过渡吧，即一九四九年。
答：好，我向你们说过，一九四九年，在共产党人民共和国政府领导下的中国，一个半世纪以来第一次重新统一在一个单一的中央政权之下。（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
大家都知道，这些发生在红军和人民军队战胜了后来逃到福摩萨（即我国台湾省，下同——本刊注）的蒋介石、国民党军队之后。
问：为什么事情的经过是这样，为什么中国有一种共产党政权？
答：这显然正是人们提出的一个问题。它取得胜利当然有各种原因，我认为，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同蒋介石的区别，这个共产党在它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整个斗争期间，即是说至少在二十五年或三十年期间，采取了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结构进行根本改革、特别是对农民制度进行根本改革的立场。中国是一个由农民构成的民族，在中国有五亿农民，他们曾经处在一种封建制度下，这种制度使他们遭受大地主的奴役，遭受各种凌辱和盘剥，其中的头一宗就是实在难以忍受的地租。
共产党采取了解放农民的立场，其结果是在红军打仗的整个时期都有农民参加红军，最后，在四八年和四九年进行的决定性战役中，这一点成为决定性的因素。这就是中国革命和苏联革命不同的地方。苏联革命是一种工人革命，这种革命是在列宁格勒进行的。中国革命是一种农民革命，最好的证明就是毛泽东的生活和活动。他是以先控制他的国家的一个省——他的故乡开始的，经过好几年，然后在该省大部分地区建立了一种事实上的政权。你们知道，中国的一个省就像法国那么大，他和农民控制了那里，并建立了一种苏维埃式的农民政权。长征和在整个长征期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就是这样的。毛泽东一直坚持这样一条路线：由农村开始进行革命，并且取得了成果。最后取得胜利的红军主要是由农民组成的。
问：旅行者到达后是否马上到处都感觉到，他们是处在这样一个国家里：那里的人民每时每刻都受到一个单一的党的全面控制。
答：当然，当你们到达时，你们就会知道你们是在一个其一切都可能具有重要性的共产党政权的国家里，因为我们很熟悉党的最高统治权和它的存在，也熟悉这样的事实：党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行政和政治机构，最后一切都取决于这种机构。这是很显然的。中国当前关心的是国家的发展，
首先关心的是农业
问：目前中国人关心的是什么，是改造世界，还是首先改造中国？
答：关于这一点，你们知道，回答是容易作出的。中国人的问题显然是中国的发展。对于他们来说，问题不是改造世界，他们是现实的。
问：关于这一问题以后再谈。但是最后还有共产主义中国对黑非洲的影响的问题。
答：这是另一回事，不是吗？每一个大国，中国也是一个大国，都在设法扩大自己的影响和争取自己的顾客——如果我能够用这个词的话，中国不是唯一这样做的国家。在非洲，是许多大国之间进行的一场斗争，法国不在其内，因为法国执行一种完全不同的政策，一种没有同其它国家进行竞争的意图，而仅仅是旨在保证它的前领地的繁荣的政策。中国对非洲有一种政策，苏联对非洲也有……因此，中国并不是把国内形势当作唯一关心的事情……不，我是说这是中国主要关心的事情。
问：假设中国首先关心的事情是农业。
答：当然是，当然是，我认为，在中国农业是基本活动，我刚才对你们说过中国有五亿农民……比如，同法国比较一下，我想法国有七百至八百万农民，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同美国比较一下，美国有一千二百万农民……这些同国家的发达程度有关……一九七○年，中国还没有进入发达状态。中国现在是，正在有一个工业前的经济，它的问题是要从这种工业前的经济进入一种现代工业经济，这样首先将会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其次将使它成为一个同其它大国一样的现代化大国。我之所以要谈这一点，因为这是人们在谈论中国经济问题时的一切谈话的主题，大家都将会确切地、几乎一字不差地对你重复我刚才对你们讲过的这些话。
问：中国人曾首先试图同俄国人一起建立一种工业吗？
答：不要说中国人曾试图建立一种工业，因为，这会使人认为，中国人现在不再想建立工业。目前的情况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出发点就是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大国，特别是要成为一个工业大国，因为中国已经是一个农业大国。在头几年，中国人可以说执行过一种与苏联从前所执行的相似的政策，那时中国人同苏联关系很好。就是说优先发展基础工业，优先发展所有这样一些主要工业，如生产钢铁和铝，提炼石油，大型化学工业等等。在俄国帮助下，依靠它的技术援助，提供物资和苏联技术员及工程师的援助，中国人制订了这一政策，这是一九四九年、一九五○年以后的情况。过了一段时期出现了巨大的困难，其原因有两个，第一是自然界的困难，造成一连串的可怖的饥荒。你们也知道，中国是一个在五九、六○和六一年由于遇到水灾和旱灾，而连续遭受饥荒的国家，这是具有灾难性的后果的情况。这是第一个困难。第二个困难，就是正如你们说的，在赫鲁晓夫时期同苏联关系的完全破裂。这一破裂当然是在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关系不好时期之后出现的，其后果是，俄国人中断提供物资，撤回专家和技术员，因此中国人由于缺乏所答应的原料，缺乏技术知识，所以在继续执行发展基础工业的计划方面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