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
通讯说：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国工农业正在加强跃进的基础；各地都更加深入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从而出现了“触及灵魂”的革命的巨大浪潮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二十四日登载了它的特派记者秋冈二十三日从北京发回的电讯，标题是《中国在积极准备第四个五年计划——有明年就开始实行之势，各地工农业生产超过了指标》。文如下：
驻北京的各国记者团在外交部新闻司向导下，从十三日到二十二日，参观了广州、上海、南京各地。组织这样的旅行团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这件事本身大概是中国外交工作活跃化的反映。这次旅行得到的印象是这样两点：由于文化大革命，工农业不但没有停滞，反而正在加强跃进的基础；各地都更加深入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从而出现了“触及灵魂”的革命的巨大浪潮。
从这种气势来看，明年也许将是第四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有人推测说，因为文化大革命中，许多生产现场发生了大混乱，所以第三个五年计划一定是半途而废了，或者遇到了大的障碍。但实际上在中国各地旅行过程中所得到的印象和上述推测是不同的（文化大革命反而成了促进生产现场的技术革新、发展生产的重要因素）。现在超额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已经是肯定无疑的事实，第四个五年计划已经做好了随时都可以开始的准备。
上述两种估计所以有这样的不同，是因为对于文化大革命怎样鼓舞了工人和农民这一点的评价不同。例如说，人们认为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大混乱，但这是对以刘少奇前国家主席为首的、布满全国的党官僚“水泼不进”的统治造反的结果；把它打倒并产生了新的权力机构以后，自己是国家主人的觉悟同革命的胜利相结合，便奠定了生产跃进的基础。
拿技术革新这一点来看，以前是在学校里学了西洋学问的高级技术官僚以在身边的车间中找不到的材料和机器为基础提出理论，而对车间中现有的东西，不努力设法改进。这肯定是工人所不能容忍的。记者团访问的上海机床厂就是这样的生动典型。工人中成长起来的新技术队伍同工人形成一体，进行工厂的技术革新和扩大生产。今年工人中也有些人进了大学。
不论到哪一个人民公社都会听到的话题，其共同点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粮食亩产指标将超额多少。这个纲要大体地规定的指标是，黄河以北寒冷地区是粮食亩产四百斤，南下到长江的中间地区是亩产五百斤，华南是八百斤。但记者团访问过的城市郊区的人民公社，全都大大超过了指标。
人民公社还大力养猪。发展水利，生产肥料——这两件事对农业的发展来说，确实是当前最大的任务。一头猪就是一家小的肥料工厂。所以现在不是每人一头猪，而是进入了一亩地一头猪的养猪运动时代。要说水利，广州、上海、南京的人民公社已经都具备了足以抵抗自然灾害的实力。
在这样的问题上，使人感到中国是在完全统一的政策指导下行动的是，连广州制造体育用品的工厂都在生产电子工业所必需的硅。而且不仅是专业工厂，只要是有可能的地方，都在进行这种生产。他们结合活学活用毛泽东的“一分为二”的哲学思想，进一步巩固了生产的跃进。
从上海搭火车到南京，在一片金黄色的稻田中通过，呈现出一派丰收的景象。无论工厂或街道，都禁止拍摄大字报，但是尽管说是大字报，也不是象文化大革命中那样，指责身边的某一个人，没有那样激烈的词句，而多数是把目标集中在批判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修正主义，都是整整齐齐的。
从街头得到的印象，似乎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已经有了相当的进展。这又成为以革命和生产的更大胜利来迎接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的口号，呈现出一派积极准备第四个五年计划的生动景象。政治和人这样巧妙结合的情况，到地方上去看看，就更加鲜明了。
【法新社北京二十九日电】（记者：萨布隆）中国总理周恩来昨天电贺新当选的智利总统阿连德，表示希望中国和智利的友谊获得“新的发展”。
北京观察家认为，这句话表明北京希望看到智利在选出新的左派总统之后成为和人民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一个南美国家。
古巴是和北京有外交关系的唯一的拉丁美洲国家。
周总理在他致智利总统的电报中说，“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智利人民反对侵略、掠夺和干涉，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
电报最后说，“祝智利人民在这一斗争中取得新的胜利。祝中智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获得新的发展。”
【共同社东京二十九日电】题：外务省推测，智利也将转而承认中国
外务省人士二十九日透露了这样一种估计：智利政府十一月中旬也将承认中国并同台湾断交。如果智利和中国建立邦交，那么就在南美大陆第一次出现了承认中国的国家。可以认为，这给予中南美各国以及美国的震动和影响将是巨大的。
智利在去年联合国大会表决中国代表权问题时曾赞成指定为重要事项方式的提案，而对阿尔巴尼亚的决议案弃权（前年是反对）。但是可以认为，在这次联合国大会上它肯定会反对‘“指定为重要事项”而赞成“阿尔巴尼亚提案”。
【合众国际社东京二十九日电】日本外务省人士今天说，预料智利将成为承认北京政权的第一个南美国家。
他们说，智利可能在下月底以前给予承认，预料意大利将采取类似的行动。
在上海，我们有机会听到张南云、祝希娟这两位著名女演员谈种种看法。她们的谈话是宝贵的，使我们可以了解到她们这样的人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前和之后发生了什么变化。
张南云很早就是京剧演员，在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中扮演女主角江水英。我们是在上海儿童艺术剧场观看这个剧的。江水英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某个人民公社龙江大队的党支部书记。这个剧的梗概是这样的：这个地方遭到旱灾，九万亩土地就要受害。党的县委会决定提高龙江的水位，给干旱地带送水。然而，这个人民公社龙江大队的队长林志田对于执行这个决定十分动摇，因为他认为，照决定去做，大队的三百亩旱地就会被水淹没，本大队就要受损失。但是，在江水英领导下的贫下中农发扬毛主席教导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坚决贯彻执行县委会的正确方针，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张南云以前演才子佳人，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努力改造思想，这样就从演才子佳人脱胎换骨，变为演一位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张南云说了大意如下的一段话：过去，在文艺界也一直进行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刘少奇一直企图把文艺界变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黑据点。在刘少奇领导的时代，让我们住城市里漂亮的大楼，专门过幽雅的生活，要求我们在演戏以外的时间里练琴学画念唐诗。刘少奇曾经说，你们可以坐高级卧车到乡下去演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这条文艺路线受到了彻底的批判。后来，我们遵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教导“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努力进行了彻底的改造思想的工作。这次演出的《龙江颂》反映了五亿中国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的精神。为了演江水英这个人物，无论如何都需要到工农兵中去改造自己。我就到上海郊区的人民公社去，在那里生活了两个月，参加了兴修水利的劳动。过去，我走路都只会走才子佳人的脚步，笑也要不把牙齿露出来。象这种样子怎么可能扮演人民公社的党支部书记呢？现在，我们在上海郊区各县进行巡回演出。电视台也转播演出的实况，努力让尽可能多的农民能够看到演出。
在农村，演出结束以后，我们就举行座谈会，听取农民的各种意见，设法作进一步的修改。
祝希娟是话剧女演员，以前演过影片《红色娘子军》的主角。这部影片已经介绍到日本，片名译为《女性第二中队》。我们在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看过这部影片，所以清楚地记得祝希娟的容貌。祝希娟说：我参加影片《红色娘子军》的演出时，首先到这部影片所描写的故事的革命根据地去，在那里体验生活，接受思想教育。但是，后来没有让我再到工农兵中去，而把我关在高级公寓和别墅里。而且要我演莎士比亚的戏。当时领导文艺界的四条汉子（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说，要会演《红色娘子军》，也必须会演文艺的顶峰莎士比亚的戏。于是我就关在房间里，拼命地学莎士比亚的戏，结果离工农兵越来越远，革命的感情变得淡薄起来，从头到脚都是资产阶级的一套了。而且头脑里光考虑名誉、地位这些东西。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们用名利腐蚀年轻的艺术家，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舆论准备。中国现在把这个叫做三名三高（名演员、名作家、名导演，高工资、高奖金、高稿费）。我也就开始想，我得了“百花奖”的奖金，在中国已经出了名，下一步就要在世界上出名。这样，我就越来越成了骑在劳动群众头上的精神贵族。我就是在这种状态下遇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我受到了批判，说我对工农兵犯了罪，让我靠边站，要我写自我检查。我心灰意赖，垂头丧气，心里想：我因为搞了文艺才落到这个地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就去当一个普通工人或农民，再也不干这种危险的工作，也绝对不让我的女儿从事这样的工作。就在我跌进这种所谓“文化工作危险论”的时候，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正确路线下接受再教育，改造旧思想，就会受到工农兵的欢迎。我找到了出路。我先在上海戏剧大学里接受了再教育。在那里，江青同志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后来，我就到人民公社去，在工厂劳动，进五七干校，继续努力改造自己。（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