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新闻周刊》五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关于新的十年中难于作出的决定》。摘要如下：
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圣诞节和新年之间的一周是逍遥自在的。对美国的总统来说并不是这样。因为过圣诞节的时候也正是做预算的时候，这时白宫的主人必须对新的财政年度花大量时间进行辛苦的研究，并且必须对他想花多少钱和如何花法做出最后的困难的决定。
他们的任务：削减一九七一年的预算，使其保持平衡，尽管出现赤字的趋势是相当强烈的。
一个主要的威胁在于既出现通货膨胀，而利率又很高，这些力量已使政府无法控制的开支——公债利息，医疗开支，社会保险利息等——超过去年四月估计的总数近四十亿美元。同时，国会无视政府提出的削减政府开支的一些要求，坚持要求拨出比总统在其他方面所要求的开支要多的款项，因此就造成了三十亿美元的没有预料到的额外开支。这些额外的开支
——七十亿美元——有可能超出为本财政年度规定的五十九亿美元的余额，并且危及一九七一年取得防止通货膨胀的余额的前景。
重新估价：莱尔德的出席这次勒紧裤带的会议，使人们毫不怀疑哪个机构将进行最大幅度的财政削减。
政府愿意把国防开支从现在的七百七十亿美元减少到七百亿美元，但是这将要求作一些痛苦的重新估计。
这样，尼克松关于自七月开始的财政年度的预算，将开始反映出他自己认为国家的优先考虑是什么。
在新的十年中几乎肯定地要重新确定美国的重点，把侧重点比较集中在国内问题上。
当然，这场战争仍然有待于在美国威信不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害的情况下结束——并且通货膨胀也有待于在不会发生灾难性的衰退的情况下控制下来。但是在作了这些困难的工作之后，七十年代的更大的工作就必须开始了。第一个最明显的改革目标是环境本身，即垃圾对城市、河流和空气的污染以及喧噪的环境。这是一个对于提出抗议的越来越具有吸引力的问题。
同样迫切关心的问题是严重恶化的美国种族气氛
——黑人和白人日益敌对和某些长期默默无闻的少数民族，特别是墨西哥裔的美国人的离心离德。在未来的几年内解决贫困和营养不良的问题将要求作出远为坚决的努力。
总统最近在同他的助手们会谈时暗示，美国最缺乏的不是稳定的价格，甚至也不是和平，而是缺乏某种充满信心和自豪的语调。
【本刊讯】美华盛顿《明星晚报》三十一日刊登了理查德·威尔逊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向上升而没有升上去的六十年过去了，阴沉的七十年代来到了。人们作出了这样一大串很少听到的可怕的预言。
我们将看到美国发生一次衰退——但愿这次衰退是温和的。七十年代世界上的一些城市的拥挤状况将会引起流血的革命。种族对立将加剧。俄国和中国可能进行原子战争。六十年代的造反的青年在七十年代将成为造反的壮年人。
在七十年代开初的不祥的气氛中，灾难并不是遥远的。我们在六十年代初期曾躲到赶修的防空洞里去等待核大战爆发，却没有预料到成千成万的青年会在八千英里外的丛林里死于枪炮和地雷。
没有人对我们说城市将会发生爆炸，校园将会发生叛乱。
因此现在谁也无法告诉我们在七十年代会发生什么情况。
但是六十年代的开端和七十年代的开端有一个大不相同之点。两个超级强国显然已得出了结论，认为不管世界上发生其他什么事，它们彼此也不能卷入战争，因为这对它们来说太冒险了。六十年代是以担心同苏联最后发生对抗开始的。
七十年代是以同苏联就限制核军备进行实际的谈判开始的。
核谈判可能令人失望，但是它至少是谈判，而不是以使用核武器相威胁。
鉴于中国的核潜力越来越大，这个问题对七十年代的方针将有何影响？这是美国和其他国家政府在进行研究和猜测的问题。
因此，在七十年代开始时，人们进行的猜测不是集中在美国和苏联发生核战争上，而是集中在苏联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上。
人们对以下的问题予以了严重的注意，即有没有俄国对中国进行核攻击而不使全世界投入战争的可能。
在不久前有迹象表明，苏联已经试探了国际舆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因此就全世界的稳定而言，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政府着手对美国的战后政策作出它所认为的改变。
这一代的共和党的政策制订者比上一代的共和党人更加重视共产党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明星晚报》五日刊登诺伊斯的一篇报道，题为《预料美国在自由世界的作用将逐渐减少》。摘要如下：
要预言美国在未来十年中对外政策的重大趋向是很容易的。
除非发生大动乱或者存在大规模战争的威胁，否则美国力量将不断后退，并且会自觉地降低在自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二十五年中美国所发挥的在自由世界的领导作用。
的确，这种趋势显然已经定下来了。
尼克松总统的亚洲主义就不言而喻地表明了这种趋势，这种主义实际上排除了除存在核威胁的情况外美国对该地区进行直接的军事支持的可能。
它加速了美国从越南战争的撤退。
它还表现为我们在多年支持以色列反对它的阿拉伯敌人以后突然降低了我们对中东冲突的姿态。
它还表现为在要求我们撤出驻西欧的大部分或者全部军队的压力越来越大。
在国内，这种新的趋势得到参议院内主张在制定对外政策方面起较大作用的要求的响应。带头提出这种要求的人认为，在美国向全球各地部署力量的问题上，政府过分随意行事了。结果导致对外援助计划实际上陷于完蛋，决心压缩国防开支，计划削减武装部队的规模和最后废除征兵制度。
可以肯定地说，越南一直是一个因素。反战运动的深度和激烈程度使得对我们作为一个世界强国所起的作用进行了重新研究，这种重新研究比起最近历史上所进行的研究要更为彻底。这使得人们对使用美国军事力量来解决世界遥远地区的冲突的问题产生了新的严重怀疑。这助长了我们在海外谋求取得我们的利益方面的虚弱和沮丧情绪。
这也牵涉到另外很多与战争无关的事情。
过去十年国内的事态发展引起了重新安排我们国家任务的轻重缓急的先后次序。城市的衰微、种族冲突、犯罪行为、污染现象和全部社会和环境问题正在越来越多地吞噬着我们的精力和资源。可以十分肯定地说，这种趋势在今后十年将继续下去和加快步伐。
今天苏联正在大力打进中东、北非和亚洲的部分地区。但是它的态度对非共产党国家的威胁性一般来说不像过去那样大了。
没有办法预料这种状况将持续多久或将发展到什么程度。但是当前旨在限制战略核武器的会谈和苏联与西欧之间日益增多的接触是一些有希望的迹象。
所有这些因素都使美国的对外政策有理由作出改变，而这种改变实际上就相当于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越南化”。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大大减少，对所有的自由国家仍然有着非常严重的影响。
【本刊讯】英《泰晤士报》六日刊登了博纳维亚五日从莫斯科发出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苏共新党史在神秘地扣了三个月未予发表之后，前不久在这里的书店内出现了。新党史中重申，俄国将“对中国的宣传中的反列宁主义的目的和反列宁主义的路线进行坚决的斗争，并将做出一切必要的事情来保卫苏联的利益与安全”。
据了解，最近出现的这个版本同原先那个版本略有不同。原先那个版本的新党史曾在十月份陆续放出了几本，后来，显然，当局决定把这个版本暂时扣住不发，再后来又撤消了这个版本。看过原先那个版本的人说，书的封面上有一幅列宁像，而现在的新版本的封面上什么也没有，只有灰色的面上印着金字。
这种在公开发行前的最后一刻修改历史的决定，同十月初的同中国人举行会谈的决定可能有关系，也可能没有关系。
除了这本自一九六二年以来第一次出版的新党史之外，一些反华书籍也重新在书店里出现了。
新党史把苏联党对中国共产党去年四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所持的非常苛刻的看法写成了正式的文字。
苏共党史说：“这次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反苏方针和一条旨在破坏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
党史中还指责说，中国人在意识形态上把苏联同美国放在同等地位，从而号召人们对苏联“修正主义”进行不懈的斗争以及号召准备对俄国人进行常规战争和核战争。
要是换在六个月以前的话，这些评语看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那时，苏联报刊的反华宣传正在全面展开，后来，为了免得妨碍北京会谈，才停了下来。
但是，现在，当人们正在等待恢复会谈的时候，这种指责却郑其事地写进了正式的党史，而这本党史是要用上好多年和将在各处随便出售的。
看来，这意味着俄国人虽然仍希望自己同中国的国家关系能够改善，却并不期望党之间的关系在目前中国领导人尚在当权的时候会有任何和解。
关于捷克斯洛伐克，这本书说，利用华沙条约击败了“帝国主义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以及削弱它们的力量的又一个企图”。
这本书继续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还表明了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覆活动的方法……表明了他们把赌注压在共产党领导层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身上。”
关于斯大林，这本书说，“党公开宣布斯大林个人迷信的严重后果以及他所犯的，特别是在他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和偏差。
“这些树立了勇敢地进行自我批评的榜样。这种明确的自我批评是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有力量的明显证据。”
然而，这部历史又说，“同时，党坚决地驳斥了一切企图利用对个人迷信的批评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人。
“个人迷信并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并没有阻止苏联社会朝着共产主义逐步前进，它也没有动摇党的列宁主义基础。”
这一点是同《真理报》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一致的。
【本刊讯】南修《战斗报》十一月十五日刊登该报驻苏记者的一篇文章，题为《找厂长！》，摘要如下：
按照“菲亚特”的许可证进行生产的汽车企业（正在陶里亚蒂城兴建）在报上登了广告，招聘总工程师、设计科长、劳动组织和工资科的领导人、几个车间的领导人等等。这使得人们不知所措，并促使各种意见在下面这样一个问题上发生了对抗，挑选领导人、专家这种做法对于计划经济是否也是适用的。
陶里亚蒂城的广告（这决不是独一无二的）之所以使得人们不知所措，使得各种意见发生对抗，其原因是可以理解的。在苏联的经济中，以前还从来没有通过登广告来找领导人、生产的组织者这种事情。
这则广告的出现，招来了完全不同的意见。
一部分人认为，这则广告的出现是一件极坏的事情。他们认为，通过广告来寻找领导人、生产的组织者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唯一能接受的原则”——“一长制”。同时，他们还强调，扩大陶里亚蒂城的做法只会促使“人材”从不发达的经济地区“逃往”发达地区。
另一些人则认为陶里亚蒂城的广告的出现是一个值得注意，研究和支持的重大事件。
科学博士什卡拉坦援引了一九六五年党的九月全会的决定。他认为广告是在实施业已宣告的政策的道路上采取的重大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