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东风新闻》八月十一日刊登日本著名的“歌舞伎”演员河原崎长十郎盛赞我国大型彩色文献纪录片《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章，题目是《世界最高水平的中国影片观后感》。摘要如下：
我观看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苏边界问题的纪录影片。我受到非常大的感动，得到对于人类的未来的希望，心情喜悦，信心满怀。特别是“九大”的影片，色彩也是最美的；它树立了样板：“这才是真正的影片！”它不仅仅是一部新闻纪录影片，而且也是最高水平的艺术作品。
我这样想：
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象毒蛇一样，公开地扬起头来害人。列宁和靳大林培育起来的苏联共产党受到腐蚀，开始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它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在中国，也出现了以刘少奇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他们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路线为敌，企图篡权。
在日本，由于宫本修正主义集团的叛变，日本共产党已经堕落为反革命党。
修正主义影响了世界各国共产党，对人类历史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毛主席通过中苏论战，向全世界阐明了赫鲁晓夫路线的谬误；一九六六年，亲自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胜利。
日共宫本一伙用自以为得意的腔调，喧嚷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失败！”等，他们使用一切恶毒的语言进行谩骂，诽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但是，事实是怎么样的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了！“九大”的召开，显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就。
这部影片出色地拍摄了显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九大”的真实情景。
这部影片完全、彻底地表现了毛主席的伟大的人格。
毛主席真是当今世界的伟大政治家、伟大军事家、伟大学者、伟大革命领袖。这部影片把毛主席是当今世界的伟大政治家、伟大军事家、伟大学者、伟大革命领袖的本质，生动地具体地介绍给了观众。
还有，所有参加这个会议的人都是代表七亿人民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挑选出来的先锋战士；会议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民主集中”的榜样。
我们搞电影的人清楚地知道，摄制这部影片的各位技术人员经过最仔细的讨论写出了分镜头剧本，又经过慎重的编辑拍出了这部影片。画面虽然是红色这种强色彩的画面很多，但是由于曝光、显影都处理得很好，庄重得令人肃然起敬，一点也没有使观众的眼睛感到疲劳。
我想：这不单单是纪录影片，也是非常高级的艺术啊！
而这样的作品，只有在以毛主席为核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才会创造出来。
【法新社华盛顿二十九日电】华盛顿的两家报纸援引它们所谓现有最可靠人士的话说，关于苏联可能对中国核设施发动进攻的消息，是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
《明星晚报》说，这个情报是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赫尔姆斯。
他曾告诉记者说，有消息说，苏联已向它的各盟国探询如果苏联进攻中国它们将作出什么反应。
据这家报纸说，国务卿罗杰斯对于中央情报局的这个行动大为恼火。
罗杰斯担心这件事可能损害美国在中苏边境争端中严守中立的政策。
与此同时，华盛顿的所有政治观察家都在询问中央情报局泄露这个消息的动机何在。
据了解，国务卿和五角大楼都曾收到大量谣言，说苏联在就红军可能攻击中国核设施的问题进行试探，但是它们认为最好是不公布这个消息。
许多专家认为，苏联这种试探活动大概是莫斯科同北京之间的心理战的一个新阶段。
【本刊讯】英《每日邮报》三十日发表华尔特
·特里发自华盛顿的一篇报道说：
美国中央情报局今天晚上因在俄中争执问题上挑起麻烦而受到谴责。
中央情报局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据国务院的一些官员说，他们这样做是故意要支持苏联的心理战。
国务院企图否定中央情报局的消息的意义，但为时晚矣。太晚了，消息已在全世界刊登出来了。
【德新社伦敦二十九日电】英国政府人士今天说，华盛顿所传苏联试探了它的华沙条约组织盟国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的反应的消息是不可靠的。
但是英国政府人士深信，苏联被中国问题迷了心窍，这个问题使所有其他政治问题都处于次要地位了。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三十一日电】苏联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三十周年之际，指责西方正在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准备条件。
《真理报》在头版社论中说，一九三九年“世界帝国主义”遵循了“一种纵容德国军国主义侵略愿望的政策。它竭力设法把这种侵略愿望引向东方来反对苏联”。
《真理报》说，必须吸取战争的教训，以“防止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把世界引向更为可怕的深渊”。
科列斯尼琴科在《真理报》上发表每周国际评论，把共产党中国同美国、西德和以色列一起提出来，称它们是紧张局势制造者。
他写道，“帝国主义反动派正在设法加剧国际局势。人们不能不看到，在这件事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积极地出了力的，他们遵循着一种反列宁主义、反人民的方针，目的在于破坏当代革命力量的团结，以实现他们冒险主义的大国愿望。”
学习毛泽东思想
新谷：印尼学生处于流亡状态，环境非常恶劣，但是他们不顾这种种不利条件，对日本革命学生的斗争大力支持，并且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代价，这种真诚无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援，使我们非常感动，也使我们强烈地感觉到：：有了这样可贵的国际联合力量，任何革命斗争都会取得胜利。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留学生和日本革命学生结成的友谊。我们两国学生在莫斯科，曾经共同进行了反修斗争，结成了牢固的友好关系。就算在宫本一伙恶化了对中国的关系之后，我们两国革命学生之间的友谊，也丝毫未受影响。
一九六六年十月，苏修片面地迫使在苏联留学的中国学生全部归国。这个时期，我们举行了简单的小型告别会，并到车站送行。这些事情现在看来很简单，但是当时的情势是紧张的，苏修特务对革命学生的监视非常紧。他们严禁中国同学进入我们宿舍的大门，我们要在宿舍中举行告别中国同学的集会，首先要解决怎样使中国学生进入我们宿舍的问题。到车站去送行也同样受到苏联军警特务的阻止，我们要设法进入车站，是一个大问题。
佐久间：我们在暑假期间到波罗的海三个苏联加盟共和国去旅行，在爱沙尼亚的塔林车站上碰到几个中国留学生，大家立即亲密地交谈起来，我们就站在月台上不断地谈话，越谈越起劲。和我们一起去的外国同学问我：“你们和中国人以前就认识的吧？”我说：“不，我们以前根本没有见过面。”他奇怪地问：“那么你们怎么会谈得那样亲密？”这时，一个中国学生对他说：“是的，我们是站在同一战线最前列并肩战斗的同志啊！”
新谷：这里想谈一谈毛泽东思想学习的问题。我们当时身在苏联修正主义者的中心，通过几年来的现实生活，耳闻目睹苏联种种社会现象，面对着几个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这几个问题是：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苏联现在还能说是社会主义吗？究竟什么是现代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以什么形式产生的？怎样才能克服修正主义？
我们向日共宫本领导集团提出这些问题要求解答。可是，我们的领导机关却迟迟不回答这些迫切的问题。在一再追问之下，他们敷衍地说：“你们对这些问题有很大的兴趣，这是好现象。不过，你们应该遵守组织原则，不应该了解的不要多问。”
我们没有办法，只好将上述问题，一个一个分开自己讨论，互相启发，寻求解答。
新谷：关于这些问题，在中苏两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争中，曾经大量地阐述。我们在莫斯科，就当时能够找到的关于双方论争的资料，找出原件，艰苦地学习、研究，两相对比，加上和苏联现实对照，很容易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是真正地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革命理论，而且是完全正确的。
在我们讨论、学习双方大论战的期间，中国爆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时，认为这是好得很的事情。我们注视着这一场文化大革命，仔细地研究、学习这一场大革命。我们越是学习，越是感到必须全面地学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彻底地改造自己的思想。我们感到，文化大革命不单单在中国是一场必要的革命行动，对于我们自身和我们面对的课题，也有本质上的相同之处。我们从学习中理解到，这一场文化大革命，不能看作是别的国家发生的革命，从本质上说，我们自己也应该发动这样的革命，而且必须进行这样一场革命。
我们在一九六七年夏天回国，在日本耳闻目睹种种现实，证明我们当时在莫斯科所作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立即和日本的革命左派联合起来，走上了共同斗争的道路。一九六八年回国的许多同学，也在一九六七年这一年内，在莫斯科公开举起了毛泽东思想的红旗，进行造反，展开了新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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