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最近我有关部门收到一封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严正驳斥捷修头目胡萨克反华谰言的信，全文刊登如下：胡萨克先生：
我们对您攻击中国共产党表示愤慨。在只有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捍卫全世界人民利益的时期，这种行为是特别值得谴责的。
您说中国共产党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这是不对的。这关系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运动。一种是真正革命的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的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代表着这种运动。另一种是背叛革命的运动，为首的恰恰就是您如此袒护的所谓的苏联共产党。
您的讲话有一个严重的事实错误。只要您不把中国边防战士在中国领土进行正常巡逻视为挑衅，那么，苏中边界上的挑衅则完全是由苏联修正主义集团挑起的。
您把正式选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称作“毛泽东集团”。那么，您把靠苏联坦克的帮助才能维持政权的所谓“社会主义”体系的国家的领导称作什么呢？显然您认为中国人民对于苏联的扩张主义政策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和勇敢的态度是煽动反苏情绪。您和您的党表示完全支持这种政策，因而更加可悲的是，恰恰是我国人民亲身体会到了苏联的“兄弟援助”。
您指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干涉我国的内政。同苏联的占领比较，这种指责是可笑的。
我国人民将会辨认，谁干涉了他们的内政，谁没有干涉他们的内政，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因此，我们表示完全支持勇敢的中国人民，他们是反对苏联帝国主义的坚强堡垒。我们完全支持全世界人民反对各种帝国主义者的正义斗争。
世界革命万岁！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六日
【本刊讯】台湾《中国时报》三日刊登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热门专栏作家皮尔逊曾经报道：尼克松总统可能会和苏联共同处理亚洲事务，以对付美苏共同的敌人中共，在这方面，美国会让苏联采取主动。
英国方面的东方问题专家指出：苏俄建立亚洲联盟，旨在承接美国势力而非填补一九七一年英国撤出后的真空。
对亚洲势力圈作转移幻想者，还把这种想象加上世界性的理论基础：他们认为：美苏两大国的国力，在最近几年中都在衰退，其中，美国对世界的承担太多，要负担全球性的事务，支持本土以外二千一百七十一个基地开销，太吃力了，何况吃力又不能讨好。他们说，美国和苏俄都怕打第三次大战，因此，他们便有了重行划分势力圈的默契。
流传在国际间的说法是：美国不干预苏联在东欧的势力圈，交换苏联不在拉丁美洲制造纠纷。其次，西欧问题交给西欧国家处理，使之成为美苏间的缓冲地带；苏俄的交换是在亚洲承担美国的“义务”，在亚洲，苏联作为主体而对付中共。
势力圈论者以为：这样的分配法，美苏两大核子国就不会直接打起来。再以两大核子国合作而镇压中国，那末，中国必有所惮而不敢轻举妄动。
势力圈论者以其国际观为理论基础，对亚太区域作了新划分：
中国大陆的中共政权为一个单元，那是美苏共同的敌人，将以共同的力量限制，不使它伸展出中国大陆之外。美国则以南韩、日本、台湾、菲律宾为太平洋东线势力外沿，从而确保澳洲。至于苏俄，则在中南半岛取代昔日英法的势力，并及于新马，再西向联结印度和中亚。
他们说，在这一新划分之后，对中共的战争态势将是：美国负责东面的防堵，而苏俄则负责南西北三面。苏俄从新划分的势力圈获得许多好处，但承担同样也加强了。
美国的真实意向我们尚未得知，但美国心惮亚洲事务，我们已自尼克松东来而获知，同时，苏俄在亚洲从事建立新的安全体系的活动，亦已公开，将这些凑起来，所谓势力圈的图画，至少已有了影子。
然而，这能成事吗？这对解决亚洲问题有益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苏俄参加到亚洲事务上来，实际上的作用值得怀疑，亚太地区有三个死结，不是苏俄所能解得开的：第一是南北韩问题，第二是中华民国反攻复国问题，第三是南北越问题。以上三者是亚洲事务的核心。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七月二十七日刊登一篇文章说：
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被称为“遏制而不孤立”
——通过军事联盟和基地、通过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支持非共产主义的亚洲国家以及通过继续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来进行遏制。杜勒斯的把共产党中国孤立于世界大家庭之外的主张——“通过孤立进行遏制”——在一九六六年开始垮台，当时单方面地作了一系列姿态，表示希望进行非政治性的人员和商品的交流。
这样一些主动行动没有一个获得成果，使不同情过去政策的政府的新的一代人以及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们气得要命。大家都看得很明白，拥有氢弹以及在全世界革命人民中有着意识形态力量的共产党中国不再容易受到美国强行推行的孤立做法的损害了，而且也不能说，华盛顿对这个共产党政权的“惩罚”使它垮台了。
留苏学生纷纷觉醒
新谷：现在谈谈苏联对待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从事独立解放斗争的人民，究竟抱着什么态度。例如，在一九六五年“九·三○”政变后，留苏的印尼学生顿时变成有国难回的流亡者。还有秘鲁等一些军事独裁、极端反共的国家的学生，不顾一切危险，千方百计跑到苏联，他们也尝透了有国难回之苦，因为在那些政治上极端反动的国家中，谁沾上共产党就是非法，他们回国只有入狱或被杀害。
这就是各民族友好大学有大量外国学生之故。但是，苏联当局对冒险前来就读的外国革命学生，常常以“政治上的理由”，勒令他们四十八小时内离境。所谓“政治上的理由”，包括外国革命学生或因他们本国的共产党分裂，而他们是采取了同情左派的立场，或因他们同情中国，甚至他们到过一次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都会被“递解出境”。
苏联强令那些有国难回的外国革命学生离境，等于置那些学生于死地。而且他们采取这些迫害措施时，冷酷无情，丝毫不讲道理。一个人被迫害到这种地步，立刻明白谁是真正的朋友，谁是真正的敌人。
一对秘鲁兄弟，就是这样被苏联下令一起离境的。那个弟弟在我们大学里读书，哥哥本来是加不上任何罪名的，但是也要他离境，理由仅仅是他的弟弟已受到离境处分，所以要哥哥也一起走。这类事情，我们是知道得很多的。中国方面，对这些革命的学生，及时地伸出了援助之手，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我们在苏联学习期间，对中国和苏修的分歧，不必从理论上去探讨，只是通过实际体会，就能判断出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了。那对秘鲁兄弟后来是得到了中国的援救的。通过这些事实，使人看清楚谁是真正支持世界革命运动，谁是世界革命运动的真正叛徒，事情一目了然，清清楚楚。
佐久间：我来谈谈印尼发生政变后，在苏联留学的印尼学生陷于怎样困难的境地，这个事实使我们获得了非常有意义的教训。
“九·三○”事件后，一些大学的印尼学生当然不能回国了，已毕业的学生就继续留在莫斯科，有的到工厂劳动，但大部分仍住在学校。
过去和我们一起斗争过的印尼学生、共产党支部的负责人，这时有的出卖了灵魂，倒向了苏修。他们对于苏联修正主义，一变以前态度，紧闭咀巴，不再提出批评了。
既然发生了这种现象，印尼学生中间因此引起了大争论，不仅党员学生截然分成两派，就是左翼的印尼国民党的学生，也发生了分裂。
佐久间：占压倒多数的留苏印尼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和修正主义者划清了界限。他们支持印尼国内的反苏哈托武装斗争，并表示要参加斗争。他们谴责印尼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集团和苏修勾结破坏印尼革命。他们和修正主义的党支部断绝关系，陆续到中国去了。当然，他们名义上不能这样说，否则苏联当局会对他们横加迫害。
剩下来的一部分印尼人，用我们的习惯语说，就变成了“莫斯科维奇”，意思是“莫斯科仔”。他们已经舍弃了祖国人民，成天在莫斯科胡混。这些人表面上走宫本路线，以示“自主”和“中立”。他们的党的负责人住在豪华的公寓之中，每月拿着高薪，态度居傲，生活高人一等。
但是，由于苏联政府公然和印尼法西斯政权打得火热，就连这些人也起了分化。印尼法西斯政权对本国的共产党员，不管是修正主义的，还是革命的，一概捕杀。当印尼学生向苏联当局提醒苏哈托—纳苏蒂安是十足的法西斯政权时，苏联外交部立即指责他们多事。苏联官员说，苏哈托政权不是法西斯，相反，是反帝反殖的民族主义的政府。这种答覆使留在苏联的印尼人十分气恼。真正死心塌地出卖灵魂的毕竟是少数，他们在印尼学生中饱受批判，越来越孤立。真正的革命战士，在印尼学生中结合这次政变血的教训，传播毛泽东思想，组织起学习会。
这样，在莫斯科留下来的那些印尼学生，又分成了两派，现在大多数学生坚持着正确的反修立场，其中有些人而且敢于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当然，这些人一定会被迫离境，只是时间问题罢了。即使属于修正主义的一派人，事后证明他们也只是暂时受蒙蔽，他们很快认识了苏修真面目，重新走上革命道路。最后只剩下极少数的人，娶了苏联妻子，死心塌地背叛祖国。印尼学生的演变，对我们是个极其重大的教训。印尼共产党中真正的革命派、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同志们进行的种种活动，对于促使我们也敢于在莫斯科起来造苏修的反，起了非常大的鼓舞作用。
（三十）
毛主席说：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的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