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共同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红旗，同全世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起，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坚决进行到底。
【本刊讯】波兰的一批老共产党员在我党成立四十八周年之际，写信热烈庆贺我党生日，贺信全文如下：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八周年的时候，我们——以波兰工人阶级为首的波兰共产党人，向你们——亲爱的同志们，表示我们最深切的、最热烈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祝贺。
你们的、著名的、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在它存在、进行巨大斗争和取得胜利的四十八年中，向世界表明，最大的困难可以克服，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是不可战胜的。
今天，整个进步世界都以前所未有的敬佩注视着你们的成就，把你们的成就象食物、空气、阳光和水一样吸收和享用，并努力按照你们的榜样去做。
世界上一切革命人民的大团结正在出现，他们期待着伟大的领袖、天才的理论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创造者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和指示。
我们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致以深切的、最深切的敬礼，它把无产阶级的伟大红旗高高地、最高地举起，它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中得到了加强，并在不断地增强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我们向这个革命致敬，它将一刻也不躺在荣誉之上休息，而是将遵循为无产阶级的天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发现，随后又为当代无产阶级的天才毛泽东同志所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引导你们国家并帮助其他国家，去建成共产主义。
你们党——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的一个整个历史时代，是为政权、为防止资本主义而进行激烈斗争的一个整个历史时代，同时也是同从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中所出现的各种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一个整个历史时代。
我们必须经常记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互相依赖的指示。革命的基础的进步运动，绝对地要求革命的上层建筑的不断的进步运动，这是提高工业和农业生产的保证。
毛泽东主席同志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号召，对于我们——在阶级社会中——是为了国家统一、人民团结的命令，是决定社会主义建设的命令。
我们感到幸福的是，我们生活在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在世界上飘扬和向人类放射出革命的英明的光辉的时代。
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我们的朋友、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
中波两国人民的永恒友谊万岁和不断加强！
签名
【本刊讯】英国《每日电讯》二十八日刊登博伊德·蒙塞尔的一则评论，摘要如下：
杰拉德·布鲁克自由了。不管人们对于使他获释的交换安排抱有什么看法，这一安排确实保证了这样一点：为了贩毒而在俄国服刑的两名英国臣民也将回国了。
一旦他们也回来了，那么俄国监狱中就将不再有英国人了。
但是，被扣押在中国的那十七个英国人——有些人被扣根本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如何呢？
外交大臣斯图尔特上星期在下院对议员们说，谋求安排交换安东尼·格雷的努力毫无结果。
不幸的是，没有什么明显的英国可以对中国施加压力的方式，因为中国人随便什么时候只要想做就能够叫香港吃他们所要给它吃的任何苦头。
英国外交部一度曾考虑对在伦敦新华社分社工作的那几个中国记者采取报复措施。结果什么也没有做。
如果我们驻在北京的外交官在他们作仪式般的询问时加进一些坚决的但是不那么明确的威胁之词，也许能有些效果。在这十七个不幸的人中，只有安东尼
·格雷看来是常规意义上的人质。
英国外交部抱着这样的希望：一旦因为参加一九六七年的香港骚乱而被监押的最后几个共产党新闻记者服满了刑期以后，他会获得释放。
如果所有这些新闻记者因为表现良好而全部获得完全的赦免，那将是在今年过些时候。
难以看出，对另外十六个人能采取什么办法。他们全都是在红卫兵运动期间被捕的。
这个运动现已停息，可是（中国）显然没有采取行动来重新考虑他们的案件。
英国外交部只能说：“我们始终在希望中生活”。
把印尼留学生送入虎口
足立：我还可以举出苏修叛卖革命人民的典型例子，那就是印尼问题。我在苏联留学期间，一九六二年夏季，印尼爆发了西伊里安问题，还发生了加里曼丹的纷争，一些印尼学生准备组织反对荷、英帝国主义的示威，并要求其他国家学生参加。日本学生准备了标语，决定声援印尼学生。但是临到举行示威的前夕，苏联的中等和高等教育部部长下令，不许印尼学生示威。当时是一九六二年秋，中苏之间的公开论战还未爆发，不过种种疑问已经出现，当时我们就觉察出苏联当局不许印尼学生示威的作法非常可疑。我们认为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留学，而且莫斯科就是世界的革命圣地。我们想来想去，想不出苏联当局为什么禁止印尼学生举行反帝示威，还以为苏联当局这样做，大概是顾虑到英苏的外交关系。
到了一九六五年秋天，印尼右派军人政变后不久，印尼法西斯政权的外交部长马利克，竟受到苏联政府的“邀请”，到莫斯科来访。我们从这件事看清了苏联政府的丑恶面目。我们当时还不明白：何以一个至少屠杀了数十万印尼共产党员，并且正在继续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法西斯政权的外交部长，偏偏在这个时刻受到苏联政府的邀请，跑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呢。而且，当印尼留苏学生在莫斯科机场示威，在马利克到达时高呼“马利克滚回去”的口号时，竟然遭到苏联警察和宪兵的镇压。
马利克的到访，正是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节的前后。当印尼学生在游行时高呼“反对马利克到来”的口号时，立即遭到苏联警察的制止。类似这些事情，竟然发生在苏联，当时真令人不可思议。
佐久间：那时的印尼留学生都气愤地说：“苏联领导人居然和双手沾满印尼人民鲜血的印尼法西斯主义者一起干杯了。”
足立：如果仅止于此，倒也罢了。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苏联政府竟将印尼的进步学生直接从莫斯科送回印尼，把他们交给右派法西斯政权手里。这些印尼学生回去后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苏联学校当局对印尼学生说，凡是要离开苏联的学生，学校当局只为他们准备直通印尼的飞机票。苏联此举，目的是害怕一些印尼进步学生籍回国的时机，中途到中国或北越去。印尼学生和其他外国学生当然反对这样的做法，并联合起来向学校当局进行斗争。我们指责苏联这种做法无异借刀杀人，那些印尼进步学生一回到雅加达，就可能被全部杀害。看到这种情形，和我们一起斗争的印尼学生说，在他们看来，现在的苏联政府究竟是敌人还是友人呢，确是一个问题。
他们说，除了被迫把苏联政府当作敌人以外，实在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二十四）
【本刊讯】法《民族报》二十八日发表社论，题为《这是一次中国四周之行吗？》，摘要如下：
在尼克松总统长距离的环球之行中，如果必须分别出一条主导线的话，那么看来，这条主导线显然不能在他将要经过的国家名单中去寻找。事实上，在东南亚的两个国家之间没有丝毫共同之处，一个是菲律宾，它是美国的老“顾客”，另一个是印度尼西亚，在不久前，它还是一个不结盟堡垒，直到苏哈托将军和他的同伴阻止了苏加诺站在中国的共产主义一边为止；还有南亚的两个兄弟敌人，这就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它们一直处在戒备状态，一直遭到内部骚乱的震撼，它们也常常同自己的两大邻国——苏联和中国
——捉迷藏；最后，罗马尼亚是东欧国家中解放最彻底的一个，它以严格的正统意识形态为代价，保住了它外交政策的某种独立性。
人们是否将对我们讲，在访问的国家中没有一点共同之处？尼克松是否打算好好地研究一下实际的中国问题呢？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是中国大陆的收听之地，它们的稳定和安全是同中国大陆有关的。印度把中国看成它的敌人，而巴基斯坦，从稳健的角度来看，它把中国看成是它的盟友。最后谁都知道罗马尼亚共产党一直避免在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站在任何一边，并且同毛泽东主义的首都保持着友好关系。
在世界外交游戏中，中国巨人是一个有份量的对手。
如果美国能在某些情况下给人以它也能同北京对话的印象的话，这难道不会使莫斯科在谈判之中更加灵活一些吗？我们可以打赌，尼克松在这种闪电式环球之行中，在马尼拉如同在雅加达、新德里、拉合尔、布加勒斯特一样，将对于这些上述的令人不安和吸引人的问题讲得少、听得多：人们究竟能从中国那里等待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