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六月十七日报道：
日本针灸医师会理事长木下晴都于一九六四年七月考察了中国针疗法。回国以后又按照中国制的针和方式对听力减衰的人进行了治疗。
木下说：“现在西洋医学对于经过几个月的听力减衰者，没有一个准确的治疗方法；但是使用针疗，多少有点好转的病例有百分之二十四。”
靠“毛泽东思想”——这且不谈，看来成效是相当大的。苏联和东欧，最近都在按照中国方式，热心研究针疗。
人民民主已经丧失
新谷：任何一个强大的党，如果失去了为人民服务的观点，采取拒绝群众的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的态度，就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呢？苏联今天的现实，就是一个具体的答案。特别是在取得权力以后，党的问题更是重要。它牵涉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苏共在第二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推行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认为苏联已经没有敌对的阶级，阶级斗争已经结束，这就是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取消了阶级斗争。可以说，这是使苏联从社会主义演变到资本主义的决定性的历史事件。
前面谈到了苏联青年的意识形态情况。更值得谈的是，和这个问题有关联的思想斗争，这是个重要问题。在苏联，阶级斗争绝对没有完结。看到苏联实际生活的情况，确能使人重新认识到思想斗争的重要性。
在外表上看来是一些“优秀的”、居于核心领导地位的苏共党员，他们实际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许多人不容易看透苏联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变质，主要原因就是这伙掌握了党的权力的核心领导人物，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不进行彻底的思想斗争，不可能看出修正主义者篡党的危险。现在，中国正在进行着彻底的思想斗争。在中国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清楚地说明了思想斗争的重要性。这场大革命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新谷：谈到思想斗争问题，就必然接触到人民民主。但是在今天的苏联，人民民主已经丧失了。例如对赫鲁晓夫的下台，苏联人一句话也不说，也不提出疑问。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那样活跃的赫鲁晓夫，到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未开之前已经下台了。勃列日涅夫在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甚至连赫鲁晓夫的名字都未提到。这个苏共第一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就这样被冠以“年老和健康上的理由”而免职下台了。与赫鲁晓夫被解职的同时，以他的女婿阿朱别伊为首，凡是和赫鲁晓夫关系密切的许多党的领导人，都同样被免职，理由是“工作上的过失”。试想，谁能相信赫鲁晓夫是因为“年老和健康上的理由”而下台的呢？
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一字不提赫鲁晓夫下台问题，也没有人提出质问。一般苏联人对此则漠然处之，视为常识上的当然事情，仅此一点，也能说明苏联社会的变质，已到了什么程度。由于人民民主权利丧失了，苏联人民不能讨论赫鲁晓夫为何失败、它的原因何在和它的思想根源是什么等等问题，这正是苏联的大悲剧。
佐久间，不进行自我批评，不查明思想根源，不进行群众讨论——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总之，苏共从赫鲁晓夫以来，就没有作自我批评。他们把苏联的任何坏事，归咎于一个原因，即指责以前的领导者，但是又不公布错误发生的原因，更不谈及发生错误的思想根源，和从自我批评做起，怎样去改进缺点。
在苏联，有一个时期，把全部的坏事，都说成是由于斯大林的错误。有一部名为《晴朗的天空》的影片，一谈到斯大林的死时，画面为之一变，黑压压的满天乌云，远处忽然出现了一角晴空。这是对斯大林的极大污蔑。他们把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说成一片漆黑，斯大林一死，一切都好转了。但是，这回赫鲁晓夫下台，新的继承者又把错误推在赫鲁晓夫身上，这不过是转移群众对执政者的不满而已。他们从不暴露错误的思想根源，也不在群众之中展开对问题的讨论。我在苏联五年期间，从没有看过苏联领导人彻底地从思想上追寻问题的根源，而是完全相反，绝口不谈思想斗争。
足立：事实上是苏联当局不能这样做也不敢这样做。
（十七）
【本刊讯】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机关刊《日中文化交流》月刊七月一日号刊登日本《每日新闻》社编辑局调查委员、前驻北京记者新井宝雄写的文章，标题是《正确掌握中国的现状》。摘要如下：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全世界面前明确地显示出许多成果之后，已经顺利地闭幕。
在政治方面，引起我关心的是，“九大”的代表是“经过各级党组织进行了充分的民主协商，并且广泛地听取了广大群众的意见，一致推选出来的”。还有，中央委员和后补中央委员的选出，完全贯彻了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的方法。不难想象，这样选出的代表和中央委员们，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和群众中间，拥有绝对的威信。
我感到，“九大”以后的中国民众一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体会到，中国是他们自己的。那些在群众周围，去除了私心，专心致志于建设，名副其实地实践着毛主席关于“愚公移山”的教导，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人们，经过群众热诚的协商和推举，成了党的中央委员这个事实，不能不反过来鼓舞着群众的心。而且，这次登上领导地位的人们，据说都是毫无私心的人，他们既不企求别人的夸奖，也不贪图物质的报酬，又不想攫取社会地位，更不愿意对人发号施令。这种状况，难道不是谁看了都觉得了不起的吗？
这样子地巩固了基础的中国，今后将更进一步地追求国内建设的成就。那些专好歪曲、诽谤中国的事实的人们，现正绞尽脑汁，进行歪曲事实的宣传。说什么中国工业不振，不能吸收劳动力；中国到头来终究不能取消刘少奇路线；新领导的“行政能力”大可怀疑，等等，不胜一一例举。
但是，这些人又怎样看待以下事实呢？——中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进行了许多项技术革新，譬如说：建造一万多吨的大型船舶、国防上必需的各种钢材及其他新产品，达到国际水平的产品层出不穷。
还有，我国的物价是逐年高涨，劳动人民生活越来越苦。但是，中国的物价不仅二十年来一直稳定，而且正在降低。再有，我国及其他国家，许多国家负有内债和外债；而中国已经成为既无一分钱内债又无一分钱外债的自力更生的国家。
中国民众在解放前的生活水平和今天作比较，是相差太大了。中国的国内建设，无论是谁，都认为是成功的。
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还要说没有什么可以向中国学习的吗？很明显，发动了被称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断然否定了刘少奇的以所谓物质刺激为动力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中国，将迎接一个新的经济建设的时代。
据最近的香港报纸说，在广东的人民公社中，已经减少所谓自留地的数量，社员和去到农村的青少年们把全副力量投入公社的生产，结果是生产开始显著上升。尽管这样的事实已经在中国国内很快出现，却仍旧有人说什么中国今后也不大可能摆脱刘少奇路线。这不过是那些闭眼不看事实，企图不认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本质的人的主观臆测罢了。
这些人还在大肆议论什么，中国在它的对外政策方面，不久将提出仅仅重视原则的妥协性的路线。
但是，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中国在外交上也要进一步地确立不作原则上的妥协的态度。日本人不校正对中国的态度，那又怎么能够只是期望中国校正态度呢？举例说，那些目前死抱住和台湾的关系不放，归根结蒂是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人们，就肯定是对从前日本侵略大陆的行为完全没有进行反省的人们。而这种人却认为“九大”以后的中国将有开始妥协的余地，这实在是反常的。
历史已经开始围绕着中国迅速地发展。我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烈地感到，日本为了不走错路，也需要正确地理解“九大”以后的中国。
【本刊讯】英《经济学家》十二日在《共产党问题》栏内刊载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中国党四月份举行的代表大会表明文化革命的一个重建的新时期已经开始。但是，在这个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后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对于最大的建设工程——中国共产党的重建——看来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到目前为止，只有为数很少的一些地方党组织已经重新恢复——著名的是上海的一家棉纺厂和一个阀门厂。
上周大报纸在党成立四十八周年时发表的社论所暗示的那种现在已得到批准的建党做法是谨慎和逐步进行的。革命委员会是要形成党的坚强领导核心，但只能逐步按照自己的具体情况行事。各地必须加强党，但是“要做过细的工作，不能粗枝大叶”。明确的含义是，如果遵守这些原则的话，党的重建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八周年之际发表的社论所想象的新型党表明毛泽东在一个重要方面有革命特色。这就是它要求群众参加。毛泽东四月份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说：“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上周社论中援引的毛泽东在四月代表大会上的同一讲话中明确表示，党的基本结构不作改变。每个支部必须重新整顿。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党员的核心也不变（当然除开那些罪大恶极的分子和走资派）。从一个方面来说，新的党将和以前不同。它将不是和政府机构分隔开的，而是作为各个革命委员会的权力中心进行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