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我有关部门最近又收到一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来信，现将部分信件摘登如下：
（一）
如果我能亲眼看到工人的胜利成果，我愿意在我的一生中访问一次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怕只有一次。多年来，我受到毛泽东思想的鼓舞。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胜利的时代。毛泽东思想是指导被压迫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强大武器。
可惜，我们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祖国没有这样一个伟大领袖，否则我们就不会受外国占领者的压迫。占领者一夜之间袭击了我们！原因是我们没有这样一个伟大领袖。我们必须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支持世界革命！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团结起来，能够团结一致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我们不愿意在新沙皇的统治下生活，我们要进行反对修正主义和全世界的叛徒集团的斗争！我们心中坚信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将使全世界获得解放。血腥的野蛮的外国占领侵略者促使我国人民更紧密地站进世界革命的行列。我们不愿做奴隶而死！
一个司机
（二）
我非常高兴，同时必须对你们表示衷心感谢，感谢你们把北京广播电台的广播节目由每周三次扩大到每日定时广播。确实这是需要的，因为每周三次节目
——尽管是最好的节目——是完全不够的。须知，在这个遥远的，但同时对我们来说又是如此亲近的国家中有多少事件，因此扩大节目，在我们这里只能是赞扬。你们肯定理解，在尽是苏联叛徒、修正主义者、社会帝国主义者制造的和我国的叛徒、卖国集团仿效的谎言的我们这里，比其它地方更加需要真理和认识之光。地平线上的两个光明的地方，两个光辉的灯塔——北京广播电台和地拉那广播电台勇敢地承担了这个任务。是的，这两个光明的灯塔给我国人民指出获得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斗争的道路，武装起义的道路，反对苏联新沙皇的革命的道路。苏联克里姆林宫的法西斯统治者的所作所为，不能吓住各国人民，不能永远地压制他们，而相反地，他们越是执行恐怖和暴力政策，也就愈益加速他们自己的灭亡。
马
（三）
你们的广播我已经收听几个月了，特别是最近发生了侵入中国领土乌苏里江事件，我完全支持你们为使中国领土不受侵犯而进行的正义斗争。从你们的广播中，我知道了马克思、列宁早已痛斥过的一八六○年的不平等条约的背景。
我清楚地知道，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文化传统的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过去从未发动过帝国主义战争，相反地，过去经常受到侵略。但是今天却不一样了，不管入侵者来自何方，中国人都能给予坚决的回击。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对像尼泊尔这样弱小的民族的友谊，就已证明他们是没有任何侵略目的的。
亲爱的朋友们，请转告中国人民，我国所有进步的人民是同情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
米
（四）
今天晚上偶然在我的半导体收音机中收到你们的捷语广播，我以极大的兴趣听完了你们对于苏修叛徒集团的评论。我恰巧也是他们的受害者，被迫流亡国外。在“八月事件”中，我在反苏广播和电视台工作，为欧洲电视组织写反苏评论。因此我遭到了迫害，我被迫逃亡国外。我现在住在西欧，学习语言，以便在流亡中能继续为反对俄国的侵略政策而斗争。俄国帝国主义者侵犯珍宝岛在我心中激起的感情，就像他们阴险地侵占我的祖国时的感情一样。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对别国的神圣领土提出任何要求，因此我们大家必须共同制止俄国帝国主义者新的狼子野心。我知道，你们的祖国是非常强盛的，它有非常能干的领袖。对于俄国叛徒们的刻骨仇恨把我们两国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西
（五）
在你们的广播节目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中国报纸
——《人民日报》和其它报纸的评论。我还从中国收到英文版的《北京周报》。你们的广播和这份周报使我能够了解中国目前的问题。多年以来——从我年轻时起，我就对中国的一切都感兴趣。
最近几个月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天以来，在我国人民中间，对中国和她的人民产生了很大兴趣。每一个正直的人都必须同情中国，正如象她同情我们一样。
法学博士
【本刊讯】新加坡《民报》十二日就苏修叛徒集团七月八日侵入我国神圣领土八岔岛地区事件发表专栏文章，摘要如下：
“这次冲突地点，中国称八岔岛，苏联称戈尔金斯基岛。双方都说该岛是属于其领土，双方也都指责对方入侵。但是我们冷眼旁观，八岔岛是中国领土的事实不容怀疑，苏联是入侵者的可能性也较大。理由是：
“一、根据历史记载，中俄边界应深入到今天的苏联国境内，目前作为中苏界河的乌苏里江，当时是中国的内河，因此，位于黑龙江中央缘中国这边的八岔岛，自是中国土地。
“二、苏联照会也承认中国农民在该岛耕种，譬如它的照会说：该岛是苏联领土，但苏联准中国农民在那边耕种。中国土地自然有中国农民耕种，这是铁证。
“三、中国的抗议照会指控苏联派遣两艘炮艇侵入该岛，焚毁一间民房及一座森林，开枪攻击民兵与人民，这些指控几乎全部为苏联承受下来。苏联的照会说：‘苏联工人’登上该岛修理航行讯号灯，突为中国军攻击，一艘炮艇被击中，另一艘损坏不堪。这不是为中国的指控提供了注脚吗！
“苏联在冲突事件后，立即开动宣传机关，大肆攻击毛泽东要建立一个由太平洋伸至黑海的‘毛泽东主义帝国’。这些攻击十分可笑，因为人们在还不知道有‘毛泽东主义帝国’这个名词时，却早已看到苏联在大力鼓吹建立一个西起土耳其东至日本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把这个安全体系与八岔岛的枪声结合起来看，苏联演的是一幕‘贼喊捉贼’的丑剧。”
爵士乐竟成为“五一”节的起床号
新谷：“五一”和十月革命节前夕，我们学校的学生照例举行预祝集会。由于参加者来自各地，都准备有自己的节目。日本学生大致上表演三支歌：一支是日本革命歌曲，一支用俄语唱的旧革命歌曲，还有一支是日本现代民谣。但是苏联当局却不许唱革命歌曲，每年节日前夕的庆祝活动，日本学生成了唯一的例外，因为我们坚持要唱革命歌曲。
我们预报要唱那支革命歌曲时，苏联人员就出来说，时间不多，唱一支民谣就够了，革命歌曲不要唱了。他们可以找出各种藉口，阻挠我们唱革命歌曲。
“五一”这一天，同学们清早五六点钟就起床准备参加游行。这天学校当局一早就播放爵士音乐，催同学们起床去参加游行，爵士音乐竟用来催人起床，真是不可思议。
佐久间：在学校里举行节日前夕祝贺时，乐声喧天，吵闹不绝，全是些摇摆乐、扭摆舞音乐。有时《国际歌》混杂在爵士音乐中，不伦不类。
原田：我又想起一九六六年民族友好大学举行第二届学生毕业典礼，当时是在克里姆林宫里面的大会堂举行的。日本学生组织了合唱团准备演出。合唱人员早在考试期间，就不管功课怎样忙碌，都尽量抽出时间来练习。出场时照例是准备唱三种歌曲，其中一支是俄语旧革命歌曲《红旗颂》，但是在上场演出之前，苏联当局硬是不许我们唱这支革命歌曲。我们问他们理由，他们说这一天的毕业典礼和文娱节目实况，要通过电视向苏联和欧洲广播，唱革命歌曲很不适合。我们听了很是气愤，结果只唱了日本歌曲。
新谷：正是因为苏联政府的诸多干涉，许多有革命意义的、有创造性的新事物，一概遭到扼杀。任何集会或活动，人们只能按照官方批准的做法去做，如果有什么新的创造，特别是牵涉到革命的事物，就必须和苏联当局作殊死的斗争。作为外国人，一旦被苏联当局怀疑或不喜，还不致于立刻威胁到生活；但是，如果是一个苏联人被目为异己的话，那就要大祸临头，就会被迫害得走投无路。
佐久间：对于我们现在谈的这些苏联见闻，或许有人会说：“你们因为对苏修痛恨，所以说话时感情用事，只拣人家坏的讲。”其实，在莫斯科的日本人，包括社会党的人，甚至是“日本之声”（指投靠苏修的前日共机会主义者志贺义雄一派——译者）的人，每天都在日常饮茶、吃饭时，谈论苏联这些腐化、堕落的现象。其他外国学生，每天也都以这些为话题。我们说的这些，绝对没有夸大。我们只是将我们的见闻，照事实说出来，有多少就说多少。
足立：有时说话太老实，反而人家会说不相信哩。（笑声）（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