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毛泽东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七日译载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新岛淳良谈我国教育革命的一篇文章，转载如下：
中国经过文化大革命，建立了崭新的文革体制后，正在自力更生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新中国建国的原动力有三种，一种是通过教育改革，实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中国人民的头脑，另一种是目的在消灭城乡、工农差别的经济发展力，第三是以核战力为顶点的军事体制。
中国正在实现由工人、贫下中农管理学校，领导教育改革。但是工人和贫下中农怎样管理学校呢？
甘肃省兰州市一个中学原本是国立学校，现在归某家铸造工厂管理经营。工厂的老工人直接领导学校。首先学业期间缩短，由原来的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改为高、初中各二年，共四年。过去有十七门课目，现在缩减为五门，即：毛泽东思想课（每周十二小时）、工农业基础课（四小时）、革命文艺课（四小时）、军事体育课（二小时）、预备课（二小时），全部二十四小时。原有的国语、历史、数学等课都分别包含在前述五门课程之内。
教师和学生分成为工厂组和农村组，每一年进行一次交替。工厂组的班级每周以两天（每次半天，共四个半天）在工厂劳动，其余四天（两个全天和四个半天）照常上课。农村组的班级，则是用一定的时间到农村去向贫下中农直接学习农业知识、田间作业，也就是到农村上活的阶级教育课。
兰州这家中学只是多数之中的一个教学改革的例子。学校课目的名称和多少因各地区各学校而异。又例如河北省一家厂办中学的数学课，由贫下中农充当先生，出了这样一个题目：
一个姓董的贫农，六岁时由于家贫难活，被迫向地主借了九十公斤玉米，地主索以年利五分的复利，问三年之后董家须还给地主多少玉米？结果算出三年后要还给地主的玉米本利共约三百公斤。
接着先生又出了一个试题：姓董的贫农因为还不起地主这样多的玉米，结果仅有的四亩田地就被地主没收。地主再以这四亩地每亩以可产一百八十公斤的估价租给姓董的贫农，每年每亩收取占产量一半的地租，试计算姓董的贫农一家被地主夺去了多少谷物？由于这是实际的封建剥削例子，学生们一算细账，不禁怒气冲天，痛恨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学生们既学了数学，又上了活的阶级教育课。
我个人看到这些教改实践的纪录，觉得和苏联刚革命后有相同之处。
中国实施教育改革正如列宁所主张的那样，是要培养全新的革命者。从大学毕业的人不可以有任何特权，将来的人民都是拥有高等技术、思想品质高尚的共产主义者。我认为从长远的眼光看中国巨大的教育革命，是一件值得注视的大事。
【美联社莫斯科六月二十八日电】国防部的报纸《红星报》今天透露，苏联军队在与中国接壤的一个军区举行演习。
关于这次演习的规模以及演习离边界有多远，没有详细情况。这家报纸也没有说明演习是否仍在进行。《红星报》在第一版上说，部队正在后贝加尔军区——这个军区同中国有长达五百英里的共同边界——确定“进攻的方式方法”。
这次演习被说成是“战术和训练演习”。
【本刊讯】英国《泰晤士报》十一日发表一篇题为《目标是中国》的社论，摘要如下：
葛罗米柯昨天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广泛地涉及到俄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的各个方面的问题，总的来说措词是谨慎的。会使同美国会谈的气氛恶化的话，他一句也没有说。这种会谈现在正在各级举行，苏联十分重视这种会谈。葛罗米柯只是在谈到中国的话题时才大骂起来。长期以来很清楚的是，俄国人对中国的打算怕得要命。他们坚持存在毛泽东主义之龙的威胁的说法，可能是为了如果他们决定用武力来对付它的话，可以得到世界的同意，或者至少是默许。可以肯定，在远东发生一场武装冲突的危险是一个真正的危险。
引起争吵的问题表面上是边界争端，这是极其复杂的一种争端。中国所持立场的理由大半是由于没有机会而未能陈述出来。苏联把中国说成是实行一种几乎是无限制的大民族主义。实际上北京对待边界问题的态度并不是大民族主义的。中国政府远不是要废弃那些规定中苏边界的“不平等条约”，而是坚持必须严格地遵守这些条约。对于这些边界，显然需要某种外交上的解决办法；因为尽管中苏边界很长，却从来没有在地面上标明出来，而且人们可以对于这些条约做出不同的解释，特别是那些划定西部边界的条约。因此，中国人提出的应当把这些旧的条约的条文当做谈判起点的要求看来是合理的。中国还坚持，边界谈判应当是全面的。这一点也不是不合理的。象莫斯科所建议的那样采取零敲碎打的做法（“讨论在个别地段明确规定边界线的问题”），就将引起这样一个问题：由谁来决定哪些“个别地段”需要“明确规定”。
俄国的论据是，北京想要利用全面的边界谈判来提出广泛的大民族主义的要求。但是如果中国人这样做的话，很难想见，为什么在一个谈判桌上提出这种要求，就会使得苏联更加难以即刻加以拒绝。莫斯科坐下来在现有条约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的边界谈判而使北京的诚意受到考验，它肯定是不可能失掉什么的。谈判仍在继续进行，这是真的。但是在葛罗米柯发言之后，就无法认为谈判的前景是良好的。发生更多和更大的冲突的危险必然会引起人们的严重关切。
“美国月亮”与“苏联第一”
原田：谈到青年人不关心政治这点，其实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也是如此。例如莫斯科大学，是苏联高级知识分子的窠巢，学生差不多全部是苏联人。莫斯科大学的政治经济问题研究会，许多人都拒绝参加，或者参加了而不发表自己的意见。最近西方资产阶级报纸也有报道，苏联是今天世界上唯一没有学生运动的国家。苏联青年也看报，问他们为什么看报，他们说：“有人问起时，如果不知道一点苏联政府的说法，那就很可耻。”他们看报，不是为自己解决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政府说什么，他们就说什么。所以，他们不出席政治集会的第一部分，因为那些发言，无非是重复政府、党或机关报上发表的言论。集会到了第二部分——余兴节目部分，他们参加了，又看电影又跳舞，气氛为之一变，和第一部分的小猫三只四只的情形，适成强烈的对照。
足立：苏联青年羡慕、崇拜美国和西欧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已经到了非常根深蒂固的地步了。有苏联最高领导人在这方面事事带头，上行下效，其势更烈。赫鲁晓夫穿的衣服，就是特地到英国定制的，这和中国的领导人一贯穿人民装相比，也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两个国家所走的不同方向。
我们在莫斯科红场就碰到一些奇特的事情。“红场”，顾名思义是苏维埃革命的圣地，到苏联的人，都要到那里去瞻仰一下列宁的陵墓。凡是到红场的人，心情应该是严肃的。但是，今天的红场，已经没有庄严肃穆的气氛。我们到红场去参观时，就看到许多脸上涂着厚厚脂粉的苏联女人。她们见到外国人，就施施然走近来问：“有没有日本半导体收音机？”“你有美钞吗？”我告诉她们：“什么都没有！”谁知她们竟指着我穿的日本西装说：“就这个，你卖给我们！”
这些人的行为表明：在苏联人心目中，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什么都是好的，文化当然也是西方的好。他们已经完全丧失了政治斗争的观念。阶级斗争的警惕更是烟消云散了。在我们看来：自己成了国家的主人，并且正在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向着共产主义迈进，该是一件多么伟大、多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只要有一点这种想法，就不可能羡慕别人穿的西装，更不会千方百计想要一架外国半导体收音机。也只有完全丧失了对建设自己祖国热情的人，才会觉得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包括臭东西也是好的。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苏联人一开口，就说什么都是“苏联第一”。他们甚至说，世界是他们创造的。第一架飞机是俄国人发明的。无线电也是他们首先发明的。环游世界一周，也是他们首先做出的。在这狂妄优越感的背面，却又暴露出这么一副卑躬屈节的态度。在修正主义统治下的苏联，不少人就是这样的双重性格，他们对弱小民族既有优越感，对于美帝等西方大国，却具有自卑感。这两重性格不断地交替表现出来。（九）
【本刊讯】据日本《读卖新闻》九日报道，受日本首相府委托组成的“东海丸二世号调查团”，从六月十九日起，对东海大陆棚尖阁群岛周围的海底资源进行了十八天的调查，确认这里有“二百公里长的石油资源的第三纪层的堆积岩”。
据调查船长说，“这次调查是在冲绳本土和台湾之间的岩礁群，尖阁群岛北方，东经一百二十三度——一百二十五度、北纬二十六度——二十八度海域进行的”。
这一海域的北面和西面分别接近中国大陆和台湾省。这一海域的大陆棚平均深度为一百二、三十米——二百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