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据《巴基斯坦时报》二十七日说，自由查谟和克什米尔穆斯林会议副主席穆赫塔尔说，印度对重开巴基斯坦和中国之间的丝绸之路提出的抗议是“无聊的和与事实不相干的”。
他昨天在这里向报界发表的声明中说，重开联结克什米尔和中亚的古路使克什米尔人感到异常高兴，因为这将使他们今后获得无可估量的好处。他说，中国是真诚支持克什米尔的自决权的，克什米尔人民也知道印度统治者反华的一切虚假宣传的阴险动机。
他说，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边界协议得到了克什米尔的充分支持。他又说，印度对克什米尔的态度是上级的态度，印度统治者杀害了数以千计的克什米尔人，把无数的人赶出家园，使用一切手段来奴役克什米尔人。
他要求立即拒绝印度的照会。
【本刊讯】香港《南华早报星期刊》十五日报道：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弗里思昨天在香港记者联谊会午餐会上说，在越南战争后，亚洲还要继续面临共产党侵略威胁很多年。
弗里思说，必须使亚洲国家强大到在面临共产党继续实行侵略政策的情况下能够保卫自己，共产党的侵略政策是利用非共产主义国家内的困难处境的。除非北京放弃它目前的分裂行为，要使中国成为亚洲国际团体的一个负责的成员是很难的。
弗里思说，在越南战争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亚洲国家非常需要美国的援助来开发自己的资源。
关于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弗里思说，“我们决定继续进行贸易，因为这不是战略物资的贸易，同时因为中国从澳大利亚以外的来源得到它所需要的物资并不困难”。
【本刊讯】日本《军事问题月刊》五月号刊登读卖新闻社国际形势调查会的西村忠郎（前驻北京记者）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苏对立的现状和将来》，摘要如下：
中苏关系，不管有没有这次武装冲突，已经恶化到两国在目前形势下所能容许的最大限度，除此之外，就剩下断绝邦交、废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发生全面战争了。
今后两国的军事冲突十分有可能转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外蒙古的边境地区，并且冲突的规模可能比现在稍大一些，但是，可以认为不会发展成为全面战争。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作为军事条约已经变成不起作用的条文，这是不可否认的。但中苏两国都认为这个条约是中苏两国人民所缔结的“宝贵的誓约”。从这样的观点来看，可以认为这个条约眼前不会由于军事冲突而被废除。一、意识形态上的对立
中苏对立首先是意识形态上的对立领先，其他方面的对立是从这里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来的东西。
中国在这个意识形态的对立问题上采取着强硬的态度。它要求苏联改正错误并向全世界各民族请罪，所以丝毫没有通过互相让步或互相妥协来解决基本问题的希望。谁的理论正确是另外的问题，不过，中国是以非常认真的态度针锋相对地积极地来对待意识形态问题的，这是事实。从毛泽东主席为肃清国内的修正主义而果敢地进行文化大革命这种大冒险，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而另一方面，苏联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态度则是消极的，使人感到它不是要在理论上同中国对抗，而是焦急地要早日召开世界共产党大会，千方百计地要确保它在共产党阵营中的领导权，并把中国共产党开除出去。二、外交政策方面的对立
中苏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对立涉及到对越南战争的政策以及全世界一切外交问题，可以说两国意见一致的外交问题是根本没有的。三、围绕领土问题的对立
清朝全盛时期乾隆皇帝时代，中国的领土是很广阔的，东起鄂霍次克海西至帕米尔高原，北邻西伯利亚，南接安南。这是除了元朝以外，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时期。
另一方面，在明朝末期，为追逐毛皮兽而向东扩张的帝俄就开始把它的势力从西伯利亚经兴安岭延伸到黑龙江流域来了。据记载，南下的俄国和北上的清朝两大势力在一六五二年开始发生冲突。
清朝统一中国以后，派兵进攻俄国军队，结果在一六八九年同俄国缔结了《尼布楚条约》，确定两国的西部边界为额尔古纳河，东部边界为外兴安岭。一七二七年两国又缔结了《布连斯奇条约》，划定了蒙古和西伯利亚的边界。中国在同苏联的边界问题上占优势地位的就是在这以前的时期，从这以后就一直是连连失去领土的历史。
进入十九世纪以后，俄国乘清朝太平天国之乱和英法武装进攻的国难关头，于一八五四年武装占领了黑龙江下游地带，接着在一八五八年又通过《瑷珲条约》使乌苏里江右岸一直到海边地区即滨海边疆区成为两国共管获得成功，在一八六○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英法联军占领了北京，俄国又以调停英法联军撤出北京为代价，通过《天津补充条约》（别名《北京条约》）迫使清朝把乌苏里江右岸的两国共管地割让给俄国。
一八七一年新疆省发生了回教徒的叛乱，俄国又以保护贸易为名，出兵占领了伊犁。清朝派大使到列宁格勒去要求归还，反而在俄国的胁迫下签订《伊犁条约》，从而使伊犁南部的图里斯河上游两岸的大片土地被俄国攫取。
其次是外蒙古，表面上中苏之间围绕外蒙古没有遗留下什么问题。但是，在暗地里，中国人心目中显然认为外蒙古是被苏联掠夺去的。
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来看，中国对领土问题的立场可以说是正大光明的。除了苏联和印度以外，中国同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尔、缅甸、蒙古等邻国，都主动地提出建议，而且甚至勇于作出相当大的让步，交换了边界协定。可以认为这种让步是出于这样一些考虑：在未划定的边界问题上避免对邻国采取大国主义的强加态度，同时尽早地使边界明确起来，以求避免因边界争端而同邻国发生不必要的磨擦。
苏联对领土问题的态度是以本国为中心的，甚至令人感到中国谴责苏联继承沙皇的衣钵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苏联虽然表明了要通过会谈来解决的意向，但迄今为止却一次也没有试图表示真正有诚意的态度。根据中国方面在珍宝岛事件中发表的材料来看，中国在一九六四年还采取要划定边界的态度，同苏联进行了会谈，但是苏联不仅冷淡地拒绝了中国的要求，反而要把新的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
这种甚至也可以称之为苏联的“狂欲”的领土欲，不仅是对中国，对日本的北方领土也同样，它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新弄到手的欧洲的新领土波罗的海三国、比萨拉比亚、卡累利阿等也是同样的。就是说，苏联在领土问题上显然是处于被告地位。可以认为，苏联这次对珍宝岛这样一个额头那么大的小岛始终顽固地坚持不让的原因之一，就是苏联的这样一种意图在起作用：即坚持不论有任何理由也不放弃现有的领土，不论怎么小的一块领土，也绝对不能开让渡领土的先例。
中苏围绕领土问题的对立，是关系到领土主权的，是关系到民族国家的自尊的，因此极为严重，终于以这种对立为直接原因而逐步升级到军事对立、军事冲突。四、军事对立
可以认为，中国没有要先发制人地进攻其他国家的意图，同时中国的军队也采取着专为迎击外国侵略的姿势。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引人注意的中苏边境的部署情况，中国方面没有任何透露。
另一方面苏军的部署，据一九六八年英国战略研究所的调查，有十五个师，大部分是以中型坦克为主体的机械化师，坦克数是六千到八千辆。此外，据说还有优势的空军，设有中程弹道导弹网。一九六六年一月根据同外蒙古之间签订的相互保卫条约进驻外蒙古的苏联军队，据说也是沿着边界线而展开的，配备有导弹、坦克等重型装备。正如西欧人士的这种调查所证明，珍宝岛事件以后，苏联沿边界线配备有核导弹已经很清楚了。站在公正的立场上看，这种做法显然是一种极其露骨的核讹诈，只能这样说，不能有别的说法。
中国说，如果美国对中国发动侵略，就将打一场全民皆兵的人民战争，不过，对苏军的侵略也将采取同样的战略。
苏联为准备将来有可能发生同中国的全面冲突，已经制定了它的新战术，并且以中国为假想敌国进行了两次大演习。一次是一九六六年九月的“伏尔塔瓦大演习”，第二次是一九六七年九月的“第聂伯河大演习”。这两次演习是演习苏联的新战略：即由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队为假想敌的一面作战转变为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队和中国这两者为假想敌国的两面作战。据说这两次大演习是根据欧亚战略进行的。
按我个人的意见，在可以预料的将来发生中苏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但是象乌苏里江那样的小冲突今后也还会有的，而且在不发展为大冲突的范围内，由苏联首先发动更大的冲突乃至引起战火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的。就是说，握有“选择权”的苏联也有可能发挥其装备的优越性，扩大战斗规模，使小冲突发展为中等规模的冲突，并为宣传上的目的而维持其战果。
这里必须注意的是，中国已经万无一失地完成了加强国内阵势的工作，它一方面加强战备，以防万一，同时通过文化大革命清除了国内的修正主义者，以便不出现同苏联占领军合作的第二个
溥仪和汪精卫。假设说，苏联占领中国领土的一部即使成功了，那么，它要想从中国人当中找出强有力的合作者来统治占领地区，将是困难的，这样说也不是言过其实。苏联要征服中国人的心是不可能的，就是说它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长期保持占领区。
（文内小标题是原来的——本刊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