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指出：我们不怕孤立，也绝不会孤立。我们是不可战胜的。一小撮反华、反阿尔巴尼亚的可怜虫，是注定要失败的。
【本刊讯】英国《地理杂志》五月号刊登伦敦大学东方及非洲研究学院地理学讲师米契尔佛连伯尼写的一篇评论我南京长江大桥的文章，全文如下：
自从一九四九年到现在，在长度达五千八百公里（三千六百英里）的中国扬子江上，已经建成三座大桥。第一座是武汉长江大桥，系一九五七年建成；第二座是重庆白沙沱长江大桥，在一九五九年落成；最近建成的南京长江大桥，是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完成铁路桥和公路桥一齐通车的。
这三座铁桥的建成，标志出中国在建桥工程上的巨大成就，它们在经济上、政治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并不以武汉、重庆、南京三个城市的腹地得以开发这件事为限，而是具有全国性意义的。例如武汉长江大桥的建成，把北京和广州用铁路连系在一起。同样，有了南京长江大桥，北京和上海之间可以火车直达了，而在以前，上海开出的火车，需在南京由渡轮载运渡江，才能接上江北浦口的火车轨道。
在南京江面建桥存在着极其巨大的地文上困难。这一段长江的宽度在八百二十米和一千一百九十米之间。中国方面记载指出，这里江面宽阔，水深浪急，水下地质情况极为复杂。这里还经常受到沿海强大台风和海潮的侵袭。解放前，日本和美国为了加紧掠夺中国，都曾想在这里建桥，但是，他们面对这里的复杂地文情况，只好断言说，在南京建桥，比登天还难。
在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桥过程中，没有用过一个外国人，没有用过一件外国设备。长江古称天堑，现在再度被一批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的建桥工人征服了。这座铁桥提前六个月建成，它加强中国南北的交通连系，具有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战略上重要性。
南京长江大桥的雄姿是动人的。它长逾六千七百米，为武汉长江大桥长度的四倍。它是双轨、双层的铁路和公路两用桥，桥面可容四辆汽车并驶，一共有九座桥墩，桥梁系用蛛网式交叉的钢材构成。桥的两端两边都建有巨大的桥头堡，堡顶竖起用有机玻璃制造成的巨大的三面红旗。解放军也参加建桥工程。在修建两端桥头堡时，原定九个半月完成，但是后来只花二十多天就建成了。正桥桥梁两侧，都高悬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十个红光闪闪的大字。每一个字的面积为八米见方，重约五吨。
苏联专家曾经诬蔑中国人自己设计的南京长江大桥水下施工方案。他们说，方案中的巨大混凝土沉井，会在下沉时断裂，从而导致施工计划失败。可是事实上，一个个沉井都在最后牢固地沉放在长江江底，每一座桥墩都成功地修建起来了。
由于苏联撕毁供应大桥钢梁用钢材订货合同，便由鞍山钢铁厂负起铸造桥梁钢材的任务。山海关桥梁厂的工人们负责造钢梁。天津和辽宁的化工厂工人，为大桥制成新型的钢梁面漆，每油漆一次可以保用十二年以上。
在大桥的设计期间，一共制成约一百种图样，全是从外国抄袭来的。工人们看了后说：“这些外国货色脱离了实际，根本行不通。”于是他们学习毛泽东主席著作《实践论》，在实践中摸索经验，掌握征服大自然的规律。
在修建南京长江大桥的热情高涨的革命工人们中间，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例如潜水工胡宝玲在一次水下作业中，潜到水下二十米、三十米、四十米，最后潜到由四十米再下去的“死亡危险线”。他越下潜，斗志越旺盛，信心也越坚强。初冬的江水寒冷彻骨，胡宝玲在水中不免打颤抖，但他想起毛泽东主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教导，马上心中毫无畏惧，继续在深水下工作。
青年铆工张宝林善于把政治统帅业务的理论，应用到铆合大桥钢梁工作上面。他说：“钢梁铆合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最长的铆钉有二百三十五公厘长，铆合的质量要求很高。一些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认为青年铆工技术低，不许我们上桥铆合钢梁。我们青年铆工则认为我们应该依靠毛泽东思想的力量，技术难关是可以克服的。于是我们共同努力学习‘老三篇’，加强了我们‘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决心。我们怀着革命精神，上桥铆合钢梁，结果不但铆合质量大大超过了技术标准，而且创造了厚板束钢板铆合的先进技术，达到了世界先进技术水平。”
由于有了这样的工人，才使社会主义路线最后胜利获得了保证。同样精神表现在工人们讨论公路引桥设计方案上面。工人们和革命技术人员主张引桥采用富有民族特色的双曲拱桥形式。他们说，双曲拱桥结构坚固，造价低，形式美观。但是一些资产阶级设计家们提出了用“高填土”的方案，想用泥土垒成斜坡以代替一段引桥。工人们驳斥说，斜坡式引桥不但外观难看，并且费工费时，阻塞城市交通，又破坏大批农田。
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通过广泛发动群众，南京长江大桥的由二十二个双曲拱桥组成的公路引桥，终于以六十九天的时间建成了。
（转载自六月十四日香港《大公报》）
【本刊讯】法《战斗报》十八日刊载乔治·安德逊的文章，题目是《在莫斯科会议的假象后面》，摘要如下：
尽管官方的讲话和评论都对组织者的指挥表示满意，但是，这个准备已久的共产主义会议，既未能消除同意出席克里姆林宫圣格奥尔基大厅会议的各共产党之间的分歧，也未能缩小它们之间的分歧。既然这是一个标榜尊重历史唯物主义和优先重数字和事实的运动，那就不能忘记，没有参加莫斯科会议的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大大超过了接受了苏联邀请的七十五个共产党的党员人数。
仅仅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党员就比派代表团来克里姆林宫的拉丁美洲的二十二个共产党要多四倍。至于日本共产党，它的党员人数超过了北美和南美、澳大利亚以及非洲所有共产党加在一起的党员人数。最后还有中国共产党，且不算亚洲的其它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它就有二千一百多万党员，而苏联共产党只有一千三百万党员。因此，在莫斯科开会的共产党的代表，同世界共产党员的总数相比只是占少数。甚至在这个少数内部也不是一致的，因为有十个党对“中国同志的罪状”持保留态度，有五个代表团拒绝谴责北京的领导人。
甚至那些避免公开谴责布拉格事件的发言者，也以另外一种含蓄的方式谴责这一事件，这使勃列日涅夫不得不做出一种战略上的退却和放松他的著名的“理论”。
所有参加会议的党只是在“主要文件”的一个段落上签了字：这一段就是要求人们反对帝国主义。这仍只是一个虚假现象，只是一种法庭和被告都不是认真对待的判决。
其实，就在莫斯科会议结束的那一天，布拉格政府和北京政府签定了一项新的贸易协定，规定两国之间在一九六九——一九七零年之间的贸易额比一九六八年增加百分之十一。数小时后，苏联驻华盛顿的大使多勃雷宁就接到了和美国就限制装备，特别是限制反导弹设备问题继续进行谈判的指示。
【本刊讯】法《巴黎竞赛画报》二十一日一期刊登雷蒙·卡蒂埃写的一篇评论，题目是《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议上，两个共产党员中有一人缺席》，摘要如下：
最高级会议是举行了，但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举行的呢！
一九六○年的八十一国党现在只有七十五个。一九五七年有十二个政府，这一次，中国、阿尔巴尼亚、朝鲜和越南都缺席。中国的拒绝出席莫斯科会议，导致亚洲大多数党：日本、柬埔寨、新加坡、尼泊尔、阿富汗等等也缺席。南斯拉夫退还了请帖，并对苏联损害各民族自由提出严厉批评。古巴傲慢地只派一个观察员。世界共产主义几乎恰恰一分为二。
东欧各国，除了摇摆不定的罗马尼亚之外，其它东欧国家都是一呼百诺的。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的领导人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把自己的一切都和莫斯科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他们遭到他们所统治的人民的仇视，他们的合法性依赖着践踏他们国土的苏联的铁蹄的保护。他们不能向在他们面前燃烧起来的民族愿望让步，因为向自由作出的微小让步都会引起自由的暴发。他们可悲地扮演着他们国家的狱吏的角色。
【美联社台北十九日电】中国国民党空军一位发言人今天说，国民党空军总部正在调查共产党中国关于两名国民党空军人员驾机投向共产党中国的报道。
这位发言人既不肯证实也不肯否认中共新华社的一则报道。这则报道说，教官黄天明和学员朱京蓉于五月二十六日驾一架Ｔ─３３教练机投到了共产党中国。
空军的消息灵通人士说，上月有一架教练机失踪。但是他们说他们不知道这架飞机是坠毁了，还是降落在台湾以外的什么地方。
【本刊讯】美《国际先驱论坛报》十八日刊登卡诺发自华盛顿的一篇报道，标题是《不再是不可想像的》、《共产党巨人之间的战争》，摘要如下：
专家们正在认真地开始考虑中国人和俄国之间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这是他们自从十年以前中苏争执开始升级以来第一次这样做。
现在华盛顿的制订政策的人员也正在开始考虑这种冲突可能对美国产生的影响。
共产党中国和苏联之间的一场大规模冲突可能正在酝酿中，这反映在北京和莫斯科目前发表的宣传性的言论中——也反映在两个共产党巨人沿着他们的广大的边境地区实际部署的兵力上。
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中国和苏联在亚洲僻远地带打仗看来也许同外层空间中的星座相撞一样没有实际意义。然而这样一场战争将使美国遇到一大串棘手的问题。
另一方面，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一场战争似乎可能使美国得到好处。
但是在这同时，这样一场剧烈的冲突可能在亚洲引起一阵破坏性的浪潮，从而可能影响像日本、台湾和南朝鲜这样一些美国盟国的稳定。
然而此刻华盛顿的分析家和制订政策的人员除了等着瞧这种局势的发展以外几乎无能为力，这种局势如果进一步恶化，就可能成为近代最富于爆炸性的事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