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十六日出版的美《新闻周刊》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苏联的最高级会议：麻烦重重》，摘要如下：
不管勃列日涅夫和他在苏联政治局中的同事对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感到多么满意，这种满意的感觉必然只是昙花一现，因为发言一开始，就可以看出这样一种清楚得令人痛苦的情况：一度是铁板一块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已支离破碎了。澳大利亚人简直不为他们的东道主留面子，公开批评了苏联带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尽管事前商量好完全不提中苏分歧，勃列日涅夫本人对中国人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这种破坏最高级会议的礼仪的做法使罗马尼亚人大为恼火，因为他们刚才还警告说，这样的攻击可能使会议遭到破坏。但是最刺耳的话是中国说的（中国没有到莫斯科去这件事本身就强调说明共产党阵营的处境很狼狈）。北京大叫大嚷道：“最近中苏边境地带发生的事件证明苏联政府正在奉行一种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
中央计划工作人员：当然，这一切正是使苏联政权感到苦恼的满满一盘问题的象征。的确，不管俄国领导人朝哪里看，都可以看到对他们的国家安全和个人霸权的威胁：共产党中国的使人莫测高深的挑战、在整个东欧刮起的令人不安的风和美国的可畏的威力。在国内，情况同样不妙。被中央计划工作人员弄得很糟的苏联经济似乎一年不如一年。苏联青年动荡不安——上星期有六个青年前往莫斯科的一个拥挤的广场上，挥动旗子，抗议迫害克里米亚的鞑靼人。知识分子写了请愿书。在苏联一向受共产党严格控制的军人正在变得更加独立。最令人不安的也许是，勃列日涅夫（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他是一个专横的独裁者）已被一个集体领导弄得动弹不得，这个集体领导拿着皮帽子作一下手势就可以把他赶下台。
苏联从一九六○年以来就一直在大力组织这次最高级会议，俄国领导人把这次会议看作医治他们的毛病的药方。但是勃列日涅夫一伙人只要粗粗看一下客人名单，就一定会怀疑这样做的结果是否值得。世界上十四个执政的共产党中有五个共产党抵制了这次会议。在出席会议的党中，有许多党非常依赖莫斯科，如果克里姆林要它们三更死，它们没有办法拖到五更。有一些党小得可怜，它们的代表团人数很可能就是它们的全体党员的人数。还有另外一些党是非法的组织，其领导人长期住在苏联首都——他们从他们的免费公寓房间去参加克里姆林最高级会议只要走几步路就到了。
创伤：那末为什么俄国人重视这次集会呢？第一，他们把许多共产党聚集在克里姆林的屋顶下面，是希望表现出在比较愉快的日子里被称为共产主义运动的那个阵营的团结。此外，苏联人切望治好一九六八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所引起的创伤。最重要的是，勃列日涅夫在他同中国的争执中似乎在效法罗马教皇使节亨伯特红衣主教创造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先例，这位红衣主教曾在一○五四年昂首阔步进入君士坦丁堡的圣索非亚教堂，把东方大主教开除教籍，从而为基督教的罗马派和拜占庭派在东方的严重分裂铺平道路。因为如果俄国人离开最高级会议时能够有一个哪怕是含糊其词的说明共产党正统的教义的方案，那末他们就是朝着把北京开除教籍的目标走一大段路了。
克里姆林究竟是否能在讨论内容不受限制的最高级会议上实现这些目标中的任何目标，现在还看不出来。但是似乎有理由设想，当政治局开会对这次会议进行事后总结时，它的麻烦将仍然会很多。东欧的混乱
一度驯服的东欧卫星国集团今天已处于接近混乱不堪的局面。阿尔巴尼亚仍然大胆地奉行毛泽东主义。南斯拉夫继续进行使克里姆林宫激怒的经济和政治革新。狡猾的罗马尼亚人在国内从事着正统的事业，但是当它执行外交和贸易政策时，他们则自行其事。匈牙利正在不声不响地从事着比捷克斯洛伐克人敢于做的任何事情雄心要大得多的经济改革。虽然捷克斯洛伐克本身有七万苏联士兵驻在它的土地上，并且正在迅速地恢复到一个标准的共产党仆从的地位，但是它是以高昂的代价被迫这样做的，这个代价就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对党无可挽回地疏远了。
显然，无论是勃列日涅夫主义，还是诉诸武力都不能消除苏联领导人在回顾他们的东欧帝国的情况时必定会感到的那种失望情绪。在国内的压力
苏联是一个需求不可避免地要超过供应的国家
——毛病总是出在顾主身上。从乌克兰到西伯利亚的工业视察人员检验合格的电冰箱并不能起冰箱作用，他们检验合格的小轿车开起来却像卡车一样，他们检验合格的衣服的样式落伍到绝望的程度，他们检验合格的预制构件公寓住房在第一批房室还没有搬进去之前就被人们看成是贫民窟了。派驻在莫斯科的一位老资格的拉丁美洲外交官说：“我们可以从世界上任何其他工业化国家买到的东西，没有一件不比俄国生产的东西要好，要便宜，而且效率高。”
目前的制度所造成的混乱和浪费现象是无法想像的。过去几年来，每年罗斯托夫的工厂要向二百英里以外的斯托夫罗波尔运去装满一万节火车车皮的石子，而罗斯托夫每年又向斯托夫罗波尔的工厂订购同样数量的石子。苏联报纸上满是这样的消息：不含酒精的饮料工厂没有瓶子；家具工厂没有木材；纺织工厂里生产布匹的一切原料都有。就是没有纤维。苏联的未来
苏联领导人未能解决他们国内的一大堆问题，这使国内产生了巨大的压力。这种局势之严重使一个研究苏联事务的法国人米歇尔·塔屠认为，根据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苏联现在处于“革命前的”阶段。党的前途显然处于危险之中。除非它能使经济趋于合理和在一种非革命局势中明确一种革命运动的作用，否则它面临着最后崩溃的危险。
任何新政权，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人的专政，最有可能来自党本身内部。勃列日涅夫的野心勃勃的政治局同事、所谓“共青团集团”的少壮派领导人谢列平极愿意出头露面，如果现政权支撑不住的话。如果局势急遽恶化，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和他的元帅们可能显示他们的政治力量。不管发生什么情况，看来，在不太久的将来，俄国必将出现某种变化。（文内小标题是原来的）
【本刊讯】美国《洛杉矶时报》十二日发表理查德·赖斯顿自莫斯科发回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作为一个一度喜欢夸耀自己的经济和吹嘘自己有能力超过美国的国家来说，苏联目前处于困难之中。
经济继续在增长，但是速度愈来愈慢。一年多以前速度就开始降低了，而且没有迹象表明这种局面会有变化，除非克里姆林宫作出重要的政策决定，而这种事情是不大可能发生的。
根据莫斯科的西方人所作出的最好的估计来看，今后一段时间里苏联经济差不多在各方面都将出现停滞的现象。
最近公布的季度数字——差不多比通常晚发表两周——表明今年第一季度没有取得引人注目的经济成就。
这个季度报告没有公布燃料和建筑材料总产量的统计数字。这样的删节一般都表明官方对经济上的成绩感到不安。
苏联十五个共和国中有六个共和国报告在第一季度没有完成中央的计划目标。
最严重的经济困难发生在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共和国以及中亚的乌兹别克、哈萨克、塔吉克和土库曼共和国。
官方提出的今年到目前为止经济情况不佳的原因是天气不好，特别在中亚细亚和南高加索地区。
但是，这里的西方经济专家中很少有人相信天气是一年多来一直发生故障的苏联经济中出现薄弱环节的唯一原因，或者甚至是主要原因。
西方外交界人士注意到，苏联领导人力图同时维持军事和空间方面、公众消费方面以及基本投资方面的开支的高标准。
于是，经济中出现了弦拉得太紧的现象。速度的减慢就是一个后果。好些方面的严重弱点是显而易见的。
使苏联领导人同样感到忧虑的是国内的局部经济改革显然失败了。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十五日电】外交界人士昨天说，苏联可能在计划建议各亚洲国家成立一个集体防御安全体系，来对付共产党中国。
这些人士说，克里姆林宫这个预料中的倡议，可能就是最近把苏联驻许多亚洲国家大使召到莫斯科去的原因。
他们又说，从华盛顿召回苏联大使多勃雷宁可能也同这个苏联策划的集体安全体系有关。
有迹象表明，莫斯科可能考虑设法促使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新加坡、柬埔寨和缅甸参加某种防御联盟。
【美联社莫斯科十三日电】外交人士今天说，苏联显然对它和共产党中国的冲突感到不安，已把它驻亚洲国家的一些大使召回莫斯科。
眼下还不知道这次是否召回所有驻亚洲国家的大使。
据说已回国或者正在回国途中的大使当中有苏联驻日本大使和驻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大使。
西方观察家们猜测，这些大使回国述职的一个因素是中国问题，但是没有迹象表明涉及到的是中国问题的哪些方面。
在上星期六的国际共产党会议上，苏共首脑勃列日涅夫谈到了需要建立亚洲集体安全组织，有可能这些大使正在讨论这样一个计划。
同驻亚洲国家大使磋商一事，显然将在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他已于星期四离开华盛顿）回到莫斯科的同时进行。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十四日电】提供消息的有资格的外交人士昨天说，苏联驻亚洲各国大使已被召回莫斯科进行集体的磋商。人们猜测，这个苏联外交官员会议可能同中苏边境日益紧张的局势有关。
【本刊讯】英《经济学家》十四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有些事情是掩盖不了的》，摘要如下：
尽管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抗议对另一个（而且是未出席的）共产党进行这种攻击，勃列日涅夫、哥穆尔卡、乌布利希和一些比较不重要的共产党领导人还是不断地对北京展开了攻击，既抨击它在中苏的共同边界上对苏联采取敌对行动，也抨击它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进行“分裂”活动。
在会议开始前曾经广泛地传说俄国人已同意不提出中国问题。勃列日涅夫自己在会上也说，他们本来不打算这样做，可是由于“最近的一些事件”，包括四月中国党代表大会上做出的决定，他们改变了主意。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无论如何，在四月底的时候，也就是在俄国人让匆匆访问莫斯科的齐奥塞斯库对他们有关最高级会议的计划放心之前整整两个星期，他们就已经知道这一切了。而且，最近并没有发生许多事情会使俄国人对于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更加感到不安。
那么，为什么俄国人突然决定在一个首先是想显示共产主义运动（中国及其朋友当然除外）团结一致地支持俄国人的会议上提出这个会造成分裂的中国问题呢？可以设想，可能在克里姆林宫内部最后发生了分歧意见，迫使勃列日涅夫不得不改变他的方针。或者说，也许俄国领导人事实上没有改变他们的主意，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真正想要回避中国问题。
俄国人真正应当担心的是在他们在名义上仍能声称领导的那一部分共运内部对他们的权威进行的挑战。
到会议进行到第一周的末尾时，团结的门面已开始有磨损的痕迹了。
会议无疑已免于陷进一个陈词滥调的海洋。相反，它相当尖锐地暴露了俄国人作为国际共运的自封的领导人而面临的困难。他们对中国的攻击和他们对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做法引起其他共产党的反对，基本原因是一样的：因为这两件事都表明莫斯科要为其他每一个人规定法律。现在还要等着看看俄国人是否真正想要严格区别他们领向哪里就跟向哪里的绵羊和忠心已消失的山羊。到目前为止，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僚在表面上并不是要采取如此有决定性的行动的人。可能他们只是犯了错误而把他们的最高级会议引进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