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2月2日参考消息 第1版

我们的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              毛泽东


    【本刊讯】印度革命派月刊《解放》一月号发表查鲁·马宗达写的一篇社论。该刊在发表这篇社论时引用了毛主席的语录:“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
    社论刊载如下: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进行阶级分析。无疑,我们在农村工作的同志正在按照他的教导进行阶级分析。但是,他们的缺点是,他们只是独自进行这个阶级分析,而且只是主观地进行这一分析。因此,农民干部没有学会如何作阶级分析。更坏的是,革命的阶级没有觉悟到他们自己的责任。因此,我们参加农民干部小会的同志,应当根据毛主席关于对农民进行阶级分析的教导,对每一个干部进行阶级分析。此外,这些同志必须在考虑了农民干部的意见以后进行阶级分析。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的组织者才能向贫穷和无地的农民阐明群众路线以及他们为什么比任何人都更加十分迫切需要革命,以及贫穷和无地的农民因此应当比其他人肩负更多的责任,以使这一革命取得胜利。
    必须在所做的工作的基础上,每两个月或三个月作一次阶级分析。这一次必须在下述三个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一、阶级基础;二、工作热情;三、斗志。只有通过这样的检查才能进行正确的阶级分析。这是因为,在头一次进行阶级分析时,农民干部很可能会把许多中农列入贫农一类里。在根据上述三个原则再次进行分析时,从前所作分析的这样一些错误是可以纠正的。只有在我们这样组织我们的工作时,才能使革命的阶级觉醒、觉悟,才能帮助他们完成他们的革命任务。这三查,即在上述三个原则基础上的检查,将作为在农民群众中进行的一次预备性的整风运动,这样,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就有了具体的形式,我们也可以培养农民领导人。这意味着,农民运动将不再为知识分子出身的小资产阶级同志的愿望所左右了。而且,这将有助于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的结合过程。另一方面,那些未能与农民结合的同志,将不可能妨碍这个斗争了。
    在目前,我们迫切需要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同志。但是,我们必须记住,他们不是全部都能坚持革命到底的。相反,许多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很可能在后来变成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我们决不能忘记这一点。因此,如果这些干部进行阶级分析,并且在那怕是他们工作过一次的地区进行检查工作,那么这样的地区以后就会不再为他们所左右了。所以,每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应该随时把他在农民的帮助下进行的阶级分析记录下来。然后,把这些记录寄来。在经过仔细考虑后,这些记录可以在《解放》、《爱国者》以及我们的其他刊物上作为调查报告发表。这些报告将对其他地区工作的同志大有帮助。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一月十四日登载该报前驻北京特派记者关宪三郎写的一篇报道,题目是《天安门广场:“七亿人的洪流”示威,形成“文化大革命”的现场》。摘要如下:
    天安门广场在北京城的中央,是南北向的长方形广场,大约可以容纳三十万人,恐怕是世界第一的了。
    文化大革命中的北京成了示威游行的城市。游行队伍不分昼夜,挤满街头。有各种各样的游行。每次游行都使全市沸腾。拿着“贺信”和“决心书”的无数游行队伍拥向中南海(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所在地),拥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拥向有关各国大使馆,抗议或者支持的游行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天安门是新中国的象征,国徽正中也画着五星照耀着的天安门。天安门广场还象征着新中国的——或者说是毛主席的——“群众路线”。领导人和七亿群众以天安门和这个广场化为一体,体现着“人民中国”的国家权力。应邀参加国庆节观礼站在天安门前观礼台上的人,亲眼看到淹没整个广场和在长安街上由东向西奔流着的几十万群众,就会被从群众中迸发出来的巨大力量所压倒。看到群众敬爱毛主席的热情就会象看到现代的奇迹一样感到惊异。
    广场北边耸立着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就站在这座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这座经历了三百几十年风雪的城楼,用中国式的说法,就是“雄浑精致,气宇宏伟”。和它遥遥相对的隐现在南边的常青松柏丛中的前门,使人回忆起古都的历史。西边有人民大会堂雄伟的威容,东边是壮丽的历史、革命博物馆。
    这些都展现出新中国建设的成果。东西两边的新建筑是洋式中透出中国风度,古代和现代环绕着广场的四周,非常调和而壮观。
    整个天安门广场是这样的壮观,以致你站在广场的中央也就显得深深埋进在广场里了。这里就是这样广阔。群众举着的毛主席画像和照片、红旗,把这个“广阔的广场”淹没了。他们和着三军军乐队演奏的一支又一支歌颂毛主席的乐曲,同长安街上的广大群众相呼应,高声呼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真是一片雄伟的景象。
    每年都有五十万人参加国庆节庆典,以一百三十几人的横排秩序井然地前进,表演着美丽的集体操。
    刘少奇曾经在天安门上出现,一九六六年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文化大革命第一次一百万人大会揭开了刘少奇垮台和红卫兵上台的序幕。从那以后,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被揪出来的刘少奇早已成为犯了罪只不过是接受群众审判的“被告”而已。他的“孤影”很快就消失了。
    天安门是在最近三个半世纪的期间,注视着这个城楼上和现在广场上所展开的激烈迅速的巨大变化的“历史见证人”。
    从前,天安门是虐待民众的封建帝王和军阀的权力的象征。明、清两朝皇帝,当出征的时候,曾在这个城楼前举行过“路祭”的典礼;举行大典的时候,在这个城楼上“颁诏”降旨。在广场上,明代修建的“千步廊”两边排列着一百四十四间朝房,围着这些的城墙是民众不能靠近的。
    近代的一百年来,天安门几次遭到那些占领北京的外国侵略者践踏。城楼的红墙剥落,附近一带杂草丛生。
    但是,从一九○○年的义和团事件以来,在北京,抵抗外国的侵略,打倒国内封建制度和军阀的民族解放斗争相继而起,天安门广场就成了解放斗争的中心。
    一九四九年,随着北京解放,天安门和广场揭开了历史上新的一页。建国前夕的九月三十日,协商建国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在现在广场的南头首先树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鸦片战争以来为反帝、独立、解放斗争而牺牲的烈士,在会议全体代表参加下,毛主席铲了第一锹土。
    十月一日下午三点钟,毛主席从天安门城楼上提高了特有的嗓音,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亲手把第一面五星红旗升上了晴朗的秋空。淹没广场的人们欢呼沸腾,掌声雷动。


    【本刊讯】瑞士《新苏黎世报》一月二十八日刊登该报记者发自香港的一篇报道,题为《中国各大城市的供应正常》,摘要如下:
    在北京,货架上放满了货物。七亿五千万人民的生活资料和消费品供应看来比近几年来都好。首先是充分地供应冬季服装、食品和文具;针织品、毛巾、肥皂和半导体收音机的供应越来越多。据说郊区农民所购买的缝纫机、自行车和毛棉制品比一九六六年多二至七倍。他们把大量的肉类、蔬菜和水果运进城内。显然在储存技术上也有了某些进步,以使今天能大量供应新鲜的番茄、青椒和菜花。
    据来自中国的消息说,一九六八年北京的供应情况是,肉增加了百分之三,糖增加了百分之二十,糖果增加了百分之九点五。酒和含酒饮料增加了百分之八,鱼产品增加了百分之五点三。所有消费品的物价是稳定的。北京的货架今年可能装满二月份的中国春节所需要的货物。在供应方面的成就当然归功于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教导。
    据说上海的供应也大有改善。南京路和淮海路上的大百货商店货物也很充足。毛织品、衬衣、针织品、加克、围巾、手套、帽子和鞋大量供应,质量提高了。米、面和挂面的供应也是充足的。猪肉、羊肉、糖、烟、酒和食物饮料的供应也很好,水果店里也放满了苹果、梨、桔子、香蕉和甘蔗。这种繁荣景象归功于上海的革命工人和财经人员正确执行毛泽东的教导的结果。来自天津的消息也报道了类似的成就。


    【本刊讯】我有关部门收到法国一个退休工人写给毛主席的一封新年贺信,全文如下:亲爱的主席同志:
    我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在新年即将到来之际向您、向副主席
    ——林彪同志、向伟大的、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所有同志和战友,向我象兄弟那样热爱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表示我最美好的祝贺和祝愿。祝愿一九六九年对您的伟大的国家来说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斗批改和在各方面建立无产阶级权威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但愿一九六九年是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遭受失败的一年。
    亲爱的毛主席同志:祝愿一九六九年是您身体更加健康的一年,因为对中国和全世界无产阶级来说,您是我们的导师,我们祝愿您万寿无疆!
    亲爱的毛主席同志:我向您和您的战友以及中国人民致以我兄弟般的敬礼。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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