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伊朗人民党在国外革命组织前些时候在其机关杂志《群众》上发表了我《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纪念秋收起义四十周年的文章。该杂志为此加的按语全文如下：
从秋收起义到中国革命胜利二十周年，已经四十二年过去了。中国人民由于走秋收起义的胜利道路，所以能够搬掉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完全胜利后，又很快地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现在七亿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团结得像一个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大道上神速前进。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以及叛徒、反革命刘少奇修正主义大阴谋的破产，开辟了中国继续革命的历史新阶段。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它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以及在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明了中国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现在，亿万人民正在贯彻这次代表大会所提出来的方针，为争取更大的胜利而行动起来了。中国人民群众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口号的顽强实现者。现在不论在城市还是农村，每天到处都在出现共产主义英雄，他们为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指示而英勇奋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亿万工人农民的精神原子弹。
有七亿人口土地广阔的中国，有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现代化武器武装起来的强大军队，她是世界革命不可摧毁的根据地。中国越是强大，工业越发展，农业越机械化，生产越发达，她的军队就能进一步掌握核武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就越高兴，越扬眉吐气。与此同时，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就显得更加丑恶，日子越不好过。现在，红色中国顶住了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这两股侵略和反动的力量，这是对世界无产阶级以及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巨大的支持。
中国人民给世界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人民给世界革命最大的贡献是给世界革命的战斗者和人民群众送来了锐利的思想武器即毛泽东思想。现在，一切革命者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没有毛泽东思想世界革命就不可能继续前进。
我们为纪念中国革命胜利二十周年，在此发表一九六七年底中国刊物发表过的文章。这篇文章对于伊朗革命者来说具有巨大意义，因为秋收起义的胜利道路就是产生今日中国的道路，也是伊朗解放的道路。
【法新社莫斯科二十九日电】苏联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苏联外交部第一副外长库兹涅佐夫今后几天内将前往北京以继续进行中苏会谈。
外交部发言人扎米亚京说，苏联希望“在北京会谈中找到积极解决办法”。
但是他不肯说十二月十三日，即库兹涅佐夫和他的副手马特洛索夫回莫斯科出席最高苏维埃会议那天之前，这次会谈已取得什么进展。
他们从北京回国一事曾引起谣传说，克里姆林宫想停止同北京的会谈，至少是暂时停止。
【美联社莫斯科二十九日电】克里姆林宫的一位发言人今天说，库兹涅佐夫将在“几天之内”飞往北京恢复同红色中国的边界会谈。
有人问到克里姆林宫对会谈进行的方式是否满意，扎米亚京说，“就苏联来说，我们希望会谈将有积极的结果。但是目前要再说什么别的为时尚属过早。”
有些人认为意味深长的是扎米亚京只提苏联希望边界问题有“积极”的解法办法，而不提中国人。
【路透社莫斯科二十九日电】关于库兹涅佐夫的活动在今天以前一直没有消息。
苏联非官方人士说，他们预料他在一月一日至三日新年假期之后返回北京，以便会谈能在下周初继续举行。
【路透社莫斯科二十九日电】据信库兹涅佐夫同苏联领导人就会谈的进展举行了详细磋商，可能带回新的指示。
【美联社罗马二十六日电】一个全国性的调查报告今天说，许多意大利人认为，一九七○年美国和共产党中国将会扩大它们的力量。
意大利最大的民意测验组织多萨进行的民意测验还说，意大利人认为，苏联的力量正在缩小。
认为共产党中国的力量将会扩大的人由百分之二十三上升到百分之二十八，而认为它的力量将缩小的人增加的幅度下降了，从百分之十六只上升到百分之十八。
这次民意测验，俄国是个最大的失败者。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二十日刊登关于突然袭击的第三篇文章，转载如下：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晚十时半，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沈阳西北的柳条沟，用炸药炸毁了一段铁路路轨，并立即以此为借口，进攻沈阳，当晚十二时半攻占北大营，拂晓占领全城，这就是历史上闻名的“九一八事变”。这一次事变，也一样是一次典型的突袭侵略。
“九一八”的突袭，可以用当时的兵力对比作证明。据事后统计，当时侵驻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为两万余人（如连在乡军人统计在内，约为四万人），中国方面的兵力则六倍于此，共约十八万人，且有飞机两百六十余架。事变的直接策划者板垣征四郎鉴于以少对多，于是用突击的方式下手。事变发生后，由于蒋介石下令采取“不抵抗主义”，转眼之间，白山黑水东三省便全部遭到践踏。
“九一八”的突袭，也可以用当时的外交烟幕作证明。当时在南京身为日本驻华公使的重光葵（后来出任外相，代表日本在密苏里舰上签降），宣称准备与宋子文在九月二十日乘船北上，前往东北，处理两国间悬案。另外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也在沈阳与汤尔和举行会谈。然而就在重光葵宋子文购妥船票，即将登船之际，“九一八事变”便爆发。
“九一八”的突袭，还可以用柳条沟炸轨事件作证明。关东军当时在东北利用各种手段制造事件，或进行暗杀，或进行挑衅，已是屡见不鲜。一九二八年六月的皇姑屯炸火车事件，将张作霖（张学良之父）当场炸死，乃是关东军所为。一九三一年八月出现的所谓中村上尉失踪事件，也是关东军所干。中村事件发生之后，关东军将责任推到中国方面，作为要挟，成为“九一八事变”前夕的悬案之一。而作为“九一八事变”导火线的柳条沟炸轨事件，也是同样货色。
柳条沟炸毁事件发生后，日方一口咬定，是中国方面炸轨滋事。但事隔近四十年，有许许多多人证物证，说明这是关东军的密谋布置。日本一九六三年出版的《太平洋战争之路》一书且更进一步说明，“九一八上午，川岛（日军铁路守备队中队长）率部下向文官屯南（即柳条沟），河本率松冈军曹等七八人，将预置于铁轨两侧的炸药爆炸之。”炸轨事件既是预谋，那么不问自明，“九一八事变”也是经过详细策划以后才展开突袭的。据经常随侍日皇的木户幸一在《木户日记》中写道：“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三日，从西园寺公秘书原田男爵处得悉，青年军官将在满洲（即东三省）制造事变。”另外，在东京国际法庭上的许多证词，都指明日本军方在人事、经费、计划方面，对于“九一八事变”作了详细部署。
话虽如此，日本仍有一些人在谈论“九一八事变”时，为日本政府推卸责任。他们异口同声，认为当时日本政局已越出常轨，政府控制不了军部，军部控制不了关东军。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在他的新著《日本的历史》一书中，对此加以驳斥。他指出，在一九三一年七月时，日本陆军省发表包括增兵朝鲜的军制改革案，接着又改变关东军配备，使其进入临战体制。到了八月四日，陆军省又召开了师团长会议，陆相南次郎在发言中又暗示将用武力解决“满蒙问题”。
军方如此，政客们又如何呢？在“九一八”前夕的八月底，日本首相若槻将准备在执政的民政党大会上发表演说草稿提出阁议，要求审阅通过，里面就提到，“对中国问题处理，必须敢然奋起，国民对此不得懈怠。”另一个在野政党——政友会在八月三十一日听取的报告也说，“如取得日中关系合理地位，确信必须发动国力。”这些话，分明就是武力侵略的另一种说法，政客的想法与军人的想法并无不同。
历史学家井上清对于“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真正原因作了一番分析，指出关键在于当时的日本经济情况及军火生产。一九二九年西方发生经济大恐慌，也为日本带来了极大危机。日本工业生产分别下降三成到七成，贸易输出减少三成七，输入减少四成，失业人数高涨，购买力大跌。一九三○年秋天稻谷大丰收，米价却陡降一半，造成了“丰收饥馑”。与此同时，金融垄断资本空前发展，陆海军军费剧增，生产坦克、舰艇、飞机的重工业羽毛已丰。一九三一年春天，日本首次生产重轰炸机，同年夏天，用日本自制坦克配编起来的机械化兵团首次出现。经济要寻出路，军备又有提高，就在这些背景之下，“九一八事变”出现了。
在历史上，用侵略和战争为陷于衷退和萧条的经济寻找出路的例子，“九一八事变”的突袭也是一个典型。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