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伦敦电】（年终专稿）（记者：加弗向）古老的欧洲跌跌撞撞地从六十年代走了过来，适应了世界均势的巨大变动，冷战溶化了，社会变革的新浪潮出现了。
在力量和金钱方面，这个大陆不再是靠从远地得来的贼赃过活的世界的中心了。亚洲开始努力地站立了起来。非洲经过若干世纪的睡眠已经觉醒了。变化之风把一度足以夸耀的英国、法国、比利时帝国都吹到历史里去了。真正的权力已经最后以伦敦、巴黎、柏林转到华盛顿、莫斯科、北京了。
在道德上，欧洲的青年从和平抗议转到暴力行动和造反。争取核裁军的运动同越南和平运动合并了。这些运动成为了各国抗议运动的焦点，一直到很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位不知名的名叫科恩—邦迪的学生帮助开始了导致法国总统戴高乐下台的事态发展的时候为止。
这个十年是从当时是苏联总理的赫鲁晓夫勃然大怒退出在巴黎举行的四大国最高级会议向已故艾森豪威尔总统抗议Ｕ—２间谍飞机飞行开始的。当时共产党人修了柏林墙。这是以欧洲在中间分为两半为象征的冷战的最高潮。
但是这个十年结束的时候是巨大的俄国和中国共产党分裂了，欧洲的东西方集团向着中心逐渐接近了。
整个六十年代，哼的唱的是变革的曲调。
抗议和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两个孪生子，模糊了冷战长期以来很整齐的界线，逐渐消除了国家的权威，打破了家庭的框框。
在东面，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努力要摆脱莫斯科的控制——结果只是苏联坦克在一九六八年隆隆地开进了布拉格。在西面，戴高乐的一心要建立介乎美国和俄国超级大国之间的“第三势力欧洲”，导致了法国退出北大西洋联盟的军事系统，把英国保持在共同市场之外。
变革达到了底层在欧洲很大一部分地区，头发都越留越长了。
吸食毒品的人越来越多。颓废派成倍增加。年轻妇女把裙子缩短到了膝盖以上，并且开始穿透明的衬衫。
六十年代还取得了医疗方面的巨大进步——避孕丸和心脏移植。除俄国以外的欧洲人口从四亿二千五百万增加了三千七千万。苏联从二亿一千四百万增加到了二亿四千三百万。在这个十年里，几乎所有欧洲战时和战后不久的年代的伟大领导人都去世了。
在德国，阿登纳不大情愿地辞去了他一直以家长式的诡计多端担任的总理职位。丘吉尔死于一九六五年。社会党人威尔逊和勃兰特起而领导英国和西德政府，而一个苍白无色的集体领导接替了丰富多彩的赫鲁晓夫。戴高乐也从世界舞台上消失了。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二十一日刊载一篇谈英国一九六九年经济危机情况的文章，摘要如下：
在西方总危机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一九六九年英国在财政经济的严重困境中陷得更深，而在进入一九七○年的时候，经济前景更加不妙。
大量事实证明，一九六九年是英国经济危机加深的一年。
人们知道，英国对外贸易，是常年入超的国家。以一九六八来说，它的对外贸易逆差额高达七亿零五百万英镑，达到一九五一年以来最严重的程度。即使在一九六九年头七个月，英国的对外贸易也还是连月逆差。根据伦敦《泰晤士报》十一月四日的报道，一九六九年一月至七月英国贸易逆差额，累计达二亿五千三百万英镑。
英格兰银行的贴现率，在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七日由百分之七再次提高到百分之八，至今仍无降低的迹象，这是英国财政经济危机深重的另一个重要标志。由于英格兰银行的贴现率保持在“超危机水平”上，英国金融市场的银根奇紧，商业银行放款的优惠利率更从九月十七日起由百分之八点五提到百分之九。
英国财政经济危机深重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债台高筑。截至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底止，英国名义上有黄金外汇储备十亿四千三百万英镑。但是，英国是“靠着借来的钱和借来的时间过日子的”（英国首相威尔逊语），它的家档空虚得很，“把口袋翻转过来就发现一个便士也没有了”（英国《观察家报》语）。目前，已知的英国外债约有六十亿英镑。外债大量增加，借新债还旧债，已成为英国财政的恶性循环。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五日，工党政府向议会下院提出了一九六九——七○年度的预算，被称为是“一个走投无路的政府提出的一个陷在死胡同的预算”（英国保守党领袖希斯语）。工党政府企图通过这个预算，在一年内增税三亿四千万英镑，把困难转嫁到英国平民身上。因此，同一般人生活密切相关的许多物品都增了税，其中包括汽油税和某些食品、纺织品的购买税。英国人民被迫进一步勒紧裤带。
在这个财政年度里，工党政府还进一步限制工资和紧缩信贷。在这种措施下，英国国内市场的零售贸易严重下降，包括汽车、机械、纺织品、无线电收音机、电视机、家俬、寝具以至酒类在内的零售生意都走下坡；中小企业倒闭与日俱增，单是马歇尔和斯尼尔格罗夫集团在英国伯明翰和其他三个著名城市开设的百货公司，就有四家已定期在一九七○年一月底停业关门；汽车、建筑、机械制造、造船、棉纺织和煤炭等工业部门，纷纷出现生产停滞和下降情况。
上述事实表明，英国政府是在日益深重的财政金融危机的夹缝中，踉踉跄跄地度过一九六九年的。在它进入一九七○年的时候，美国的生产“过剩”危机正在一步步逼近。
对于严重依靠对外贸易、出口总额有百分之十四是直接向美国出口的英国来说，一九七○年将是一个困难更深的年头。
在工党政府的“限制”和“紧缩”的政策下，一九六九年英国的物价上涨了百分之六，失业人数增加——官方公布的失业人数由一九六九年十月份的五十五万一千人，增加到十一月份的五十七万一千人。
【路透社伦敦二十日电】一度是英国正派典型的《泰晤士报》面临其一百八十一年历史中最大的财务危机。
一周前《泰晤士报》总编辑汉密尔顿发给职员的一封信，透露“《泰晤士报》正在为其生存而挣扎”。
《泰晤士报》今时今日的困境，实在是一种讽刺。因为，在这三年中，报纸销路涨了百分之六十，总数达四十五万份，总收入也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七。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二十五日节译刊登了英国《泰晤士报》十九日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根据英国交通部昨天发表的统计数字，十一月份新车的登记数字（按：实际上为新车的销售数字，下同），为五万八千二百部，这是一九六六年底以来的最低数字，这个数字此去年同一个月减少将近百分之二十七。
十一月份新车的登记数量为五万八千二百部，而去年十一月份新车的登记数量则为七万九千四百部。这是一九六九年第一季以来同去年同一个月份比较的最大幅度的下降。至此，今年头十一个月的新车登记量，已比去年同期减少百分之十一点五了。
汽车工业界人士对最新发表的统计数字，感到特别忧虑，原因是这些数字表示，今年冬天汽车市场甚至可能比他们原先预料的更加黯淡。
今年头十一个月英国（不连北爱尔兰在内）新车的登记量为九十三万六千四百零二部，看来，全年的新车登记量将大大低于一百万部。纵使连同北爱尔兰，全年的登记量也只有一百万部多一些。这些数字都是一九六三年以来的最低数字。
汽车制造商存在的一大忧虑是：假如汽车工业要等到政府明年春天提出新预算时才放宽对分期付款购物的限制或削减购物税，那么，由于潜在的买车者将等到政府采取这类行动后才买车，今年冬天的汽车市销售量将大大降低。
昨晚，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主席道格拉斯·理查兹说，十一月份新车登记量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分期付款购物的严格限制和购物税率的高大。他抱怨说：“政府压缩英国汽车工业及其零售商太过厉害了，时间也太长了。”
汽车经销商协会说，“除非政府响应我们提出的许多建议，放宽分期付款购物的限制，否则，局面将日趋恶化。”与此同时，商业车辆也受到“压缩”的影响。这类车辆十一月份的登记量为一万八千五百三十九部，而去年同一月份为二万零九十部。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十二月十九日转述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提前出版的十二月十九日美国《时代》周刊指出，美国社会学家、政治家们“令人惊奇地”一致地认为，在即将开始的新的十年里，充满整个六十年代的对抗的精神，将不仅不会约制，恰恰相反，它将会大大地发展。美国的其他少数民族：印第安人、华裔美国人等，很可能和美国黑人联合起来，参加黑人的斗争。“新的少数派”（指造反者）将令社会听到他们的声音。“妇女权力”等口号将“不再是开玩笑，而将成为社会必须面对的战斗的声音！”
这家刊物说，美国社会的重要的上层建筑：联合企业、工会（指黄色工会）和政府，将不能逃脱被反对的命运。它指出，今天造反的学生，将成为明天成人社会中的成员、工人和有投票权的选民，当中相当一部分人将带着青年时代的理想踏进社会，改变那时候的政治气候。
《时代》周刊预测说，新的十年的大部分时间中，美国将更加分裂，将成为更多暴动、更加“偏激”的社会。它引据美国全国暴力事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指出，新的年代里，美国可能变成被杀戮、“恐怖主义”所“撕烂”的国家，许多美国城市将变成充满了敌对情绪和仇恨的武装城堡。
【美联社纽约二十二日电】美国《时代》周刊今天列举了六十年代世界的十大新闻：
一、建造把东柏林和西柏林分开的共产党墙。
二、中苏分歧表面化。
三、一九六二年的古巴导弹危机。
四、中国在一九六四年进行第一次核爆炸。
五、一九六五年美国开始在越南增兵。
六、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开始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七、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在一九六七年进行的六天战争。
八、一九六八年的（越南）春节攻势。
九、苏联人一九六八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十、戴高乐一九六九年辞职。
【路透社伦敦十五日电】“和平的人士，我们要和平。”这一直是在过去十年中青年们在斗争中高呼的口号——青年们曾经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以证明这一点。
氢弹的阴影、越南战争、关于神经战和细菌战的小声的谈论、不同种族的人们之间的激烈冲突，所有这一切使得明天的公民们经常不得不去考虑，他究竟是否还有任何前途。
青年人的反应是普遍的愤恨和不满。从而产生了两大派——学生积极活动分子和爱好和平的颓废派。双方的青年人都敢大胆地讲话。
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其中有许多是反对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的）在大西洋两岸已成了平常的事。在南美、欧洲、非洲和亚洲，学生们起来造反和进行暴乱以反对限制他们活动的过了时的大学制度，反对上一代作出的规定。
到处有一些领导人，如居住在英国的巴基斯坦人阿里、出生在法国的德国公民科恩·邦迪和成为英国议会议员的爱尔兰姑娘德夫林，一时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
他们都有一些话要讲，尽管这些话并不总是很清楚。但是对他们的追随者来说，他们已经说得够清楚，因此产生了响彻全世界的强有力的反应。
年青人的声音是巨大的——老一辈人不得不倾听，并且有时还要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