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指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
【本刊讯】日本《军事问题》月刊九月号刊载管野博写的题为《中苏战争的危机和我们的课题》的评论。摘要如下：
无论在国内，也无论是在国外，认为爆发苏联是主动而中国是被动的这种“中苏战争”的危险，甚至已经达到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评论，频频传来。
苏联对它的最大的敌人中国所进行的战略策略部署情况，也时有报道。
六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共产党会议的主要企图，已以失败而告终，这个企图就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完全“开除”中国。苏联把东欧各国的向西方靠拢，压抑在“反帝统一战线”的口号之下，而它自己却向西德频送秋波。这一切，恐怕都是苏联想要避开两个正面作战的策略吧。
另一方面，苏联对东南亚各国以“要靠集团的力量防备帝国主义侵略保卫自己”的名目，呼吁形成集体安全保障体系，向这些国家派出了代表或使节。甚至连台湾也两次派去了密使。不用多说，焦点就在于包围中国。
苏联对印度的关心，似乎更为强烈。
对印度人民来说，现在仍然是苦难的状态。人民群众已陷入慢性的饥饿状态之中。已经完全失去稳定的统治阶级为了摆脱这种窘境，正面临着是靠苏联还是靠美国的抉择。结果，国大党“左派”在这次总统选举中以微弱的多数获胜了。所说的“左派”就是叫作“亲莫斯科”的英·甘地总理的一派。而且，正由于是微弱多数的不稳定的甘地政权，苏联才无论如何也要增加对印度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指望再次发生同中国的边界争端，制造一个使中国不得不采取两个正面作战的状态。
苏联指望印度的还有一点，那就是苏联照着美国的样子，采用全面核战略和灵活反应战略，并大力推行这种战略，而且已达到拥有仅次于美国的庞大海上兵力、扬言能够在“世界所有海洋”采取作战行动的程度；苏联正在印度洋上寻找舰船的停靠港，并指望由印度的统治者来提供。
据传，苏联对华战略的这种局部部署正在迅速加强。重新划分了军管区的分担区域，调换了军区司令。在整个中苏边境部署了五十个师以上的兵力，此外，在外蒙古还驻扎几个师。在后贝加尔地区设有针对中国的核导弹基地，据说在外蒙古也部署了核导弹基地。关于西伯利亚和蒙古的这种紧急状况，《纽约时报》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今年的春末亲自到现地进行考察并作了详细报道，而且分析了中苏两国的政治姿态。
苏联的兵力在那以后似乎仍在继续迅速地增强着。
美国在现在这种时候当然要采取“正式”地“不介入、中立”的态度。美国无论如何也要使越南战争在有利的条件下从美国人和越南人民的战争的形式转变为越南人之间互相残杀的形式；必须把对亚洲的“过分地承担义务”变为“适当地承担义务”，还必须解决国内的“黄油问题”、恢复虚弱的美元的国际威信；也要适应“工业—军部集团”的强烈要求把越南战费转到改组核武器体系方面去。（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
看起来美国对中苏争端之所以采取着冷静的态度，似乎还有其他的原因。不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都是在战争双方打到一定程度疲劳的时候才参战，而获得渔利的。而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却主动地出来战斗，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这种战争的教训也许正在发生着影响。
美国对当前的中苏争端采取着“不介入、中立”的立场；苏联推迟了关于“限制核武器”的会谈；美苏和平共处的大原则出现了一点裂痕；美国稍微放宽了对去中国旅行的限制范围和贸易范围；又提起了恢复美中华沙会谈的问题。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美中两国会接近，遏制中国的政策会稍许放松。
由于越南战争而理应处于尖锐对立状态的美苏两国的关系，正如后来的发展过程所表明的那样，亲密程度反而越来越增强，没有受到丝毫的损伤。尼克松总统访问了罗马尼亚，苏联为了报复，派舰队访问了古巴，即使如此，两国的关系也没有一点变化。中东的政局和战况掀起了深刻的风波，苏联的大型舰队到地中海活动，即使如此，美苏两国的“共处路线”甚至没有丝毫的变动。
上述这些事实表明，美苏和平共处的大原则仍将成为今后判断世界动向的标准。
苏联在外交上对日本进行工作的对象，已经不是社会主义政党，也不是共产主义政党，而是直接对着日本政府的，是对着自由民主党的，这已经是十分清楚的了。日苏之间虽然面临着“北方领土”问题、“福寿丸十三号”事件中所突出表现出来的渔业权问题等深刻的矛盾，但苏联为了开发西伯利亚，希望日本投入更多的资本（这大概也具有对华战备的意义），日本垄断资本也希望获取更多的利润。爱知外相走访了还没有缔结“和平条约”、因而理应继续处于战争状态的苏联。虽然还遗留着矛盾，但日苏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方面将比过去更为接近。这就是中国在评论中所说的“美苏日神圣同盟”。
冲绳的美国陆海空军基地显著地加强了。加强了的不仅是冲绳，而且日本本土的美军重要基地总的来说也是同样的。不久，在冲绳部署日本的陆海空军力量的日子就会到来。这就意味着加强遏制中国的“柱石”。
这次在下田召开的日美“下田”会议的内容表明，面对“越南战后”的局势，美国强烈要求日本替美国承担它对亚洲“承担义务”的“‘过分”部分。这意味着在美苏包围中国的政治军事部署的体系中日本作用的增大。
中苏战争不会发生——要找到作出这样预料的理由也是可能的。然而，现在苏联的态度是主动的，中国的态度是被动的，两国的战备正在迅速进行，边界冲突不断发生了，既然如此，绝对不容许“打赌”说“可能不会发生”。
在防止包括苏联和中国的人民在内的世界性灾难的事业中，在寻求和平与安全的人类所负的责任中，和中苏两国毗邻的日本人的责任是更为重大的。
日本国民一直在进行着反对安全条约、要求美国归还冲绳和本土基地的斗争。同时也一直在进行着恢复日中邦交的运动。如今，必须在全民范围内展开反对苏联的大国主义，要求归还“北方领土”、确保渔业权的斗争。这些斗争将对防止中苏战争产生有力的作用。
【本刊讯】日本杂志《潮》十一月号登载美国记者约翰·克拉克写的一篇特约稿，摘要如下：被遗弃的台湾
从美国的首都华盛顿朝着马里兰州的方向行驶大约三十分钟，在一片没有人烟的树林里有一座三层的白楼。
这里是华盛顿地区的中国帮（指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亲蒋匪帮分子——本刊注），或者说全美中国帮的中心——自由中国通讯社。进出这个自由中国通讯社的车辆从今年夏初以来迅速增多了。留美的中国名人紧张而频繁地在进进出出。
恰与这种慌乱情况相吻合，华盛顿的政界消息灵通人士中传出了“‘尼克松总统打算抛弃台湾，承认中国”的情报。
这个情报最初出自为尼克松总统竞选效劳二十多年的墨菲·凯特之口。
凯特传出这个情报以后，一位共和党元老曾去询问尼克松。这位共和党元老就是同台湾政府的蒋介石长年交往的汤森议员。
据说汤森对朋友讲：“起码在蒋介石活着的时候，尼克松总统不会丢掉他。但是利用凯特这样的人有意散布各种情报，乃是尼克松总统惯用的政治手法。也许他已出人意外地下定了这样的决心。”
“尼克松总统对中国问题显然是考虑得很深的，他的办公桌上经常摆着关于中国问题的书。”长期跟着总统工作的一个秘书这样说。
据西奥多·怀特透露，尼克松总统决心要用解决中国问题而使自己名垂史册。
他说：“尼克松总统有两桩心事：一是设法连任下届总统；一是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总统。”东部财团关心的事
本来尼克松总统登上美国中央政治舞台是借中国帮的代表人物加利福尼亚的诺兰议员的势力。
他是同杜勒斯国务卿一起，以对中国的最强硬论者闻名的，就是主张打回中国去的人。
东部财团和西部财团不同，他们在亚洲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不多。他们所关心的是包括共产主义阵营在内的整个世界。
尼克松在和这些人的接触过程中，不仅渐渐地失掉了对中国帮的关心，并且感到再被这些人把自己看成中国帮的利益代表者是很不利的。
目前尼克松得到了美国中心势力东部财团的坚强支持，中国帮再象过去那样对他施加压力是不那么容易的了。
尼克松总统为了改变原来在很大程度上受中国帮所左右的对华政策，决心甩开这个国务院里的中国帮大本营——负责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官员。
本来尼克松总统曾公开声言要来一次大扫除，把国务院里的中国帮一扫光，但是不仅没有扫光，结果象亚·约翰逊这样的人仍然在做副国务卿。
国务院中负责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官员被人们称之为中国帮的核心。他们的集团对毛泽东的憎恨恐怕不下于蒋介石。
尼克松有一张对付苏联的王牌——中国。约翰逊总统企图利用苏联来威胁中国和解决越南战争，而尼克松总统是反过来，打算利用中国威胁苏联。抓住日本这张王牌
八月末，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科长克里斯·帕克悄悄地访问了东京。他是国务院中例外的深受尼克松信任的官员。他的任务显然是尼克松总统直接授予的。
尼克松总统现在要丢下台湾承认中国，美国国内的阻力还是相当大的。
克里斯·帕克的朋友断定说：“在这种情况下，到哪里去找自己政策的代行者呢？恐怕只有日本。”
基于这种判断，尼克松政权明显地对日本展开了活动。不少中国专家纷纷由华盛顿赴东京。他们以东京为中心继续搞情报活动，其中有的人充当了尼克松政府和日本政府的联系人。
同时，据极可靠的情报，尼克松政府不仅对日本政府，就是对日本在野党也进行了必要的工作。比如对第二在野党公明党对中国的积极政策就表示了重大的关心。
如今日本对尼克松总统来说，是独一无二的、新对华政策的王牌。从华盛顿来看，尼克松总统在考虑冲绳问题和对日经济问题，都是结合着这种新的对华政策的。这一点东京似乎还不很切实地了解。
（文内小标题是原来的——本刊注）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二十九日晚版登载它的特派记者森本二十八日从莫斯科发回的一篇电讯，摘要如下：
新的苏联外交动向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过去苏联准备同中国较量，希望调整德国和欧洲问题，并同美国协调。现在好象是推翻了这种定论一样，在中国和欧洲这样东西两个方面积极调整它同毗邻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在对美外交方面却表现着还犹豫不定的态度。
勃列日涅夫二十七日在莫斯科发表的演说，也可以认为是一个伏笔，以便一旦北京会谈失败时就把责任推到中国头上。美苏一方面同意开始限制导弹的谈判，而勃列日涅夫演说还不表示对调整对美关系的积极态度。这是因为在调整中苏关系的时候，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收敛它对美国的协调。他认为尼克松政权的对越南政策由于国内的反战运动高涨而一筹莫展。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想以调整中苏关系和接近德国等措施来从侧面动摇美国，在进一步压迫尼克松政权以后，再从有利的地位开展对美外交。
当然，今后的苏联外交要看中国的态度怎样，也有可能重新回到中苏对抗、美苏协调的政策上来。即使是这样，似乎也可以说，苏联已经开始了铺平道路的工作，以便按苏联的步调来制定美中苏三国关系的新章法，代替过去的美苏协调的章法。
【本刊讯】法《现实》月刊四日发表一篇题为《北京一莫斯科：人们作出缓和的努力》的文章，摘要如下：
从十月二十日以来，一个庞大的苏联外交代表团就不定期地驻在中国。在柯西金访问北京以后，共产主义世界两大国之间的关系有了相对的缓和。
最悲观的人认为，这是苏联人方面一个纯属策略的举动，其目的是用来说服其盟友和西方世界的，好叫人相信他们在决定进攻之前确确实实探寻了与北京和解的一切机会。
另外一些人认为，由于苏联头头们在边境集中兵力（四十二个师处于战争状态，而不是一年前大多数是兵员不足的十二个师），由于他们放出空气，包括通过一个苏联代理人路易斯的笔，说他们可能对新疆的核设施发动一场进攻，他们就可能成功地恐吓住了中国人，使得中国人现在愿意来谈判。
但是，在最好的假设下，也只能是从冷战或温战过渡到共处而已。只要莫斯科和北京的两个现领导班子仍在掌权，回到旧日的同盟就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