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意大利《晚邮报》十四日刊登一篇从莫斯科发回的文章，题为《赫鲁晓夫下台后的五年》，摘要如下：
中国问题已经使苏联目前的集体领导内部的矛盾明显了，但是还没有解决这些矛盾。柯西金和周恩来在北京的会见打开了和解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和以前的是不一样的，但是，由于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具有翻云复雨的特征，还没有什么东西能使我们确信，这样一个新阶段不会很快地过去。鉴于大家都熟悉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人们常谈论着苏联领导人对中国所采取的曲折态度。
继承赫鲁晓夫的现领导的一切行为，不论是对内政策，还是对外政策，显然都是不坚决和犹豫不定的。这是因为它的内部不和谐。在它内部，互相敌对的势力在就要破裂时总是建立一种不稳定的妥协，互相牵制，互相制约。如果现在还没有破裂，这不是因为他们希望团结，而是因为还没有别的解决办法，苏联领导人当中还没有一个人表明他能够支配别的人。
根据勃列日涅夫在党内所渡过生涯判断，他是一个“官僚主义者”。相反，柯西金在他进入政府之前，是列宁格勒一家工厂的领导人，所以，他是一个“管理者”。几乎所有的苏联问题专家都曾预言，这样配成的一对寿命是不会长的。
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同赫鲁晓夫不同，他们一向是使自己根据现实行事。他们在处理某些事件之前要等待这些事件成熟，他们采取行动往往是太迟了，往往是没有成效的。他们抓行政工作比抓政策多。就是他们的最重要的决定与其说是一种选择的结果，不如说是一种必要性的结果。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是通过犹豫和反复考虑之后才进行的。
然而，如果说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在决定政策时过分守旧，那是不恰当的。在他们执政的前三年是有些守旧，当时他们首先关心的是巩固政权，扫除最危险的反对派（比如谢列平）以及整顿农业和经济。一九六六年党的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表明这种妥协的态度已到达顶点：一年以后的中东战争表明了这种妥协的局限性和危险性。一九六七年随着革命五十周年的庆祝活动而结束，这次庆祝活动结束了思想和政治的休战。一九六八年，我们看到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的行为发生了转变。而一九六九年，苏联领导人集中精力对中国发动了进攻，先是思想意识的进攻，接着是军事进攻。边境事件和六月份的世界共产党会议上的谴责使局势急转直下，越来越有可能发生武装冲突。后来，柯西金和周恩来突然举行了会见。
五年之后，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对赫鲁晓夫的指责之一就是，他使论战更为严重，在论战中唱着更为危险的调子，没有正确地对待中国。新领导人对中国的政策所抱的只不过是幻想，但他们认为应当努力解决论战的问题，或者至少是使论战只停留在思想意识方面。但是，他们的打算没有实现。两国的关系很快恶化了。现在所做的仍然是五年前所做的那些事，所不同的只是，现在，失败所带来的后果更为严重。
中国问题将决定苏联现领导的命运。
五年来，苏联的威望正大大降低。中东的冲突削弱了苏联的国际地位。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使很多共产党不再同情苏联，使它得不到这些党的尊敬。
阿斯特拉罕说苏修领导集团竭力谋求“保全职权”，赖斯顿说这个集团“经常对重要问题空口说白话”，哈希说现在对苏修来说“中国问题比其他问题占优先地位”
【美新处莫斯科二十日电】上周是尼基塔·赫鲁晓夫下台五周年的日子，因此，一些苏联问题分析家评价了当前的共产党领导人和他们的政策。
安东尼·阿斯特拉罕在星期日《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认为苏联不大可能发生任何像一九五七年巩固赫鲁晓夫政权时，导致他在一九六四年下台时的那种动乱。阿斯特拉罕预料，现领导人的作风和政策也不大可能发生剧烈的变化。
苏联的政权是旧的，当前的领导人和大多数可能的继承者是一样的人，他们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掌权，或处于很可能掌权的状态。对他们来说，保全自己的职权要比改进制度更重要得多，或者甚至要比意识形态的胜利更重要得多，因为即使意识形态方面能取得什么胜利，他们也不一定能活着享受到这种胜利的成果。
《洛杉矶时报》分析家理查德·赖斯顿认为，苏联高级领导人表现出来的稳定性必然造成在对外和国内问题上的停滞性，这是他们要继续掌权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在需要作出大胆决定的方面，看不到作出决定；在需要有创见的方面，显然缺乏创见；在需要全力以赴的方面，仅仅采取了权宜之计。”
这个领导集团经常对重要的问题空口说白话。克里姆林宫在处理国内外事务方面确是如此。这些领导人既没有表现出有决心也没有表现出有能力采取对实行强有力的领导说来是必要的果断行动。
赖斯顿继续写道，在这个首都对它应对当代的挑战的能力趋于踌躇、极其谨慎和怀疑的情况下，它要在任何方面采取措施都是困难的。
“莫斯科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的年代里，特别是在过去两年中经受了一场信任危机。
“今年早些时候，克里姆林宫曾想把中国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驱逐出去。这一点没有能做成。于是现在他们想要举行和平谈判来结束中苏边界上的流血冲突。他们想要同美国谈控制核武器的措施，但是不知道该如何开始和从何着手。
“他们想要实现共产主义世界的团结，可是要是这意味着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多样化的话，他们又不想要这种团结。他们希望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又发现他们的影响在急剧下降。”
赖斯顿写道，在国内问题上，克里姆林宫极其需要进行有效的经济改革，但它又不愿意采取能使这些改革真正起作用的步骤。
“这种步骤将会意味着要改变党的权力，这个领导集团没有进行这种试验。这就是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所说明的意思。这些领导人不允许在一个苏联集团的国家里搞他们在本国所不允许搞的事情，特别是有关共产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试验。
“正是这种心理状态，促使克里姆林宫即使对最微小的不同意见也要进行压制。正是这样的一些态度说明了为什么这个领导集团没有能力以有意义的方式来解决苏联青年中的不满情绪。苏联青年对所有这一套高谈阔论已感到厌倦了。”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评论员约瑟夫·哈希指出，克里姆林宫还丝毫没有表明它真正愿意同美国开始认真的谈判，尽管尼克松政府对此表现了强烈的兴趣。
或许这样却是很好的。或许如果进行认真的谈判，就会使两国之间发生过多的牵扯。可以说，一种比较敬而远之的态度对两国都更好些。
哈希接着提出几个问题：在莫斯科正在进行着西方没有看到和知道的某种事情吗？那里个人之间的权力斗争已达到某种尖锐阶段吗？那里的领导即将改变吗？
此刻对克里姆林宫来说真正重要的只是它同北京的关系如何，这可能吗？
哈希对最后一个问题作了肯定的答复：
他说，“下述看法是讲得通的，即俄国人想要把同华盛顿之间悬而未决的一切问题搁置起来，直到他们能把同中国的关系理出头绪时再说。
“对他们说来，中国问题比其他一切问题都占优先地位……对美国人来说，他们的国家不像另外一个国家重要而仅占第二位这种想法是令人惊讶的。在莫斯科，大概的确的这样的。”
【本刊讯】英国《卫报》二十一日发表一篇社论，摘要如下：
俄国人现在急切希望的似乎是，谁都不要对这次中苏会谈抱过分的期望。莫斯科的日报在会谈的前夕攻击北京，同时《共产党人》也提到了“中国现任领导人的轻率的沙文主义政策”。
事实上，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理由期望会谈会产生多大的结果。会谈议程是关于边界争端的，但是这种争端并不是真正的问题。
紧要的问题并不是中国对俄国占有的领土公开提出领土要求，而是俄国人对中国的一些领土有着没有明言的图谋。新疆和内蒙古使俄国人受到威胁，同时也使他们可以有一种机会。
即使俄国人真的决心发动进攻，他们仍然希望会谈举行，以便向全世界表明他们是讲道理的。（他们现在是企图像过去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所做的那样行事。）
如果这是俄国人的意图，那么中国人也需要装出通情达理的样子以挫败俄国人的意图。中国十月八日的声明似乎就是要那样做的，俄国人很难以在理论上争论上个世纪的沙皇和皇帝的是非来证明发动战争是正当的。俄国就战争发出的一些暗示看来是旨在试探西方对于“迅速进攻”新疆可能作出什么反应的“触角”。
【美联社莫斯科二十日电】（记者：科林斯）苏联的一些相互矛盾的言论产生了这种可能性：今天在北京开始同中国进行的边界谈判不会有进展。
苏联第一副外长库兹涅佐夫昨天到达北京，并且说：“我们希望，这次谈判将是有成效的，并有益于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
但是在莫斯科，高级的意识形态专家和共产党十一人的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指责中国领导人执行“冒险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政策”。
苏斯洛夫的文章不谈边界谈判而集中谈论党的而不是政府事务一事表明，莫斯科在试图解决边界争端的同时，仍要继续谴责中国对共产主义理论的解释。
【本刊讯】开罗《金字塔报》十七日发表一篇评论，摘要如下：
西方人士开始重新估计他们关于中苏的每一小点情报，因为中国宣布了它同意同苏联开始会谈。
事实上，西方一些专家仍然认为，中苏之间的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人们期待的中国和莫斯科的会谈首先暴露出外界了解它们两国情况之少，其次是会谈暴露出近来所写的几十篇文章之糊涂。
新的趋势结束了在珍宝岛和在靠近中国的土耳其斯坦同喀什之间的历史上的通道地区发生的一系列令人遗憾的事件。需要重申一下的是，在会谈开始以前或甚至在会谈进行期间的任何时候，在同一地点或其它地区都有可能发生一些其它的战斗，虽然无疑所有人都希望，特别是第三世界希望，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相互谅解将再次起支配作用。
然而，这样的会谈将要花上许多月的时间，直到它们达到双方都满意的明确的结果为止。这些会谈还可能对中东危机产生直接影响。
可以认为，这是一张人们没有考虑的新牌，但是它将使所有各方，特别是西方重新考虑它们所有的估计。
【路透社莫斯科十九日电】克里姆林宫在今天发表的传统的十一月七日苏联十月革命节庆祝口号单上没有提到过去同中国的争端。
今年早些时候庆祝“五·一”节的官方口号中有一条赞扬“勇敢地保卫祖国神圣边疆的英勇的苏联边防军”，在新的口号单中没有这一条。
新的口号是在中苏谈判的前夕发表的。
一九六八年的口号之一是号召苏联军人随时准备击退帝国主义者的任何侵略，今年作了一点修改，删去了“帝国主义者”这个字眼。
（外电这里指的是苏修今年十月革命节口号的第十七条：“苏联军人们！争取在军事和政治训练中取得新的成绩，要警惕并随时准备击退任何侵略！苏联英雄的武装力量万岁！”——本刊注）
【本刊讯】锡兰《太阳报》二十二日发表一篇社论，摘要如下：
目前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正在北京举行重要的会议。没有迹象表明，除了讨论棘手的边界纠纷外将会采取什么行动来弥合双方认为原则上的“不可调和的分歧”。
中国的不满的根子已有一百年的历史，那要追溯到沙皇统治俄国和甚至没有打一声招呼就悄悄地渗入中国大片领土的时候。
要划定两国之间的分界线必然是一件艰苦和长期的工作。
最后，如果出现僵局，两个共产党大国很可能会回复到万隆的五项原则，这是和平共处的五项基本原则。至于它们以后是否会愉快地生活下去，那是人们猜测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