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 毛泽东
注意我声明中指出中苏原则分歧不可调和，斗争要长期进行下去；共同社驻莫斯科记者说，中苏立场不同，谈判将是长期的，对此切忌乐观
【德新社北京八日电】（记者：西蒙）这里的外交观察家认为，莫斯科同意在北京举行中苏边界问题会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胜利。
在进行了相当大的抵抗以后，莫斯科终于接受了北京的条件。
这些条件是：谈判在北京举行，谈判应是外交部副部长级，谈判要限于与中苏意识形态冲突分开的边界问题。
今天在这里获悉，苏联总理柯西金在最近突然与中国总理周恩来会晤时尽了最大力量劝说周恩来讨论全部的中苏争端。
柯西金指出，为此，应当在较高一级或者甚至是在最高级举行会谈。
北京显然只准备会谈边界问题，这个问题很尖锐，对双方都是危险的。
因此，中国关于同意举行会谈的声明明白地强调说，“中苏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原则分歧”，这种分歧要长期存在下去。
这句话和宣布应当努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的另一句话同时强调了中国的看法：在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不再能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北京没有从它目前的立场前进一丝一毫，但是它却希望解决一个随时会升级而扩大到无法控制的地步的问题。
【美联社东京八日电】（记者：罗德里克）共产党中国和俄国采取了重大步骤来弥合自从一九六○年以来就被破坏了的国家关系，它们在七日同意在北京坐下来会谈危急的边界问题。
声明在宣布这个协议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个关于恢复正常关系（这种关系是九年前在苏联技术人员撤退时而被破坏）的和解性建议，并严正警告：如果俄国人设法破坏中国的核设施，这就是战争。
中国人在向俄国人伸出橄榄枝的时候明白地说，他们的意识形态分歧是“不可调和的”，将要“长期进行下去”。
【法新社北京八日电】（记者：孔帕雷）中国和苏联在即将就边界争端举行的谈判中还将讨论贸易问题。
两国之间的贸易在两国开始发生政治和意识形态争吵以来已大大下降。
这个政府声明远不像今年五月二十四日在这里发表的那个边界问题声明那么富有论战性。观察家认为，光是这个事实就可能说明有“积极的”动机。
中国报纸在过去两周所用的语调已预示中苏关系要解冻，它们的对话要恢复。
在这方面，九月二十七日——即在周恩来总理和柯西金总理在北京会见以后的第十六天——似乎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日子。从这一天起，中国报纸和官员避免直接攻击苏联或它的领导。
从中国领导人在十月一日国庆节发表的讲话中也看到了这种温和态度，这同一九六八年国庆节发表的一些讲话形成令人惊奇的对照。中国共产党副主席林彪和周总理今年都阐述了和平共处这个主题。
【共同社东京八日电】特派记者臼田莫斯科七日电：由于中国宣布中苏两国已达成在北京举行边界会谈的协议，两国的关系面临着重大的转机。（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
根据柯西金同周总理在北京会谈以后所出现的各种迹象，人们曾认为，边界会谈迟早是一定要开始的，但是，之所以比预料的要稍迟些的原因可能是，与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谈判的同时，双方都看一看对方的态度。
双方虽然都表示了从现实出发举行边界问题谈判的姿态，但是，因为基本立场完全不同，所以要切忌乐观。
因此，即使会谈开始，也将是长期的。然而对双方来说，边界的武装冲突都是没有好处的，都意识到这样继续下去，就会产生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的危机，所以才达成了这次的协议。中苏两国虽然在意识形态和党的关系上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关系，但似乎即将出现新的划时代的转变。
预料这也将很自然地影响到美苏关系。
【美联社东京八日电】日本外务省情报文化局长藤山今天说，共产党中国和苏联之间即将举行的边界会谈“可能不会是容易的”。
担任外务省发言人的藤山说，他的看法的依据是“共产党中国和苏联在根本立场上有分歧”。
藤山是在评论北京昨天晚上发表的共产党中国官方声明时说这些话的。
这位日本官员说，因为日本同共产党中国和苏联都靠得很近，日本人欢迎北京和莫斯科在边界问题上采取的“积极行动”。
【南通社巴黎八日电】除了共产党的机关报《人道报》之外，法国所有的报纸今天都就苏中即将举行谈判的消息发表了评论。
《战斗报》认为，中国希望它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将恢复正常。这家报纸认为，就苏中谈判这件事而言，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不会缓和。
【本刊讯】南通社七日发表该社记者发自北京的评论如下：
北京的外交界人士特别是在最近从周恩来—柯西金会见中期待两位总理的会见将产生相应的结果是有理由的。因此今晚的声明没有使人感到任何意外。这些人士的初步反应指出声明中所包含的几个格外重大的因素。首先中国政府今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地宣布，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要求收回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割去的领土。
在北京外交界人士中引起特别大的兴趣并带有相应的乐观情绪的是，中国政府声明，尽管两国存在着原则性的不可调和的原因，但是两国可以在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基础上进行合作。中国领导人最近多次强调遵循这一原则是中国整个政策的基本特点之一。人们还注意到，今晚的声明包含了中国政府的某些具体建议，例如双方从有争执的边界地区撤军的建议，采取临时措施，维持现状，据这里估计，这样做将为开始就边界问题举行协商谈判创造良好气氛。
【本刊讯】香港的英文晚报《星报》七日在《国际消息》栏里刊登了一条消息，摘要如下：
西方研究共产党事务的一位专家警告说，俄国现在可能正在计划对北京发动闪电式的军事袭击。
他的这个警告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发出的：伦敦和华盛顿的一种恐惧心理正在迅速增长，这就是担心莫斯科扬言要摧毁中国的核研究设施的说法并不是虚声恫吓。
俄国红军的一位将军实际上说过，如果日本方面关于中国在一年之内将拥有核武装的洲际导弹的报道是正确的话，那么就不要拖延时间。
现在，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他的看法在西方外交人士中很受尊重
——认为，如果俄国人的确发动袭击，那么他们可能不会仅仅只袭击核工厂。
“新经济体制”的实质
足立：现在苏修采用的一切以利润挂帅的所谓“新经济体制”，是在一九六五年九月苏共中央全体会议上决定的。
苏修采用利润方式，并将经济纳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过去，按照社会主义经济法则，各企业的生产设备，由国家无偿提供。现在则改为以有偿形式供给，国家提供生产设备，就要向企业收取使用费。另一方面，按照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由国家制订的生产计划和生产指标大幅度减少，各企业获得了自主的权力，就是根据市场需要、利润法则自行制订生产计划。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国有化经济这一特征，已经消失了。
原田：例如自由价格制度已经大规模地在各个经济领域中采用了。各企业由于自行经营，有的赚钱，有的亏本，因而各企业职工的工薪待遇差别也产生了。
足立：由于这种现象，我认为“按劳分配”这一社会主义法则已经崩溃了。过去上级向各企业指定的最重要的指标是生产量。但是“新经济体制”却把这一基本的东西改变了，用销售量代替了生产量。因此，具备同一条件的人进行同一的劳动，但在产品销售量大的企业和产品销售量低的两个企业中，产品销路大的企业工人的收入就多。
佐久间：现在苏联的工资差别还剩下极少的一点儿限制，但今后工资差别必将越来越大。在实施“新经济体制”以前，苏联的工资大约分成八个不同的等级指标。所有的企业在制订工资计划时，须将工资总额、工人人数、劳动生产效率等全部写成报告，向上级监督机关呈报，听候批准才能实施。但是“新经济体制”实施后，企业只须将该工厂所辖的工人工资总数上报听候批准，至于雇佣工人人数，则由各企业自行决定。这样一来，在工资总数的范围内，只要减少雇佣工人，其他职工的工资份额就多一些。
前面说的工资差别还存在的一点点限制，是指工资等级的划分表，这是国家决定的，实际是各企业对奖金多少规定的限度造成工人收入的差别。这种奖金制度规定，在各种情况下可以多拿到百分之几的奖金。但是，这和苏修提倡的“物质刺激”的原则又是有矛盾的，因为奖金的分配仍然有限度，我想这种限制迟早是会完全取消的。到那时工厂厂长就必然大搞资本主义企业的“合理化”措施，拼命向工人开刀，更多地把他们解雇。
现在只剩下的一个工资总额的指标，实际上也是想取消的，因一经取消，国民收入的计划就难以草拟，不得已仍然保留。但苏联当局已公开说，今后各企业的工资总额指标是要取消的，到时由各企业自行决定各自的工资总额。（八十）
【本刊讯】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十月三日到十日一期刊载了约·艾尔索普自香港发回的一篇文章，题为《为中苏战争作好准备》，摘要如下：
这里注视中国事务发展的人们本能地不相信会发生中苏战争，就象东欧专家们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发生之前一直不能完全相信这一严酷事件一样。然而现在必须提出的问题是与苏联军队越过捷克边界以前必须提出的完全一样的问题。
简单说，这个问题是：更重视专家们的本能和先入之见呢，还是更重视军队部署的严酷事实。如果发生战争，将是由苏联发动的（虽然他们肯定会归咎于中国人）。必须正视这样的事实：苏联在他们同他们接壤的漫长边界沿线部署的军队，现在在一切公开谈论这个奇怪的问题中仍然大大地被低估了。
前后对比的办法是估计发生什么情况的办法。仅仅两年以前，苏联在他们同中国接壤的边界沿线只部署了十二个师。而且，在这十二个师中，只有两个师是足额的。其余的是虚设的部队，往往只有一个司令部，加上一些足以组成一个进行扩大工作的适当骨干的官兵。此外，那时候在外蒙古没有什么重要的苏联部队。
与此相对照，到现在，原来的十二个师都补充到足额了，另外在边界沿线还调来了三十个师，它们大多数是从苏联中央预备队调来的。在春末和夏季期间，由于匆忙把苏联部队运进外蒙古，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也停止了民用交通连续数个星期。现在这些军队驻在那里。
所以，粗略地说，苏联最高司令部把边界沿线部署的师的数目增加了七个——因为原来在很大程度上是虚设的十二个师相当于六个足额师。此外，这四十二个边防师还得到了大炮、火箭等的巨大支援。
情况的变化是醒目的。例如，在现在以前将近二十五年中，苏联最强大的部队是驻在东德和波兰面对西方的部队。然而今天，驻在西伯利亚滨海省面对满洲东部的部队却搞得比其他穿俄国制服的军队强悍得多。这一切情况的对比都有其本身的发展过程。
剩下正确地解释最近匆忙安排的柯西金和周恩来的简短会晤的问题，由于双方都恢复了激烈的相互指责，看来，这次会晤没有带来多大长久的好处。
中国在数天前进行的数百万吨级核试验，肯定会给克里姆林宫内以及苏联元帅中主张对中国发动预防性袭击的任何集团以新的论据。
事实上，苏联的军事原则是主张“先发制人”。所涉及的战利品——在中国核蛇未长得太大以前重伤它；也许还有非常富庶和很易受袭击的新疆省，等等——的确是非常大的。
因此，克里姆林宫内的辩论一定是很激烈的。
另一方面，使同中国的极端不和成为一个长久的历史情况，对俄国人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步骤。边界一带的作战好天气也将在十月中前后结束。所以人们将本能地听信专家们的看法，但一定要有这样一点，即：决不能忘记军队部署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