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最近深刻地指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明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拨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本刊讯】法国《外交世界》月刊九月份发表一篇让·巴比写的文章，题目是《人民中国：缩短学制和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摘要如下：
“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毛泽东）
这里，我们谈一谈教育革命问题。在这沸腾的两年中，提出了大量的方案和取得了许多经验。尽管工作还没有完成，很多方案还没有放到实践中去检验（实践中检验永远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是现在已经可以列举若干具有示范价值的成就。
上海有一个中学是一九六七年复课的。美国记者索尔·艾德勒是这样来描写这个学校的情况的：
“第六中学的主要特点，是已经制定了一项计划，计划规定同一个小学合并，将十二年的基本普及教育缩短为九年。按照这个计划，学生六岁入学，十五岁时到工厂或农场整整劳动两年。一个学生的前途如何，要看他的学习情况和同他一起劳动的人对他的评价。符合这方面标准的，随后将能回到一个专科学校，接受专门培养。很多中学都提出同样的建议：九年制学习，到十六岁，再用两年时间全部劳动。”
在上海有人说：“对学生来说，这是最好不过的。
“你们现在还不懂得你们以后想做的事，等到你们亲身参加一项劳动时你们才能懂得。十六岁是开始劳动的适合年龄。连续十二年埋头书本，确实太长了。”
这种示范并不意味着这种方法将在各地实行，但是它可能，这倒不是想当然，将为在全国范围内的中等教育的普遍改革提供基础。
也是在上海，另一个例子是高等教育中的，是著名的旧大学土木工程学院。这个学院是一九六七年七月复课的。原来的校长已经靠边站了，由四十五人、其中包括三十五名学生组成的革命委员会代替。
在复课时，约有一百名学生到工厂、建筑工地进行了两个月的参观，收集工人农民和建筑工人的意见。接着，这个学院的领导委员会决定将过去学习五、六年的某些课程缩短为三年。在学习期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必须在熟练工人指导下，在工地从事真正的建筑劳动。
这里也同其他地方一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农被邀请到学院里来做报告或参加讨论。
在文化革命前已经大规模进行试验并且被称为在教育中起着巨大作用的另一种方式，是“半工半读”学校。与各种企业挂钩，一半时间学习，另一半时间从事生产劳动。在中国到处都是一样，组织机构是极为灵活的，以便通过实践确定最适合的形式。
考试当然是存在的重大问题之一。毛泽东说，过去那样的考试是对学生的“突然袭击”。从这种正确观点出发，大中学生们说：一、对于某些科目，考试是多余的，有同学们的评判就够了，一般说来这种评判比不了解学生情况的主考人的评判更可靠；二、对于那些需要考试的科目，必须允许学生带笔记本和参考书，因为不是判断记忆力，而是评价在回答中的理解力和组织力。在文化革命以前已经开始试行的这种制度，很有可能推广。
在制订新的计划和编写必要的教科书方面有严重的困难，因为许多科目，特别是在历史和我们在这里叫做“人文学”的方面，不是仅仅改进教学计划和教科书的问题，而是必须在新的基础上从头搞起。因为缺乏材料，目前的情况怎样，还说不上。
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新的师生关系的性质。各级学生对教师提出了严厉和深刻的批评，以致许多教师最后认为自己已经威信扫地。但是党强调指出，因为有经验和知识，教师是一支不可代替的力量。有意识地走上反革命道路的某些教师固然是不可救药的家伙，但是绝大多数教师是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和走上革命的道路的。今天，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建立起新的师生关系的。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上海的一位女教师，她对于是不是再教课下不了决心，她认为自己已经“失去了尊严”，看来不可能维持纪律了。负责帮助复课闹革命的一位解放军战士劝她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就坦率地畅所欲言，她怎么想，就怎么讲解。她就这么办，在肃静地注意倾听的学生面前，她毫无顾虑地讲课。她讲完之后，学生们对她说：“我们原先不知道你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早知道了，我们就不会那么严厉地批评你了。”
这样，在面临困难之中以及在有时发生不能否认的对抗的情况下，中国的教育革命逐步地搞起来了。教育革命不是由党下命令进行的，党在八月八日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党的作用应该只是指明一个总的方针，八月八日的决定正是这样做了，然后把经验中的积极因素逐步系统化。
现在已经可以断定，任何倒退的事情都是不能设想的；最后采取的方式和方法将取决于实践的结果。这种方式和方法肯定不会有世界大部分国家所具有的那种固定性和一致性。
还要强调指出两个要点：
一、教育革命的目的不在于挑选一批脱离人民群众的上层分子，而是要逐步破除象我们这里把体力劳动者同知识分子截然分开的那种界限。这种情况在所有经济发达的国家都存在，其结果是惊人地糟塌了人民中间、群众中间的人才，这种人才一贯遭到我们的挑选方法和我们的教育内容的窒息。人民中国的领导人正在创造条件，使得这种被忽视和失去的人才，能够通过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在各阶段的结合而显示出来。可以毫不夸大地预言，中国正在按照毛泽东的教导，使全体中国青年“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二、只有“政治挂帅”，才能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在我国，我们被以各种方式提出来的这样一种说法所窒息，即：教育和政治必须分开。这主要体现在下面这一人所共知的提法之中：“学校里不搞政治”；或者在高等学府中提出：“技术比政治领先”。这是一个大骗局，因为任何有头脑的人都能懂得，统治阶级的政治——归根结底就是说维护自己的物质利益——支配教育的整个组织和内容。可是，这个政治因素被关于文化的总的和抽象的考虑精心掩盖起来了。中国则不是这样，她公开承认：新的领导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政治——这种政治不是别的，就是最严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必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渗透到所有人的灵魂中去，以便创造一种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要求的崭新的教育。
但是这需要作详尽的阐述，上述的简略说明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
【本刊讯】锡兰一位教师十六日写信给我有关部门，热烈欢呼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这封信指出，由于这两个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中国所有的省（台湾省除外）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伟大历史任务已经完成。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将保证，红色中国永不改变颜色。这就打破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美梦”。中国从而成为反对帝国主义的“坚固堡垒”。这封信说，全中国呈现的大好革命形势“给予我们锡兰人民希望和鼓舞”。这封信说，在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指导和鼓舞下，全世界各国人民终将胜利，给予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以更沉重的打击。这封信最后说，“祝革命委员会从胜利走向胜利，为民族革命事业和国际革命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
【美联社加德满都十九日电】尼泊尔副首相比斯塔今天离开这里前往纽约。他希望给他的国家争得联合国安理会席位。
比斯塔说，他希望尼泊尔将当选而取代印度。
尼泊尔保证支持接纳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比斯塔在动身前对记者说，“中国愈早在联合国有席位，对世界和平和紧张局势的缓和愈有利”。
他说，毫无疑问，如果尼泊尔选入安理会，那将加强亚洲观点。
【德新社北京二十日电】共产党中国的整个高等教育制度最近正在进行革命化和改革。这将导致世界上人口众多的国家建立一种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传统的大学教育制度没有共同点的新的教育制度。
中国党的主席毛泽东亲自发出指示，要打破过时了的教育制度，并保证大学和学院不再成为培养“学术界的反革命分子”的温床。
毛泽东最近的指示是为了保证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再脱离工农群众，这样，脑力劳动者不再会轻视体力劳动者。
因此，教育计划最重要的规定是：每一个中等学校的毕业生必须到公社、工厂或其他地方去参加体力劳动。只有经过了这个阶段以后，他的同事才从他的“政治思想方面”来考虑决定他是否能上大学或学院。
工人和公社的农民实际上必须给他以评定，只有这种评定才能决定他入学。
同时，大学教育的课程裁减了，学生事先要参加一个时期的体力劳动。这就意味着将来在中国的大学学习的时间只有两年，最多三年。
而老工人和公社的农民将会有机会去学习。据认为，以后许多学院毕业生将到工厂和公社去再与劳动生产相结合。
在共产党中国，将把到生产单位去进行实际锻炼的经验至少放在与纯理论知识同等的地位。
同时，据命令，在将来任何学院的教育中，毛泽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导将被规定为固定的一部分课程，将来不仅要求每个知识分子、每个技术人员和每个工程师是一个“专家，而且是一个红色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