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7月25日参考消息 第1版

    【本刊讯】欧洲革命人民热爱伟大导师毛主席,他们把佩戴毛主席像章看成是无上的光荣和幸福。
    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南斯拉夫老人在要毛主席像章时说:“我生活多年,走过很多国家,我相信中国将会战胜一切,我祝愿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伟大,和人民在一起,而不是我们这里的……”说到这里,他用手指嘴唇,表示不便谈。有一个南斯拉夫中学生在得到毛主席像章后,在日记本里写上“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
    有一次,两个芬兰工人指着中国同志佩戴的毛主席像章说:“中国真好啊!中国人民是幸福的,毛泽东热爱工人阶级。我们是失业的建筑工人,芬兰资本主义国家坏极了,失业人口一天天增加,中国文化革命好。”他们要求把毛主席像章送给他们,当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后表示:“这个礼物虽小,但它是最宝贵的,我们一定把它保护好,永远保存它,我们永远记住毛泽东。”
    一位在瑞典的拉美朋友得到毛主席像章后,便端端正正地佩戴胸前。有一天他到本国使馆办护照延期手续,领事问他为什么要佩戴毛主席像章,这位朋友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因为“我热爱毛主席,我信仰毛泽东思想。”又有一次,这位朋友佩戴着毛主席像章去教课,一个校方人员无理取闹,要他取下毛主席像章,这位朋友当场断然拒绝,说:“这是我的权利。如果你坚持你的意见,我可以明天不来教课,但像章不能不戴。”
    一位意大利读者在写给我有关单位的信中说:
    “我非常感谢你们给我寄来的一切,特别是毛泽东主席的著作和像章,以及伟大的革命战士领袖林彪的著作。
    我非常高兴地阅读了你们的来信,也非常激动,因为这封信说明,对互相了解、互相敬爱,怀有相同情感,被共同利益、共同思想、共同愿望所连结起来的人来说,把意大利和中国相隔的那数千公里不是不可越过的障碍。而且一个生活在仍被资产阶级的反动派、愚昧的教权主义和或多或少的法西斯主义所统治的国家里
    ——象意大利——的人,可以从远方的革命者的友谊中获得安慰和鼓励。
    感谢伟大的革命导师毛泽东,感谢他的合作者和中国的全体革命者,在全世界有许多人开始了解人民的作用,和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和尊严。会有这么一天,这一天也许不远,所有的人都会明白这些。在那时候,人类将会最终地获得解放,因为侵略和蛮横的精神再也找不到适合于它发展和持续的土壤。那时,全世界人民应该而且会感谢中国革命,感谢那些曾组织起他们并引导他们走向胜利的那些人。
    世界上所有受压迫的人,受虐待的人,都以信任和期待的心情仰望着中国。……我和中国人民在一起,因为我们爱憎相同;我和你们在一起,因为我知道你们和我一样,要把全世界恶势力连根拔掉。
    伟大的革命导师毛泽东万岁!”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十五日刊登共同社发自北京的一条电讯,标题是《文化大革命创出新局面,精简革命委员会取得成果,生产显著上升》。电讯说:
    这个时期北京表面上仍然继续着平静的日子,不过,可以看到,对阶级敌人的大批判和同时展开的加强生产的一系列运动,最近日益高涨。从十一日以后的《人民日报》强调「精兵简政」这个革命委员会的工作指导方针来看,可以说文化革命又达到了一个新的局面。
    首先,最近在全国性的革命大批判和加强生产的结合方面,六月下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向北京的各工矿企业发出了要接受上海工人的先进经验的通知,上海的报纸也与此相呼应报道了两市工人开始了互相学习。
    还有,九日的新华社电讯也报道说,中国的第三个中央直辖市天津也由于阶级斗争的成就,五、六月份的工业生产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这是文化革命一开始就确立的重要方针,不过,从近几个月以来,它的效果日益显著地表现出来,这是事实。暂时的生产减退的阶段已成过去。同样,毛主席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最近也把模范地执行这个指示的地方革命委员会向全国作了介绍。
    据十一日《人民日报》的报道,河南省灵宝县已把开头由近一百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的机构精简为三十人,并取得了成就。「精兵简政」不单单是意味着清理资本主义的人员和精简行政,这从深入现场的人员促进了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和克服了留在总部的干部的官僚主义的旧思想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得清楚。


    【本刊讯】波哥大二日消息:哥伦比亚国立大学的一个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开始翻译和出版还没有译成西班牙文的毛泽东主席的著作。
    “毛泽东思想出版社”有一个关于今年出版毛主席著作的粗略计划。
    作为开始,这个学习小组翻译和发表了毛主席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写的《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和一九四○年二月一日写的《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
    他们是根据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法文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翻译的。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五日刊登莫罗从西贡发出的一则电讯,摘要如下:
    吴丽清是十七岁的华侨姑娘。她是最近被捕的,因为她在堤岸的市场散发越共传单。
    当时和她在一起的是另一个华裔姑娘。她的罩衫里插了一支AK—54手枪。
    我第一次见到吴丽清和她的朋友是在她们被捕后一天,在逮捕她们的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她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根本不把同她谈话的人放在眼里。
    西贡第六警区指挥官阮定兰少校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吴丽清是春节前不久到西贡来的。过去她一直住在三歧。
    吴丽清在记者招待会上不肯回答我的问题。
    我于第二天到第六警区。一名情报军官把吴丽清带来。那个姑娘没等到我提问题就说:“我热爱我的中国。”她几乎连停也不停地接着说:“要叫全世界人民不憎恨美国,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她接着说,她的父母约在四十年前从中国的广州到越南,他们在战争中被打死了。
    吴丽清说,她认为人民支持共产党人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美国制造战争的方式所造成的悲伤和家破人亡。她说:“你是个记者,但是你不了解情况。你没有听见那些丧失他们的亲爱者和家庭的穷人的悲叹。”
    这个姑娘说,她认为她有责任帮助越南人从美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虽然她希望有朝一日返回中国。
    “这是共同的事业,共产主义是使我们能够团结起来、并有足够的力量争取我们的自由的唯一道路。”
    但是,吴丽清面临着危机。事实是她迟早将被交给中央警察署,那里的讯问者之残酷是有名的。


    【本刊讯】英《星期日电讯报》二十一日发表一篇文章,题为《俄国面临着她的苏伊士事件》,摘要如下:
    正当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迅速地达到高潮的时候,西方的舆论才迟迟地意识到战后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的接近。
    苏联政府的进退两难无疑是它自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所不得不面对的最严重的挑战。因为克里姆林宫十分清楚地知道,只有用武力才能使捷克斯洛伐克留在“社会主义阵营”内。
    如果捷克斯洛伐克的做法取得成功的话,那么对这个“阵营”的其余国家产生的后果将是无法预料的。下一个将是谁呢?是难驾驭的波兰人呢,还是板着脸的匈牙利人呢?或者也许是苏联“加盟共和国”中的某一个想要效法捷克斯洛伐克的榜样吗?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说,这种前景太可怕了,甚至连想都不敢想。
    然而,另外的办法
    ——军事干涉——很难说是比较好的办法。事实是,苏联的地位由于无能的和优柔寡断的领导拙劣地处理事务的过错而大大地削弱了。几个月来,他们犹豫不决,起初是表示非难,继而漠然置之,进而表示虚假的乐观,最后采取了粗暴的高压,可是,哪一种做法也没有奏效。
    克里姆林宫拿不定主意,失去了宝贵的时日,疏远了它的同情者,踉跄地走到边缘上又退了回去,依赖于一个希望又一个希望,暴露出完全没有预见或对付突发事件的计划。
    像英国人和法国人在苏伊士问题上一样,俄国人由于他们的犹豫不决和挑动、软弱和咆哮、无能和恐吓的异于寻常的结合并用,已经弄到两面不讨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获得结果最小最小,而招来的反感和敌意却最大最大。他们在军队问题上的笨拙的处理——既不应他们的“盟国”的请求而体面地撤走,而又不敢以迅速的打击推翻杜布切克
    ——已在捷克斯洛伐克招致了对俄国人的仇视和蔑视。
    一九五六年苏伊士运河问题标志着英国要进行统治的意志沉沦了,英帝国的勇气消失了,英帝国末日的开始。一九六八年,如果发生布拉格事件,它在苏维埃帝国的最后崩溃方面很可能起到同样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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