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七月三日一期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美国将改变世界上的行动方针吗？结束世界宪兵的作用吗？约翰逊政府在处理世界麻烦地点方面采取一种新的方针。中东危机表明了这种趋势。》，摘要如下：
美国不再准备在世界各地横冲直撞，一有警报就去为大家灭火。现在的心情是避免承担新义务，除非直接牵连美国的利益。
在美国同世界其他地方的关系上，一个时代看来将要过去。
在冷战开始以来的年代里，几乎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爆发的每次麻烦中，美国都几乎牵连在内。
在每个大陆上，美国的作用成了世界宪兵，成了非共国家的救世主。
小小的以色列在自己的闪电战中使美国免除了在中东的这种作用。
现在华盛顿的决策人开始看到，时代已经改变了，一九六七年的世界不是一九四七年的世界，美国虽然强大，但不再能单独发挥其以前的作用。
高级官员说，从今以后，将不再有“逐步深入的牵连”，比如使美国进入越南战争的那种牵连。美国不会背弃已承担的义务，但是一名官员说，“我们也不会再去找新义务。”
越南战争促进美国采取这种态度，而这种态度正导致美国政策上的改变。
在越南，一个亚洲小国在游击队力量的援助下有效地对抗美国庞大的军事机器的全部力量。
这对高级决策人来说是相当令人震惊的，当他们环顾世界各地的情况时，他们也知道其他的一些重大变化。
国外的情况。在西欧，作为美国很大一部分外交政策的基础的基本联盟已经四分五裂。法国人正千方百计地想建立一个同美国没有联系的“中立主义的”欧洲和设法同俄国打交道。
唯一经过考验的盟国英国正在放弃世界性的作用，大大削减其军事机器，试图从亚洲和中东的义务中摆脱出来，并希望美国接管。
在中东，一切都在飘摇之中。
阿拉伯世界的国家，也就是美国的纳税者给了几十亿美元援助的那些国家，把美国看作是敌人。俄国正利用这种敌对情绪，希望促使阿拉伯国家把美国石油公司的投资收归国有，然后苏联希望加以控制。法国的戴高乐也参加了这场赌博。
美国在它身上花了七十六亿美元的印度与其说是希望从美国得到指导，不如说是希望从俄国得到指导。
在非洲，局势动荡不稳，在许多所谓“新国家内”，甚至近乎动乱。这些国家中的有些国家的人口同美国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差不多，但是它们在联大都拥有同美国平等的一票。这些票数逐步地使联大中的支配权转到共产党方面去。但是美国对非洲的援助已达四十亿美元。
亚洲的局势是混乱的，尽管美国的援助达二百九十多亿美元。
亚洲最稳定、繁荣和强大的国家日本在对付远东的基本问题方面，不愿给予很多帮助。
这就是美国决策者在二十年来争取引导非共世界和充当世界宪兵以后所看到的大致情况。
为了做这一工作，美国人民在二十年内提供了一千二百八十亿美元的外援。他们在军事机器方面所投资的钱比光是国防需要的钱多约五千亿美元。
结果，税额很高、预算不平衡、国债达到了使国会担心的程度。美元由于负担重而削弱了，前途未卜。
而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比整个实验开始时小了。
诺言，诺言。出了什么毛病？现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美国的义务超出了美国的力量。
美国由于充当了世界宪兵和救世主，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战后非共世界的局势，在遏制共产党侵略方面起了最大的作用。
但是，非共世界的许多部分再次强大起来了，不再愿意接受美国的领导。世界也开始大变。殖民帝国土崩瓦解，成了新的不稳地区。
正当这些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增加的时候，美国却拼命地想在其他人退出的地方填补进去。
约翰逊总统最近表明，他决定改变这种政策。
约翰逊总统似乎越来越倾向于让一个地区的国家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这个意思就是，美国不准备投入每一场战斗来解决问题。
在确定先后次序时，最注意的是西半球的防御问题。
美国同样的非常关心西欧和它的安全。
太平洋岛屿、从日本到台湾经过菲律宾一直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是对美国非常重要的。
美国今天控制着大部分海洋，它也关心通过巴拿马、通过苏伊士运河和通过马六甲海峡的重要水路的安全。
决策者开始认识到的另外一点使他们认为，对美国来说，正确的政策是小心谨慎和等待时间。
粮食被认为是美国手中的一张王牌。
换一句话说，美国农场正在开始被认为是比美国枪炮更重要的影响世界的力量。
美国外交政策的改变方针并不意味着退入孤立状态。
副总统说，“防止战争比进行战争要好得多。”
在今后几年中，现在看来很可能的是，美国一方面愿意帮助喂饱世界上挨饿的人，另一方面将小心谨慎地不承担任何无限制的义务。
【本刊讯】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七月三日发表该报驻维也纳特派记者埃里克·伯恩的报道，题为《东方集团对苏联对中东问题的方针发出了怨言》，摘要如下：
东欧的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发现，莫斯科宣布以色列为非法的声明以及在联合国反对以色列的作法，在自己国家里是一种很难卖出去的“滞销货”。
波兰和匈牙利的党不得不组织一些会议和派出高级发言人，去为该集团的盲目亲阿拉伯立场及其要求，毫不含糊地指责以色列是中东冲突中唯一侵略者的作法进行辩护。
在南斯拉夫，铁托总统自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以来头一次正式同共产党集团站在一起的行动，引起了广泛的愤慨。
尼赫鲁、苏加诺、和恩克鲁玛这样一些一九六一年贝尔格莱德会议上的名角，有的已去世，有的已走下了政治舞台。剩下的只有纳赛尔和铁托，而后者为了挽救这些老朋友中的最后一个，看来现在已把南斯拉夫国旗钉死在苏联—阿拉伯的桅杆上，从而使“不结盟”沉没得无影无踪了。
在匈牙利，政府本身起初看来对莫斯科决定（同以色列）断交是犹豫不决的。可是后来，党的报纸和一些发言人却不断地进行谩骂，不仅骂以色列，也骂美国。
从后来该政权想证明它的政策是“正确”的作法来看，可以清楚看出，匈牙利广大的舆论对这种作法的反应是不佳的。
看来匈政权担心的是，一些匈牙利人之所以站在以色列一边，是因为它实际上不但击败了阿拉伯人，而且还击败了他们的支持者——苏联。
议会领导人卡拉伊呼吁“所有匈牙利人团结起来支持莫斯科的声明——这充分意味着“所有人”根本不同意这一点。
最后《匈牙利民族报》要求寻找一项尊重“一切民族人民”的权利的解决办法。
这同党的宣传工具的拼命偏袒一方的作法成为显明的对照；它并且在匈牙利总理福克离开联大时发出的要求“和平解决”的温和呼吁中得到了共鸣。
波兰的政权显得与众不同。波兰的政权报纸和电台发表了不停的排炮似的反以色列、反美评论，其极端和偏激性不下于这个集团中的任何评论。
波兰人表现出他们是了解以色列所面临的威胁的相似性的，尽管他们的统治者硬是要无视这一点。他们的保留态度十分广泛，以致使波兰党组织了一连串的省和县的“会议”来阐明自己的立场。
铁托总统的支持俄国和阿拉伯人，无疑是他个人的决定，党和政府是随后被要求表示赞同的。
【共同社东京五日电】应国会的邀请正在日本访问的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主席斯皮里多诺夫，五日下午前往首相官邸拜会佐藤首相，会谈了大约四十分钟。在会谈中，斯皮里多诺夫主席转述柯西金总理的想法说，希望在政治、经济两方面进一步密切日苏两国的关系，再次希望首相访问苏联。
对此，佐藤首相强调说：“缔结日苏和约是赋于我和柯西金总理的最大任务。在那个时候（指佐藤和柯西金见面），领土问题也必须同时解决。”
双方还就中东问题、越南问题等交换了意见。
斯皮里多诺夫主席说：“我动身之前和柯西金总理、葛罗米柯外长商谈过日苏关系。总的说来我们对于（日苏关系）正取得非常友好的发展的情况感到满意。尤其是，经济关系处于令人满意的状况。通过日本的工业界代表访苏，日苏双方都表示要联合起来努力发掘西伯利亚的地下资源，对于这一点，我们给予高度的评价。柯西金总理希望，不单是经济关系，而且是政治关系，都要有进一步的增进。以前已经强烈地希望佐藤首相访苏，这一点现在还是有效的。”
就访问苏联这个问题，佐藤首相回答说：“我早就有这个希望，不过今年似乎有困难。不久三木外相将去莫斯科参加日苏定期协商会议，所以我想由外相详细地转达我的心情。”
认为勃列日涅夫是按苏修中央全会上的“秘密报告”讲的
【法新社莫斯科五日电】（记者：拉法埃利）这里的西方观察家们今天说，应苏联要求召开的联合国大会拒绝接受阿拉伯—共产党集团为解决中东危机规定的两个主要条件，这不仅结束了莫斯科在停火后立即开始进行的外交行动，而且也结束了联合国在达成解决办法方面所能够起的作用。
他们说，联合国拒绝了俄国对以色列的指责，也就是间接地为在葛拉斯堡罗开辟的可能性规定了一个明确的界限。
苏联和阿拉伯国家提出的提案遭到否决，使这里感到意外。虽然莫斯科对于争取到对侵略进行谴责并没有抱多大的幻想，但是看来曾有希望——柯西金的纽约之行也支持了这种希望——大多数国家将建议以色列撤军。
勃列日涅夫以他本人名义和代表政治局发表了一篇演说，强调“回顾一下，就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们在危机中的关键时刻采取的行动是正确的”。
这里的东欧人士认为，勃列日涅夫在一次军事招待会上发表的演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本着他在六月二十日就中东问题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次全体会议上做的秘密报告的精神的。
【法新社柏林五日电】今天这里宣布，费希纳代替艾伯特任东柏林市长。
东德电台说，艾伯特七十三岁，由于年龄和健康情况退职了。他自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直是市长。
费希纳，五十四岁，一九六一年以来他一直是东柏林郊区科伯尼克的区长。一九五一年他当选为东柏林市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