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最近出版的印度刊物《解放》第一期刊载题为《苏联对印度的“援助”》的文章，全文如下：
据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三日来自莫斯科的消息，苏联去年七月答应于一九六六——七○年给印度的十亿卢布（八十二亿五千万卢比）“援助”的一半左右将用于工业方面。印度工业部长艾哈迈德先生在苏联首都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印度机械工业的发展是同苏联援助“分不开的”。他同苏联官员一道做了工作，安排机械工业方面的合作，“预料过些时候将签署一项适当的协议。”
苏联同意在一九六六——七○年提供的贷款远远超过苏联在赫鲁晓夫当总理的十年中向印度提供的经济“援助”，了解这一点也许是有意义的。令人感兴趣的另一点是，苏联的“援助”是在美“援”减少的时候增加的。美帝国主义野心勃勃地企图主宰世界，把手伸得那么长，以致最近几年，它面临了严重的收支危机。这一危机主要是由于海外的军事开支、“援”外计划（其中百分之九十同出口相联系）和对外国的私人资本投资而造成的，危机正迫使美国政府减少它对外国所承担的义务。美帝国主义保持他们在世界不发达国家的新殖民主义统治，主要就是通过对外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是美帝的侵越战争和在东南亚大事扩军的费用日增，这就使得它要向印度这样的国家提供大量“援助”，以使反动政权苟延残喘愈来愈困难。这就是为什么帝国主义对这些政权的“援助”正在由苏联的规模越来越大的“援助”加以补充。
苏联的“援助”总是受到反动派和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的欢迎，他们把它说成是无私的、慷慨的和不附带条件的。真正值得这样赞扬吗？它的性质是真正进步的——完全不同于帝国主义的援助吗？如果它是进步的，它就会帮助印度打破外国资本的束缚，使得印度的经济能够沿着独立的路线发展。但是事实证明恰恰相反。在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六五年的十七年中，在印度私营部分的外国资本投资从二十五亿五千万卢比增加到了大约一百亿卢比，美国私人资本投资从一亿一千万卢比增加到了二十五亿卢比（包括世界银行在私营部分投资的资本）。到去年年底为止，印度对美帝国主义的总债务达到五百五十亿卢比左右。印度反动统治集团为了应付他们在收支方面的巨额赤字，为了保持工业的运转和为了给广大人口提供粮食，主要依赖美帝国主义的“施舍”。如果没有这种加强了对它的新殖民主义奴役的巨额“援助”，印度反动统治阶级就不会苟延残喘这么久。只要印度这个国家是大地主和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在这个国家的支柱——的国家，就谈不上什么独立发展的问题。（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
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不管接受什么方面的“援助”，只能使统治阶级发财致富和加强，而使劳苦人民吃苦头。甚至共产党人也被这样一种修正主义的理论欺骗得太久了，那就是：尽管帝国主义控制着印度，苏联的“援助”能够帮助印度经济沿着独立的路线发展。其实苏联的“援助”根本不去打破这种控制，而只是加强了这种控制。
当苏联修正主义者竭力使苏联的经济建立在利润动机的基础上的时候，苏联的“援助”怎么可能是无私的呢？如果这个国家内部的经济关系是受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原则支配的，那么，它同一个外国的经济关系怎能受一个性质相反的原则指导？当资本主义正在苏联复辟的时候，认为苏联“援助”是社会主义的援助，这种想法是荒谬的。
苏联对印度的“援助”只是铸成了新的镣铐——新殖民主义类型的镣铐——而且像帝国主义“援助”一样的“无私”。苏联修正主义者作为帝国主义的小伙伴，用“援助”这个武器对印度的统治阶级施加影响。
今天，苏联在印度对外贸易中占第三位，并且是武器的主要供应者。印度到目前为止所得到的苏联“援助”，都投入了由印度官僚资本控制的重工业。苏联已经能够加紧它对印度工业中一些重要部门的控制：它控制了印度钢产量的四分之一，印度炼油厂的一半和印度发电量的五分之一。对于在它的帮助下建立的企业，它保持着设计工作的垄断，机器以及工作母机的供应的垄断。让我们以正在修建的博卡罗钢厂为例：苏联统治者拒绝在设计工作上同印度人合作，并坚持在修建期间完全控制这个钢厂。
苏联修正主义者像帝国主义者一样，正在强迫印度用高价购买质量低劣的苏联货。他们还强迫印度把全部“援助”用于在苏联采购。那就是说，全部“援助”同出口联系起来了。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苏联领导人勒索的机器和工作母机价格，比通行的国际价格高百分之二十至三十。这就是为什么《经济时报》评论说，虽然苏联贷款的利率似乎只不过百分之二点五，而实际利率——那里很高的——却隐藏在苏联供应的商品的过高的价格之中。苏联的计划是同印度资本合作在印度建立工业和向东南亚和非洲市场出口其产品。这些只是苏联企图剥削印度的劳工和资源以及同美帝国主义者一起控制印度的经济的一些方法。
印度和苏联之间的贸易方式是新殖民主义性质的。苏联以廉价从印度购买黄麻、茶、羊毛、皮革和烟草等初级产品或半制品，而用高价把机器、工作母机、拖拉机和它的其他工业产品卖给印度。
印度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苏联修正主义如何挥舞“援助”这个武器企图收买印度反动派，同美帝国主义者合作以保持印度反动派的政权，尽一切力量来阻挠革命发展和同美帝国主义者一起建立他们对一个外国的统治。
正是苏联修正主义者己在本国复辟的资本主义的客观需要，迫使他们同美帝国主义者合作并建立他们自己的新殖民主义帝国。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企图以“国际社会主义分工”的名义来窒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引一段一九六七年二——三月号《进步劳工》月刊的话：“‘在国际分工下’，苏联的盟国向苏联提供粮食、原料和资本，反过来，苏联硬把它的制造品卖给它的盟国。”《时代工业评论》（一九六四年二月份）说，“归根到底，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如果没有苏联援助，就不能保持他们的发展，东欧国家要获得更大的政治独立的任何可能的愿望，都必须受这种认识的支配。”苏联正在建立一个经济和政治统治的范围，再引一段同期《进步劳工》月刊的话：“正如任何其他发展以私人利润为基础的经济的国家一样，苏联需要进行剥削的地盘。”
这就是为什么苏修集团正在狂热地企图用经济和军事援助来支撑世界上一切反动政权，帮助美帝国主义者“遏制”社会主义中国和用尽一切办法来扑灭民族解放战争的火焰。这就是为什么，如一九六六年十月份《单面报》所说的：“美国再也不害怕苏联在印度的影响，而的确在指望它的帮助。”
由于苏联在被剥削人民中仍然享有崇高的威望，它的修正主义的统治者是像美帝国主义者一样的死敌。苏联的“援助”的确是美帝国主义者用来保证他们对印度和印度这类国家进行共同统治的特洛伊木马。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六日和七日连载题为《北京见闻和莫斯科见闻》的文章，下面登载的是该报前驻北京记者关宪三郎的文章的摘要：
从人的因素第一这个毛主席的观点出发，培养人的工作受到非常的重视。中国按照各个不同的阶段来塑造英雄，以建树典型人物。在这次文化革命当中，新的英雄人物也是层出不穷的。
中国的英雄是从已经殉职的模范人物中挑选的。例如，三年前涌现出来的雷锋，是一位增产节约、勤俭建国的典型。不过，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王杰等新英雄人物，是一心为革命的舍己奉公的典型，是「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自我牺牲的集中表现。翻一翻王杰日记，里边也写着精心一意地学习毛泽东思想、献身阶级斗争和支援民族解放斗争的决心。这些人物日益变成了禁欲的清教徒。
在中国，对所谓共产主义道德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对领导人的要求尤其严格。
中国虽然也有奖励制度，但是奖金却少得不值一谈。不仅重视生产成绩，而且非常重视思想状态。如果思想不好，即使生产成绩好，也得不到表扬。提起奖励制度，也只是授与奖状的荣誉奖。得到这个奖状的人，就叫做劳动模范。这和苏联的斯达哈诺夫运动的意义大不相同。
我曾经访问过北京的某所幼儿园。使我吃惊的是，五、六岁的孩子在全文背诵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
年轻的女教师骄傲地说，以前尽是教唱那些毫无意义的小狗小猫之类的歌曲，而如今是教唱革命歌曲。游戏也是模仿民兵队的游击战或模仿红卫兵。从这样幼小的时候开始，就彻底地对他们进行毛泽东思想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教育他们爱自己人，憎恨阶级敌人。
总之，毛主席要解放人的想法看来比经济上的解放更为强烈。
为了防止群众出现脱离政治、专门追求物质的倾向，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都采取了大众化并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方针。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十二日报道：日本松田企画产业株式会社社长松田二郎，在广州参加秋季出口交易会后，十一日过港返东京，在机场对记者热烈赞扬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阶段中举行的本届交易会。
他说，他本人到广州参加交易会已是第五次，而本届交易会的成功是空前的。他并指出，由交易会展示出来的产品的丰富和品种多，质量好，更充分证明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确实取得了伟大胜利。
他说，以日本商人而言，本届参加的人数大大超过往年，各商行的成交数量一般都较前大增。他预料本届交易会的总成交额，一定会创出一新纪录。
他说，本届交易会更大的特点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全场，使交易团工作人员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参展人士精神面貌起了很大的变化。他感觉到人人亲如一家，在亲切和谐中洽谈生意，不必多费时间，都能迅速地达成满意的结果。
他说，他在广州十天，感到广州到处充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热气腾腾景象。他看到市面物资充盈，人人意气风发。他在友谊剧院欣赏了《智取威虎山》；也参观了民兵军事训练表演。在民兵演习中，并看到了支持香港同胞反英抗暴斗争的文艺表演，使他获得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认为中国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的“抓革命，促生产”，中国人民确确实实是一一都做到了。
【共同社东京十二日电】三木外相十二日向内阁会议报告了“我国外交近况”第十一号，同时公布它的内容。这个蓝皮书总结了从一九六六年四月到今年三月底这一年的国际形势的分析和日本外交的概况。在第一章“世界的动向”中特别指出了以下几点：
（一）大概可以说，这一年的国际形势的基本情况是：（１）东西方紧张局势的缓和有所进展；（２）中国由于文化大革命而越来越孤立；（３）在亚洲实行地区合作的时机已到；（４）越南战争加剧。
（二）美苏的共处关系有所进展，譬如签订了宇宙空间条约。不过，越南问题仍然是美苏和平共处的困难所在。
（三）应该说，共产党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这一年里独特的最大事件”；在对外方面，它同非洲、东欧国家的关系日益冷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进一步遭到孤立。
（四）在这一年里，以除了共产党国家以外的亚洲来说，地区合作的活动已经变得越来越频繁了。
（五）就越南而言，各国进行的和平工作到六六年底并未见效，而战争业已加剧。
【本刊讯】法《快报》周刊最近一期以《人们在消除文化革命》为题发表文章，摘要如下：
给中国人的“休止期”只持续了几周，对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只持续了几天。震撼全党的破坏性阶段刚一结束，便开始了文化革命的第二次喘息。人们要求干部们重新掌握动乱的经济的控制权，要求学生复课，要求农民以新的智巧操作锄和犁，最后，要求所有的人要“斗私批修”。
据官方报纸说，各省的全体居民都参加了这一进修无产阶级品质的巨大运动。
在浙江，人们放弃了加班时间，在上海，有人发明了一架机器，在武汉的医院里，由于更迅速的精心护理，病人都一一康复，在北京，两个十五年来彼此不讲话的工人和解了，终于了解了他们的不和是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造成的。
总之，下级中的争吵从此已成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