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阿两党、两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结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这种友谊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毛泽东《在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二周年时给霍查同志的贺电》
【本刊讯】拉瓦尔品第五日消息：巴基斯坦教育部秘书夏哈布于九月三十日就中国的文化革命发表讲话。夏哈布上月为签订中巴文化协定访问了中国，《巴基斯坦时报》在中国国庆节全文刊登了他的讲话。下面是讲话的摘要：
中国近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主要是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惊人的源泉中产生的。要了解这次革命的规模、结构和意义是不容易的。这是远远超过一般所知道的政治科学的理论和实践的一种现象。由于这个原因，它有时候甚至被那些认为中国不错的人所误解，当然，它被认为中国不好的人所误解和歪曲。
实际上，文化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长征。在一九四九年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为顶峰的第一次长征是在领土、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长征。以文化革命为象征的第二次长征完全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
第一次长征打败了和消灭了国民党军阀、土匪和在中国横行霸道的外国帝国主义在物质、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力量。第二次长征正在消灭他们的幽魂。
据我判断，文化革命的基本目的是为了把领导权从前两代转移给第三代。
第一代是实际参加战斗并打赢了内战的那些人。第二代是由那些未必参加内战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巩固这个国家而努力的人组成的。
这两代人都是革命的先锋。但是在他们巩固和建设中国的任务中，他们采取了克制的、现实的和实用主义态度，以保证老的但是有用的分子的经验不至于失传，即使它需要在这里或那里作一些让步或妥协。
现在，第一和第二代的作为和不作为、成绩和失败、行动和思想，一直在受第三代的仔细审查、估计和裁决，这一代在现代中国的充分影响下正在成长。文化革命是进行这一非常生疏的实验的实验室。
毛泽东是历史上唯一在全国发起运动来造他自己政权的反的领导人。（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他已经采取了空前的步骤，让数以百万计的年青造反派（在中国把他们称作红卫兵）对他的同事、同僚、党员、政府、工厂、企业、银行、公社、小学、中学、大学、艺术、文学、电影、戏剧以及个人在十八年来的所作所为，进行无情的、不妥协的和深刻的审查。
从十三岁到三十岁之间的男子和女子几乎都是红卫兵。实际上到处有红卫兵。他们同世界其它地方上大街、推翻政府、制造混乱和要求得到某些权利的一群群愤怒的和示威抗议的青年大不相同。他们既不表示愤怒也不示威抗议。他们都是积极地、很有纪律地、科学地进行活动的。
他们的任务是什么呢？
我认为，中国的未来是他们的主要任务。
对中国的未来来说，毛泽东思想是他们的主要行动准则。他们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信条。他们在制订计划、规定政策时，在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时，都是请教它。
事实是，中国的文化革命既没有失败也没有垮台。
中国人并不隐讳下述事实：在二十八个省中间，大约有五、六个边远地区的文化革命仍旧在为胜利在进行斗争。在所有其它省份，文化革命高潮已过。在有些省份，它已经经历了讨论、批评、批判和斗争这四个阶段，现在已进入第五个和最后的巩固阶段。在其它一些省份，第四阶段即斗争阶段也接近尾声，并且显然在为巩固作准备。
虽然在有些地方不时有工厂关门，而学校则仍旧长期停课，大学仍旧普遍关门。在中国，有五个不同的方面并没有因文化革命而受到严重破坏：第一，行政管理机构没有受到严重破坏。七亿中国人民所热情卷入的这场革命风暴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转变成为一次反政权的或者反政府的革命。
第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没有受到特别的影响，通常的公用事业也没有停顿。
第三，农业经济没有出现紧张现象，农业生产没有停顿也没有下降。
第四，中国的国防力量没有受影响。如果有任何影响的话，据说是得到了强大的动力，因为人民解放军也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整个理论和实践的过程。最后，特别注意保证文化革命的要求和开展不致从许多方面去冲淡和削弱中国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取得的进展。
这种分区进行的全国性的造反是以一种相当精湛的技术安排的，因此，广大的工、农、学生和军队已经充当了毛泽东主席（中国人爱戴地称他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和伟大的舵手”）领导的第二次“长征”的先锋。
外界观察家常常设法为这次革命阴暗地描绘的任何其它图画，都要么是主观愿望的产物，要么只是空想。不需要算命先生来预言中国的未来将是什么样子。首先，不容怀疑，毛泽东思想将继续鼓舞和指导中国人民，甚至他不在时也那样。第二，中国的未来领导权肯定已传给了大约三十岁以下的全新的一代。
这是有魄力的、朴素的、意志坚强的、体格健壮的、精力充沛的和有知识的一代。文化革命所给与他们的目的性和方向已经使他们用正常的欲望和感情来执行任务。
【德新社北京十六日电】（记者：巴格曼）中国共产党领导今天预言“以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为首的苏修叛徒集团将被推翻”。
以谢胡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访问结束时在这里发表的一项公报中作出了这个预断。
观察家们指出，这是中阿两国就莫斯科即将举行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庆祝活动发表的第一个官方声明；在这个庆祝活动后将举行世界共产党会议。
声明指责苏联现在的领导人背叛了十月革命的原则，背叛了列宁和斯大林的事业。
声明说，只有中国共产党人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以及其他“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才是十月革命的目标的真正的捍卫者。
观察家们认为这个声明意味着，在将来的中苏论战中，中国人的论点将基于这个原则：只有他们的毛泽东主席的教导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合乎逻辑的、始终一贯的发展。
声明表明北京和地拉那将不遗余力促进世界革命运动和支持一切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进行革命斗争的意图。
据信，北京和地拉那今后将把注意力集中在成立敌视莫斯科的共产党集团和组织的活动。
【德新社北京十四日电】（记者：巴格曼）共产党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在所有的问题上，特别是在继续进行反对“以苏联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共同斗争方面，意见是一致的。
在政治观察家们看来，这是共产党中国总理周恩来和以总理谢胡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北京谈判的最重要的结果。北京的观察家们相信，中阿谈判代表们一致同意更加突出地宣传阿尔巴尼亚作为“欧洲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明灯”的作用。
在阿尔巴尼亚人访问期间，中国党和政府的官员们和来访者都尖锐地攻击了苏联修正主义，并且指责克里姆林宫的现领导不仅同美帝国主义合作，而且有计划地出卖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
双方都一再表示他们确信苏联人民将起来造现任领导人的反，推翻他们，使列宁主义在苏联也取得胜利。
【法新社巴黎十五日电】法国共产党总书记罗歇星期日在巴黎的一次演说中说：“在十月革命后五十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二十多年的今天，许多事实向我们表明，法苏合作对保证我们安全一直是最重要的，同时也是世界和平的主要因素。
罗歇在谈到“毛泽东集团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帮助了帝国主义”时说：“自称为‘毛泽东主义’的‘左倾’冒险主义者，企图把这种行动方式——武装斗争，强加于世界各国工人运动，但是，人们不会因而优先于某一种斗争方式，而损害其他斗争方式，因为，各个大陆和各个国家的情况是十分不同的。”
在谈到法国国内问题时，罗歇还说，“我们要执政不是为了推行垄断资本家的政策，也不是修补一下资本主义。”
【本刊讯】《印度时报》十月十日从新德里报道：副总理德赛今天对一位外交部发言人评论他最近在美国就中国和福摩萨发表的意见表示强烈的异议，他说，任何官方发言人否定一个部长的话，都是不适当的……
据了解，德赛已经就外交部这种做法向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表示了他的不快。
德赛在国大党议会党团非正式会议上讲话。他说，他在最近的国外访问期间，他没有提出两个中国的论点，也没有讲与政府的政策相抵触的任何的话。
美刊对这个专搜集申国情报的南斯拉夫记者的被赶出中国表示惋惜，说这是“资本主义、铁托主义、莫斯科修正主义的中国事态观察者的一个损失。”
【本刊讯】美国《时代》周刊七月二十一日一期登载一篇文章，题为《一位中国事态观察者垮掉》，全文如下：
这是一次出乎意料的召见。通常冷淡的中国外交部邀请了四十七岁的南斯拉夫记者鲍古诺维奇去谈话。饮毕印度红茶之后，负责新闻司的妇女念了几段毛的语录。然后她就开始谈正事。鲍古诺维奇由于写了“歪曲和诬蔑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报道”而必须离开这个国家。自一九五七年以来从北京发出了二千五百篇报道的鲍古诺维奇于是就匆匆带了他的妻子登上一列前往苏联的火车。
鲍古诺维奇的被逐，对世界各地的中国事态观察者，不论是资本主义的、铁托主义的、莫斯科修正主义的中国事态观察者，都是一个损失。他们为了也许是发自中国的最准确最详尽的报道，曾弄得必须依靠他。一九六○年，他首先报道了肯定将出现中苏分裂的迹象：俄国技术人员撤走。一九六六年，是他首先报道了一度权力极大的北京市长彭真的垮台。当其他驻中国的记者还在吃不准的时候，他直截了当地报道了林彪已被选定当毛的继承人。
跟其他外国记者一样，鲍古诺维奇几乎是被幽禁在北京的，并且不得同高级官员接触。他十年里只看见过毛一次。北京一年最多举行两次记者招待会。
但是，鲍古诺维奇认识的中国人，足以使他对正在发生的情况可以得到点启发。根据他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内多年的经验，他能够从党的公开文件中领会到字里行间的意思。他所推测的，结果往往证明是事实。
十分奇怪的是，恰恰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却使鲍古诺维奇可以又一次作为一个普通记者开始活动。
突然之间变得有新闻
——以贴满北京墙上的招贴传单形式出现——可采访了。新闻记者徘徊街头收集消息。据鲍古诺维奇说，这些招贴传单，有一部分是互相矛盾和令人迷惑的，但有很大一部分“打开了党和国家高级机密的大门。”
但是，鲍古诺维奇的报道开始超过了这个政权的容忍程度。他不再被中国人称“同志”，而是不祥地被称为“先生”’。当他采访苏联大使馆门前一次示威时，红卫兵包围了他的汽车。他回忆说，“他们开始敲打汽车玻璃窗，猛烈地摇动汽车，大喊大叫。这是一次令人心惊胆战的经历。”在他向外交部提出抗议后，他得到的答复是对他的“修正主义”观点的严厉申斥。一切都同他以前在北京的恬静生活成了对照。他说，“我们过去亲身感到比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安全。我们可以让小孩到街上去。我们可以离开家，不锁汽车，不会有东西失窃。这次暴力行动是可怕的改变。”
因此，他对他的被赶出来并不感到特别不高兴。他在中国所受的耻辱也没有影响他在南斯拉夫的前途。他在上周回国后获悉，由于他的报道，他很有可能当上南斯拉夫通讯社的社长。作为文化大革命后从中国赶出来的第五名外国记者，鲍古诺维奇预料他在北京的三十名左右同僚，也将遇到类似的命运。他说，“（中国）不欢迎那些知识和经验超越了印在招贴传单上的事实的目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