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五月三十日刊登菅荣一从北京发回的一则电讯。标题是《共产党中国整风进入新阶段，学习毛泽东思想更加热烈，“七亿人都是批评家”》，摘要如下：
共产党中国的文艺整风运动越来越向纵深发展，另方面现在已经进入“七亿人都是批评家”的新阶段。成为一次认真而热烈的运动。
向各报社投稿也形成了高潮，工人、农民、战士都争先恐后地投稿。
我还看到在街道食堂里拿着报纸的男女工人们认真地讨论问题。
投稿中多数是批判性的，如：《邓拓同赫鲁晓夫是一丘之貉》，《彻底粉碎“黑线”编辑部》，《坚决同邓拓斗争到底》等，同时夹杂着《保卫党和社会主义》等建设性意见，也有尖锐指出《发给邓拓“营业许可”的都有那些人！》
这种情况虽然没有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派斗争时候贴“大字报”那样热闹，但是问题却发掘得更深。通过这次文艺整风运动，可以看出，共产党中国的领导人对群众进行彻底社会主义教育的意图正在顺利地实现着。
亲爱的朋友们：八十岁的人，一年里面两度春天真是赏心乐事。
在最近几年中，我一直是选择海南岛的南方海岸作为我冬日休假胜地。那里有一脉高山，挡阻了北国吹来的寒风，那里有美丽的沙滩，整个冬天都可以游泳。只是美国第七舰队去年以来一直在海南岛周围偷偷摸摸地出没，而且好几次派出飞机侵入海南岛的上空，以至于那里不再适合于度假了。因此之故，我选择了位于流溪河畔、离广州只有一小时汽车行程的从化作为我在南方休假的地方。
从化温泉被当地老百姓发现以来已有一百年以上。自从一九五二年以来，政府将它发展成为风景幽美的疗养胜地。由于我亟切地要工作，因此，我在三月一日离开了从化，乘汽车取道花东人民公社前往广州。一九六二年我曾应邀到这个公社来过，现在我希望再到公社来看看。
从从化到广州的公路是杰出的，公路两旁是两行枞树，都是解放后种植的。很快又出现了另一些发展的标志。当我们的汽车从群山中驶出，我们经过一座新建在流溪河上的大桥，桥上有好几百群众敲着鼓，挥着标语，庆祝直接通到对岸一个地区的公路开始通车。再往前走，我们遇到几十辆载着由城市中来的中学生的公共汽车，学生们带着铁锹准备下乡到田间工作，而他们携带的行囊表示了他们此来绝不止是一天的劳动。在花东公社
我们经过一个国营农场，这是花县为一千五百个从国外回来的华侨“亲人”而建的农场。他们和他们的祖先之所以出国，是由于该县在解放以前缺乏粮食。他们一向同家乡有联系，现在他们回来了，该县已给了他们土地。他们的农场生产情况良好。
在花东公社，我们遇到一个活泼的青年。他的名字叫萧彪（译音），三十岁刚出头，是花东公社的党委书记。他象老朋友般接待我。不久，我们便在公社办公室坐了下来。他迅速地把我上次（一九六二年春）访问以来该社的情况告诉我。一九六二年秋天，该社稻谷收成良好，一九六三年尽管遇到“本世纪内最严重的干旱”，但收成更好。
一九六四年遇到台风和寒潮，收成减少了，但是，一九六五年，又取得“空前的增产”，从而使花东变成一个“千斤社”。三角洲巡礼
在广州停留两日后，我乘车到珠江三角洲的新会县。县长对我们说，“我们这一带是鱼米水果之乡，以前常是受天旱水淹的威胁，每年须由国外运入三个月的粮食。一九四二年由于天旱及日本占领，活活的饿死十二万人。现在本县粮食有余，我们自给自养，并且向国家上缴十五万吨粮食。这项进步主要的因素，由于从一九五八年起各公社开始搞水利，并不断改善。同时，山区内新种了不少的树，以前的秃山，现在均种满了树。谈到工业，在解放前，除开葵叶手工业以外，几乎是等于零，现在有大小工场一百所，工人六千多名。”
我参观了农业机器厂，觉得这是地方自力更生的一个绝好的例子。厂内工人二百五十三名，制造一种“万能手拖拉机”。此种小拖拉机长二米、宽九十公分，特别适合地方需要，因为三角洲耕地零碎，且多梯田，大拖拉机没有用场。这种小拖拉机，配以十匹马力的柴油机，可拖一张犁或一面耙，随后跟一个人。这种拖拉机也可拉一辆拖车载货十吨，又可作碾米、轧草或抽水之用。
他又告诉我，无电时拖拉机上的马达又能供给电力，若用在船上，还可在水上拖拉十五吨重。
这所机器厂是一九五六年设立，最初只有工人十三名及修理农业工具的旧车床三部。一九五八年开始组织公社时，农民需要更好更多的工具，这个工厂最初名叫农业工具修理厂，是年周恩来总理到新会视察，说应该扩充，以满足农民日益增加的各种农业机器之需要。他将这个厂改名为“农业机器制造厂”，门前的招牌便是用周总理的亲笔字放大的。一部分工人因受周总理之鼓励，到广州参观外国机器贸易展览会，看见一部七匹马力的拖拉机，于是他们便按照自己设计仿造一部，在田内试验，因为觉得力量太小便改成十匹马力。他们共造出这样的拖拉机二十部，并且在田内试验两年。由于农民认为“满意而且容易使用”，于是在一九六五年开始生产。在一九六五年共生产了二百五十部，并略加以修改，另造成二百五十部，供拖船之用。圭峰山劳动大学
从我们的招待所乘车上山，不几分钟就到了劳动大学，这座大学座落一个公园里，是学生们从光秃秃的山峰中开出来的。
新会县圭峰山劳动大学是一九五八年建立的，是西方称为完全失败的“大跃进”的产物，从一九六一年起就自给自足了。它是县委会发起的，目的有两个：实行新法教育，“改造山峰面貌”，使它成为农场、林场、人民公园，并作为发展荒山的试验。头两年，都是县干部轮流上山，参加体力劳动。后来就收了学生，大都是县立中学的毕业生，来学习两三年。公社的干部们也可以到这里来，另有半年课程。在我访问的时候，有学生四九六名，大部是二十岁左右。一共有二十三名教师和大约二百名工人，以便指导技术。
大部分学生来自贫下中农或县城的工人阶级家庭。他们所接受的任务——“改造山峰的面貌”，意味着要在不长树的山峰上，在不出谷的低地上开荒拓瘠。他们使用了科学和劳动、水、肥田粉和耕耘，把一千六百六十七英亩的荒地变为耕地，里面有一千英亩的森林，三百英亩的果木和一百六十七英亩的农作物。他们自己盖起了房子，他们自己生产粮食、蔬菜、水果、农产品、鸡、蛋、猪肉和鱼。
学生毕业以后通常回到本村，他们的技术对于当地公社非常重要，而且本人也不离开家庭。他们曾参加制砖、盖房、建水库和管理发电厂、把香茅草加工为香料，并且把番薯制成淀粉。有了这些技术，他们受到公社的欢迎。
“我们的大学的目的，”他们说，“是把劳动与学习结合在一起，发展工人阶级的优良品质，培养出爱人民、爱劳动、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而且有科学常识和实际技术的毕业生。”看来，他们获得了成功。正在计划把这种学校迅速而全面地向全国推广，中国，一个相当贫穷的国家，也就可以给予大专教育，并且培养出有工人阶级思想的学生。春到北京
春天也来到了北京，从我的窗户望出去，和平委员会的院子里已经热热闹闹地开满着粉红的杏花，夹杂着黄色的花蕾，绿草也一天天显得更娇艳了。我到陶然亭公园去散步，发现大湖变成泥坑。千百个中学生正在里面挖泥，广播机在报告着：“感谢第十五中学学生的末一天劳动。”我这才听说，北京的许多湖都被中学生轮流堵干，然后把齐到他们胸际的湖泥挖出，拉到公社里当春肥使用，湖底则另外铺上砂和石，以便夏天游水。全北京市和我们和平委员会的院子里，都种上新树了。
【本刊讯】东京《日本经济新闻》六日在第一版显著地位刊登松村谦三撰写的题为《我的意见》的文章，摘要如下：
我认为，用不着说历史的、地理的和文化的关系，改善日中关系是舆论（的要求）。况且中国正在发生大的变化。从目前的国际形势考虑，不应当使日中关系停留在现在的水平上。从政府和自由民主党对待中国的基本态度来看，对这个事实的理解是不够的。
中国有七亿多人口，面积也有九百五十九万多平方公里，而且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了。民族意识正在高涨，农业、工业和商业的近代化正在前进。一个新的中国已经在日本的近邻出现。对这个事实，不予以充分地认识是不行的。对中国的理解和认识，首先应当成为改善日中关系的前提。希望以新的感觉来研究中国和中国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民主党的人应当接连不断地访问中国，亲眼看看中国的实际，并坦率地交换意见，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并不是骂人，象社会党和共产党人那样，对于（中国方面的意见）不管是什么意见都表示“言之有理”的态度，也是没有意义的。
通过这次访问中国，我感到靠所谓积累方式来改善日中关系已经到了限度。这就是说，果断地下决心调整邦交的时机已经临近。
我认为必须在广泛范围内、从根本上改善日中关系。
【共同社东京六日电】自从松村谦三作了访华报告以后，在自由民主党内，刮起一股“松村台风”，闹得不可开交，因为发展成为出乎意料的大型台风，自由民主党的领导人对于事情的发展，也感到吃惊。田中干事长六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发牢骚说：“关于外交问题，如果报纸过分震动，就会产生误解，因而就不好了。”
据干事长说，目前在外交调查会里面，包括各派代表，前外相在内，有十六位副会长，不过，一谈到中国问题，就意见纷纭，莫衷一是。
【本刊讯】据意大利《方针》报最近报道，“东方出版社”已出版的毛泽东文集有：（一）《将革命进行到底》——内有从中国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选出的十篇文章；（二）《哲学著作》；（三）《论文学艺术》；（四）《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五）《军事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