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4月2日参考消息 第3版

    【本刊讯】阿根廷“共产主义先锋”机关报《不妥协报》三月三日刊登一篇题为《不合修正主义的意愿》的文章。摘要如下:
    在哈瓦那举行的三洲会议表明,必须不让苏联领导人及其追随者混入世界反美统一战线来阻止其斗争从而为苏美合作的目的效劳。
    不久前,乌拉圭反动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一项外交照会,抗议它同意在三洲会议上通过的决议。苏联政府可怜巴巴的答复完全满足了乌拉圭政府,这个答复解释说,投票赞成那些决议的代表不代表苏联政府,苏联在同拉丁美洲国家政府的关系中的基本原则是和平共处。苏联政府就这样在举行三洲会议的次日,为它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革命人民口头上的团结而谢罪,以便保持它同美帝国主义和代表它的政府的真正的团结。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会议期间提出同修正主义团结,而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进行分裂,并攻击和诬蔑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行径是为苏联领导人及其投降政策效劳的。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三洲会议结束之后发表了讲话,在讲话中他指控中国共产党在古巴进行宣传活动,并把这些活动同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活动相提并论,这个讲话证明菲德尔·卡斯特罗已陷入修正主义和挑衅的立场。
    如果菲德尔·卡斯特罗害怕散发中国的刊物,那是因为那些刊物所捍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象深入全世界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之心一样,深入古巴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之心。
    菲德尔·卡斯特罗害怕这些刊物,因为他已经丢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陷入了修正主义。
    菲德尔·卡斯特罗使用一种革命词藻,是为了向古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拉丁美洲的革命者掩饰他已走进修正主义阵营,而实际上,他攻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坚决反对苏美合作的拉丁美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人。
    三洲会议朝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革命团结前进了一步,并表明三大洲各国人民只有击败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才能向前进。


    【路透社纽约三十一日电】《纽约时报》今天说,华盛顿收到的消息表明,古巴在军事机构和政府中正在进行广泛的改组,卡斯特罗政权正经历着一些年来国内的最大的危机。
    这家报纸说,这些“来自外交界、难民和地下组织人士”的消息表明,上个月被逮捕的陆军军官多达一百名。
    它说,“有些人似乎被谴责为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保持了过分密切的关系”。
    这则报道还说,外交部也在改组,古巴有些外交人员在国外谋求政治避难。
    【德新社华盛顿三十一日电】美国国务院今天说,古巴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一在拿枪逼着一只船开到佛罗里达以后要求在美国政治避难。这位官员的名字是埃克斯波西托,他是古巴矿物资源研究所的所长。
    【安莎社纽约三十一日电】许多古巴事务专家认为,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危机,这场危机的政治意义还不清楚。
    近几周来,关于这方面的迹象越来越多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古巴派遣了一个级别如此小的代表团出席莫斯科代表大会。这个代表团是由党的组织书记阿曼多·阿特——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率领的,而由菲德尔·卡斯特罗本人或由他的弟弟劳尔
    ·卡斯特罗前去才是正常的。
    另一个推测是,卡斯特罗也许是为了平息国内亲华派的威胁性的反抗,而作出对莫斯科不那么友好的姿态。


    【路透社纽约三十一日电】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今天说,她在回国途中在莫斯科作短暂停留时将会晤苏联柯西金总理。
    甘地夫人对记者说,在她的飞机到达莫斯科以后,她将同柯西金先生会晤“一会儿”。
    人们不知道印度总理是否携有约翰逊先生就越南问题给苏联领导人的信件。
    【美联社纽约三十一日电】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今天晚上警告说:“来自中国的实际威胁,军事性的比较小,政治和经济性的比较大。”
    她在准备向亚洲协会理事会宴会上发表的讲话中说:“我们关心这些情况发展,特别是根据中国希望在它能够的任何地方煽动麻烦的这一背景。”
    总理说,虽然“我们重视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的军用物品”。
    她说:“中国很小心地避免在军事上直接卷入越南。但是中国的阴影笼罩整个东南亚。”
    甘地夫人说,如果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建立“致力于实现本国人民愿望的、得人心和能高瞻远瞩的民族主义政府”,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可以遏制。
    她在提到她自己的国家时说:“正是由于印度在发展民主方面作出了成功的努力,所以印度挫败了中国的阴谋。印度是中国领导人要赢得的并且在他们对西方工业先进城市的革命进攻中要利用的农村的一部分。”总理说:“正是在这个地大人众的农村能够而且必须遏制中国。”
    甘地夫人说,印度“坚持计划发展和对贫困进行斗争”,这样就是在进行反对中国共产主义的战斗。
    她又说,印度在军事上守住沿喜马拉雅山同中国的两千英里边界。她说:“印度在这方面的贡献几乎没有受到注意或者得到感谢。”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二十七日刊登其驻北京记者伊藤二十六日发回的消息,标题是《蒙古对日美两国的意向怀好感,驻北京大使对本社记者说:邦交,没有异议,随时都可以讨论》。摘要如下:
    日美两国政府相继表明了愿意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建交的意向。记者伊藤二十六日就此事前往蒙古驻北京大使馆拜访策伯格米德大使,询问蒙古外交当局的看法。
    记者伊藤同大使会见时谈话的主要内容如下:
    日美两国政府已经申明正在研究或者是正在考虑同贵国建交……
    答:我们从广播中听说了日本政府的看法,不过不了解美国的看法。关于这件事,我们将先和乌兰巴托进行联系。然而,我衷心欢迎日美两国关于建交的谈话。泽登巴尔总理说过,蒙古准备结束同日本之间的战争状态,恢复邦交。
    这番讲话意味着,如果日本政府持有同样的希望,蒙古政府就准备随时讨论这个问题,实现邦交的恢复。蒙古按照这样的原则行动,这个原则就是:本着和平共处的立场,和不同的国家组织建立邦交关系,保持友好关系。
    蒙古对于日美两国的新看法将采取什么措施?
    答:在一九六一年蒙古加入联合国以前,日美两国已经提出希望同蒙古建立外交关系,蒙古政府也已经对两国政府作了大致相同的回答,即准备接受两国的希望。同年日本外务省官员访问蒙古的时候,也就这个问题举行过会商。
    这样,我们的全部行动都表明我们是愿意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我们不了解后来日美两国为什么停止了接触,拖延到今天。现在建交已为时不早,但也决不过迟。
    同日美建交会给中国造成什么影响?
    答:蒙古和中国,都是独立国,我们各自有权决定同什么样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最后大使说:“日本和蒙古的邦交如果恢复,两国的贸易就会发展。”


    【本刊讯】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三月二十二日刊登沃尔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内燃起了政治火花》,摘要如下:
    当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代表选出后,内部的冲突便引起人们的注意。
    数十名第一书记落选了。数以十万计的党员由于品行不端而被开除出党,年青人代替了老年人。
    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中至少有一个——亚美尼亚共和国——进行了温和的清洗。
    在低级机构中,高级党组织的政策和作法遭到了反对。
    迄今没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得到解决。仅仅在区党组织内,看来好象将有所改变,从事实际工作的年青党员参加的人数比担任书记职务、监察和思想教育工作的党员参加的人数要多。
    这个发展的副作用是削减所谓的“花名册”,在这个制度下,一个“党的负责人员”,不管他工作中有多大的缺点,永远可以保险会得到另一个“负责的”职位。
    但是花名册仍然存在。看来在目前制度下,一个被撤职的共和国或州的第一书记可能遇到的最糟的事情是让他在另一个城市担任较次要的工作。
    这是在亚美尼亚党的清洗中发生的事情,这次清洗在许多方面都代表了暗地里发生着的事情的特点。在这个在政治上很重要的共和国里,五分之四的党的书记被解除职务,其中有第一书记扎罗比扬,他在两月前还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称赞他的共和国的成就的长文。几星期后,科钦尼安代替扎罗比扬出任了第一书记,科钦尼安自斯大林时代以来一直担任高级职务。扎罗比扬是在赫鲁晓夫时代飞黄腾达的。
    看来亚美尼亚的“清洗”背后有两个原因,这是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二大前六个月——的改组的重演,不过比较缓和一些。那时,也是党的五分之四的高级书记被解职。但是第一书记没有撤换。从官方来说,那时和现在的主要原因是一样的,都是经济上的原因。亚美尼亚铜的生产计划失败了。
    民族的因素也起了一定作用。《真理报》三月十一日刊登的关于亚美尼亚党代会的报道暗示,扎罗比扬没有完全控制亚美尼亚民族。这指的是去年四月二十四日的“令人遗憾的事件”,那时埃里温人借纪念土耳其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屠杀三百多万亚美尼亚人五十周年的机会举行了强烈的、大规模的反土耳其示威。
    这种民族悲伤和愤慨情绪的自发爆发不适合于克里姆林宫的胃口,克里姆林宫那时正在同安卡拉搞和解。


    【法新社莫斯科三十日电】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官方代表团今天离开了莫斯科回阿尔及尔。代表团昨天曾退出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
    【本刊讯】阿尔及尔消息:应邀参加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的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在三十一日晚回到阿尔及尔。
    代表团团长谢里夫·贝勒卡塞姆说:
    “我以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的名义对于未能参加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的会议表示遗憾。事实上我们是不得不退出会议厅的,以避免为在开幕词中被称作‘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的代表’的那些人的出席提供认可。”


    【合众国际社伦敦三十一日电】(记者:特勒)外交界人士今天说,在俄国的集体领导中可能正在酝酿缓慢地改变权力。
    这一广泛猜测是根据目前正在莫斯科全力进行的苏共代表大会上的两个行动作出的:
    ——决定将苏联(党)主席团改名而恢复过去的“政治局”名称;
    ——建议称党的首脑为“‘总书记”,而不是“第一书记”。
    据认为,这两个行动是强调共产党在苏联特权阶层中对政治机构和政府机构的绝对重要性。某些观察家认为,这两个行动可能同时也表明更加强调党的首脑在目前集体领导制度中的地位。
    研究苏联事务的专家支持外交界的如下解释:这两个行动不光是名称上的改变而已。
    研究苏联事务的专家一直在预料,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两个人当中的一个或另外某人“到时候”有可能以主要领导人或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出现。
    他们说,因此,合乎逻辑的发展是担任党首脑的勃列日涅夫就是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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