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电子学》一九六五年第三十八卷第十九期报道：
在照相时，如果照相机或目标在运动，那末照片将变得模糊。调整快门的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使运动物体“呆定”，但是这种方法不适用于振动物体的工业摄影，而且对于在运动的车辆上手持照相机照相来说，充其量不过是一种碰巧照相法。艾得克公司已经研究成功两种电子稳象法，一种适用于运动物体，另一种适用于运动的照相机，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种系统在军事和工业上有广泛用途。该公司已接到约五十万美元的军事定货。目前还不能购得商用器件。
这种系统已“呆定”了频率高达每秒二千周的无规振动目标的动作。
在用以拍摄运动目标的系统中，线圈是受四个光电倍增管制导的。为摇动的照相机而设计的系统则利用水平的和垂直的惯性传感器，惯性传感器触发线圈以使电子束聚集在萤光屏上。
照相机再在萤光屏上照相；当快门开启时，萤光象就记录在胶片上。图一、手持照相机的运动使汽车的照片变得模糊。图二、在照相机的透镜后面插入艾得克公司的稳象装置后，就得到这样的照片。这种装置可使象固定不动，即使是在跳动的吉普车和直升飞机上照相也是这样。
【合众国际社东京二月四日电】据这里发表的一条消息说，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莱塞雷达系统不久将从鹿儿岛东条大学的空间研究站追踪卫星。
据《东京时报》援引的制造商的说法，利用莱塞代替通常的无线电波长使追踪的精确性可以增加十倍。
这个装置利用红宝石水晶莱塞迸出一道二十五兆瓦的射束——其强度超过欧洲或美洲的任何类似装置——到被追踪的物体上去并测量讯号返回所需的时间。据说其误差数每五百公里不到两、三米。
它跟一般的雷达不一样，它利用三架装在一个自由旋转台上的望远镜装置。装置之一射出由受激红宝石水晶发出的莱塞射束，另外两个装置起双筒望远镜的作用观察回波。
【路透社纽约一月十一日电】中国出生的科学家林超奇教授今天被授予美国航空和星际航行协会的一九六六年研究奖，因为他在星际航空和火箭方面作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个人研究。
林教授的基本研究据说帮助了双子星座和阿波罗宇宙飞船的防热罩的设计。他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位工程物理教授。
林博士是在中国国立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得到学士学位的。
他在一九四八年来美国以前，在中国空军是一位航空工程研究师。
丘奇的文章说明美帝国主义今天在亚洲在南越战场日子非常不好过。美国统治集团内部最近就因此爆发了一场空前激烈的争吵：一些人七嘴八舌，吵吵嚷嚷，目的无非是想维持它的统治地位，从走投无路中找出路……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二月二十日发表参议员丘奇的一篇文章，题为《……我们亚洲战略中的根本性的缺点》。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两星期前，本报发表了副国务卿鲍尔一篇关于越南的演说全文。今天参院外委会成员丘奇提出反驳，“因为，要发动一场有意义的辩论的话，就必须对这个问题进行争论。”）
对越南问题，我提不出什么奇迹般的解决办法。有些蛋糕可能是难以消化的，但是鸡蛋已经打破了，谁也不能使它还原。约翰逊在那里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小。他正在寻求一项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的开端，寻求可以通向会议桌的外交大门，寻求进行战争的有效做法而同时又使它限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他所进行的这些努力，得到我本人的充分支持。
我深为敬重的副国务卿鲍尔精练地说明了美国的政策特别是有关对越南的政策，并为此进行了辩解。
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探讨一下越南的背景和以外的情况。
我们目前的痛苦促使我们仔细研究一下首先使得美军进入越南的前提。我们正在亚洲大陆发挥什么作用？这对将来预示什么？侵略目的一样只是手法不同
让我说一句，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国际主义者。美国这样一个世界大国，在全球负有责任。我们的当前利益使我们一定要制订一个可行的对外政策，这一政策将遏制俄国和中国，又将使得共产主义不会进一步扩张。我不是对这些目的，而是对我们目前在不发达世界实现这些目的的做法有不同的意见。
副国务卿鲍尔的发言说明了我国对亚洲战略中的根本缺点：他没有把共产党中国侵略的问题同共产主义扩张的问题区别开来。显然，国务院仍然把共产主义看成一个大章鱼，而美国则是一个潜水员，他摸索着想在这只怪物把触角伸出穴外的时候把它们斩断。这一使命正使我们危险地深入到混水之下。
鲍尔根据这一观点提出三个要点。第一，在“共产主义世界”周围已经树立一道壁垒，美国有责任使这个壁垒不受侵害，在必要时单独来做到这一点。第二，南越的战争不是一场革命而是北方发动的在掩盖下进行的侵略，进行侵略的目的是把国际共产主义推进到确定的壁垒之外。第三，势力范围的观念已经过时，大陆中国在东南亚没有权利认为它具有任何特殊的影响。
关于第一点：
在副国务卿鲍尔的分析以及政府政策背后有这样一种假定：在欧洲是有效的联盟制度，一定也在非洲、中东和亚洲有效。但是，即使在欧洲，严格地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没有“制止共产主义的扩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制止了俄国的侵略向西发展。但是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防线后面，共产主义继续存在。它在意大利仍然是第二大党，在法国是第四大党。重复说一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没有“遏制住共产主义”，它只是防止了苏联军队进入西欧。
但是，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盾牌后面，我们没有碰到暴力的共产党“民族解放战争”。原因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内部情况没有产生叛乱的根源。只是在希腊，共产党人的确进行了尝试，进行了一场游击战。
我们的确向希腊政府提供了援助，但是我们没有派作战部队去干预。希腊自己平息了叛乱。
此外，把美国军队派到欧洲国家中去，同把他们派到亚洲去也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军队在二次大战后留在西欧，得到了同我们有共同的文化和文明程度的人民的欢迎。碰得头破血流再来检讨对策
不幸，我们似乎由于取得成功而中了魔了。随着赤色中国在亚洲的兴起，我们急急忙忙地组织军事联盟来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以全球的规模提供美国对外援助。我们决心在亚洲制止共产党中国，就象在欧洲制止俄国那样。
但是，欧洲同亚洲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大部分新独立的亚洲政府——同非洲的一样——在同内部的动乱进行斗争。它们大多数没有民主的传统，而是建立了在一党统治下的“有力人物”政权。它们的人民遭受穷困的折磨。“费本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成了憎恨的字眼。社会主义在环境的逼迫下普遍盛行，因为不能得到充足的私人资本。
美国同这些国家没有密切的联系，没有文化、政治、经济、或是伦理的联系。我们在亚洲是一个陌生人、一个可疑的人、一个有钱的西方国家，是别人都逃走了之后唯一留下的西方富国。
在这种情况下，谈论已经在亚洲边缘建立起的那些军事联盟是毫无意义的。要说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这些联盟能阻止共产主义，那就好比筛子能挡住水，玻璃窗能挡住阳光。东南亚条约组织还没有对在越南的共产党威胁作出反应。在那里美国实际上是单独应付局面。除开我们在西贡所支持的那个政权，在亚洲我们真正能称作军事盟国的只有南朝鲜、台湾和泰国，它们的人口还不到亚洲人口的百分之五。我们不该把夸耀我们虚弱的联盟当做一项健全的亚洲政策的证据，而应该把它们看作是我们缺少一项健全的亚洲政策的一个非常惊人的证明。
由于大多数亚洲人感到不满，未来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党人要接管他们的决心也是不可避免的。在东欧，红军扶植了共产党政权；在亚洲，中国军队还没有渗入邻国的土地来强行建立共产党政权。对于中国侵略的威胁，同对于由于革命而产生的共产主义问题，必须加以区别。美国破坏协议议员自作供状
这就转入副国务卿鲍尔的第二点，即越南战争不是“国内的叛乱”，而是“外部的侵略”。
从一开始，我们就听说，越共叛乱分子一直是从北方得到训练、指挥和供应的，这是“一种无耻的、有计划的侵略”，国务卿腊斯克称它是“胡志明的战争”。
在列举证据的过程中，副国务卿鲍尔还可能提到（但是他没有提到）一九五四年在日内瓦达成协议的南北分界线并不是打算成为永久的边界的，预定在一九五六年就统一问题进行的选举从来没有进行。当时普遍同意的理由是“胡伯伯”——使越南两部分获得独立的革命英雄——会得到总票数的百分之八十。
因此，十年前用投票的方法未能解决的问题现在正在用子弹来解决。我们可以把这场战争说成是“外来侵略”，但是大多数亚洲人不会这样看待这个问题。
总而言之，今天我们在越南是外国人。北越人不是外国人。他们是越南人。在南越并没有中国军队在作战。
唯一非越南的士兵是美国人以及我们的一些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朝鲜盟友。在一个其人民最近推翻了白人和西方国家统治的大陆上，种族是一个因素。我们是在进行一场只有我们一个西方国家同东方人越南人进行的战争，而且我们是在越南同他们作战。（下转第三版）（上接第四版）
有人认为，越南是某种试验场，必须在那里教导共产党人放弃诉诸武力的做法，如果我们对历史了解得比较清楚的话，我们对于这种看法就会嗤之以鼻。不管越南最后出现什么结果，只要任何国家内存在着滋生叛乱的国内条件，今天游击战争就会继续爆发。我们无论在越南、多米尼加共和国或者其他任何外国都不能划出一条战线来防止今后的革命或者使共产党放弃进行这种革命。
凡是在某一国家内游击战争恶化，我们不应当匆匆地派军队进去，而应当采取小心谨慎的克制态度。共产党人在不发达世界日子并不好过。只有在他们能够利用民族主义愿望的地方，他们才占了上风。对我们来说，在亚洲对付共产党叛乱的教训应当是保持距离、在一定间隔内提供援助和避免那么公开地卷进去以致使这种斗争成为美国的战争。对付苏修有效对付中国不灵
副国务卿鲍尔谈话中的最后一点是，东南亚并不是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内的。
这纯粹是诡辩。如果有什么事情清楚的话，那就是美国和苏联之间目前的“力量平衡”的基础是互相默认各自的势力范围。
我们在西半球长期确立了美国的势力范围。可以允许俄国人同拉丁美洲国家作正常的来往，但是他们不可以把这些国家变为苏联的军事基地。赫鲁晓夫在古巴犯了想这样做的错误。我们以一个把世界带到核战争边缘的最后通牒把他赶了出去。
面对着这些现实情况，如果还要说势力范围已经过时的话，这不免令人惊讶。根本不是如此。我们假装不这样看是因为美国目前在东南亚的政策拒绝把那种东西给中国。中国今天还比较弱，所以还可以这样做。但是明天当中国取得了真正的核能力以后怎么办呢？
今天的悲剧是，我们不愿意谋求同中国建立合理的关系。我这样说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指望成为朋友。北京同世界大多数地区，包括大多数共产党国家，都是争吵的。
美国增兵南越也没有在亚洲把中国“遏制”住。
防止中国入侵邻国同设法强行隔离中国影响是不同的。如果需要的话，用我们的武力能够实现前者，但是不能实现后者。
如果中国的这个有历史性的势力范围不能为美国所接受而要剥夺它，光靠在越南暗中砍一刀是做不到的，而必须打倒中国然后分解中国。
正如其他国家已经发现的，同中国交战的代价将比我们过去曾经付的任何代价为高。那些认为我们的国家利益终归需要同中国进行摊牌，因此迟打不如早打的人，最好去仔细考虑一下我国前陆军参谋长李奇微将军的话。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反对任何这样的主张：摧毁赤色中国的军事力量将是符合我们的长期利益的。我们能够用军事手段在那里建立一个巨大的力量真空。那时我们必须派出几十万人去那里填补真空——这样将使我们在七千英里长的边境上同俄国面面相对。如果我们不进去，那么俄国就会填补，这样对我们自己的安全的威胁丝毫不会减少。”
中国不大可能会使它自己陷于这样一场可憎恶的战争。北京发言其势汹其势汹，但是行动却是审慎的。中国部队既未驻在境外也未在境外作战。
然而，美国部队却一直留在南朝鲜，并以更大数量的部队在越南战争中作战。不论在东南亚取得一种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是何等困难，我们一定不能使南越成为美军在亚洲的另一驻防地。我们的国家没有必要在这样接近中国的亚洲大陆上拥有固定的据点。这些孤立据点污损我们的声誉，妨碍我们机动行动，非常不利于可能存在的同北京最终和解的前景。
美国的利益要求我们同中国保持现状，这正象我们所找到的同苏联所保持的局面一样是可以存在下去的。探求这种局面是政治家的任务。
一个健全的亚洲政策将区分什么是预防中国进行侵略，什么是镇压共产党在亚洲其他国土进行的叛乱。在对付游击战的时候，我们必须发扬一种审慎从事和有所克制的精神，如果我们是想要鼓励而不是阻碍当地进行抵抗的话，唯有这种抵抗力量才能防止民族主义的大旗落到共产党人的手里。
在向这个目的前进的时候，我们听牢牢卷入其中的越南战争是一个不高明的起点。可是我们没有其他的起点。时间也不早了。
【本刊讯】蒋帮《中央日报》二月十三日报道：
旅美火箭专家夏道师博士最近完成一项利用空气操纵火箭方向的新发明，正由美国联合技术中心申请专利中。
此项发明将可使火箭的基本重量减少三分之一，而使火箭的载重量相对增加。
他这发明是引用火箭在喷嘴近出口一节可产生真空的原理，只要在喷嘴边上开个洞，火箭在放射架升火要改变方向时，将洞口活门一开便有空气吸进。
火箭升入高空后，大气压力逐渐降低，可是火箭速度加高，所以仍能维持适当的压力冲进足够的空气，以备应用。
这办法比现在用的注射法简便得多，经济、可靠，而且还可以在飞行时将四围活门全部打开，增加火箭冲力，在需要换方向时关上一边活门便能一样有效，这是其他办法绝对没有的优点。据估计，他这简便的新发明可省去火箭基本重量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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