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苏维埃文化报》去年十二月十六日刊登谢利雅宾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十五年前，一个年青的女大学生看完了美国影片《第一次舞会》之后，伤心地叹了口气说，“那怕是这样生活一天也好……”
当时，有几个士兵对她讲了一番严厉的话。
如果我说，在战前青年巩固的思想基础中有我们电影工作者放上的一些砖，我并不是偏心。它们曾经以那种长期为人民服务所必须的安全系数牢靠地支撑了楼房。
但是几年过去了，你就会不安地发现，在地基上不断出现用电影代用品补缀过的陷坑，而孩子们得到的远不是上等的思想食物。
在巴尔瑙尔，少年罪犯对民警机关的工作人员说，他们是模仿电影《绿街小舍》的导演制定的方法犯了罪，这是值得警惕的。
用《第一次舞会》的理想培养出来的女大学生，同那些还没有掌握数学四则就同刑法打交道的男孩子相比，只不过是无辜的牺牲品。
成年人对孩子们的易感性向来抱着赞许的态度。但是，儿童心理的这个特点有不同的色彩。当然，如果孩子从小就抓住好思想，而且这种思想成为他的心灵的一部分，那是令人高兴的。但是在放映《七好汉》之后，不少人纷纷仿效这部片子主人公，这真有点可怕。要知道，今年春天发生打架的事，无不是受到《七好汉》的影响，此后，有个参加打架的人几乎要动手术。
而电影发行公司的架上放着培育三十年代青少年的优秀影片。您问一问现在的孩子们，他们是否知道经受革命烈火教育的优秀青年马克西姆，是否知道邵尔斯部队。只有很少的孩子能回答这些问题，因为除非有神妙的运气，才能看到这些讲述我们祖国光荣的革命历史的影片。
这些电影的广告牌几乎变成了节日里影院前面的装饰品。电影发行公司的人坦率地谈到这一点。电影发行公司里的这些拷贝节日一过就收拾起来了，直到下一个节日再拿出来。
原来，电影院不订战前的历史革命影片，认为它们已经过时了，电影发行公司又没有积极影响上映节目的可能性。追求“新颖”（其后面隐藏着希望完成财政计划的合理愿望）变成了可悲的“发现”：充满着极其优秀的艺术发明的历史革命影片变成了只是小学的这一或那一历史题目的参考书。
但是，谁说过革命是属于历史范畴的呢？即使现在，革命还在继续，不知道人民是通过什么道路走向现在的生活，就不能建设新的生活方式。谁又说过爱国主义教育应当通过象《米什卡、谢列加和我》这种平淡无味的小玩意儿来进行，谁又说过应当把《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米宁和波扎尔斯基》、《鲍格丹·赫米尔尼茨基》以及其他优秀影片归挡呢？除非完全变得冷酷，才能不看到，对我们祖国未来的公民进行思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神圣事业怎样渐渐地滑到发行公司商业活动的水平。电影发行公司的工作人员常常高兴地说到，莫斯科人如何“很好地观看了”这一或那一电影。“很好地观看了”
——这表示五百万首都居民吸收了《巴黎的秘密》，成了《七好汉》中一连串凶杀案的目睹者。遗憾的是，统计员闭口不提有多少儿童看了这些电影。这已经是法院统计员的范围了。
【法新社开罗二月二十六日电】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兹涅佐夫今天到达开罗进行一周正式访问。
库兹涅佐夫是前苏联驻开罗大使。他将同阿联官员，主要是阿联外长举行一系列会谈。
【法新社开罗二月二十七日电】纳赛尔总统今天接见苏联副外长库兹涅佐夫。
参加这次会谈的还有苏联驻开罗大使鲍日达耶夫和苏联中东事务司司长。
库兹涅佐夫后来还同埃及外交部长里亚德举行了一次会谈，他在今天早些时候已同里亚德举行过一次会谈。
外交部一位发言人说，他们讨论了国际问题，其中包括越南和不扩散核武器问题。
【合众国际社拉瓦尔品第二月二十六日电】俄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今天会见了阿尤布总统，显然讨论了在塔什干签署的印巴协议中的下一步行动。
除了同阿尤布会谈一小时以外，杰格佳尔大使还同布托外长会晤了半小时。这两次会谈是在大使昨天从莫斯科返回巴基斯坦之后进行的。在这两次会谈后仅仅再过三天，根据协议计划召开的第一次印巴部长级会议就要举行了。
【美新处华盛顿二月十八日电】国务院已经批准了三名美国医生访问古巴的要求。这是第一次实施最近实行的放宽医务、科学和公共卫生专家去五个共产党国家的访问的限制的政策。
这三名医生是美国家长联合会主席古德马赫、芝加哥大学科学教育专家尼德尔斯基和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外科医生克劳尔。他们将参加在哈瓦那举行医务工作者大会。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刊载一篇报道，摘要如下：
蒋集团时时以各种名目向学生家长募捐，所谓募捐，表面上是乐捐，实际是硬派。
台南县“教育科长”郑修儒说，当局目前在各级学校“筹募”的苛捐杂税，有十五种之多，其中包括什么“红羽毛”、“红十字”等等捐款，是前所未闻的。他诉苦说，各级学校的校长，成了“征募苛捐杂税的大队长”。台湾一家报纸则说，在“苛捐猛如虎”的情况下，“学生经常是虎口之羊”！
以最近台北“县政府”筹募所谓“教育基金”一千万元（新台币）的事为例，当局派定每个学生须捐五十元左右。平时，学校中的捐款已多如牛毛，这次每个学生再被指定要捐五十元，当然更引起家长们的指责。
台北《民族晚报》的记者访问了一些中小学校长和学生家长。校长和家长们曾就各个不同的角度，揭露了蒋帮“处处要钱”的丑态。
一个小学校长说，在他担任校长十五年以来，他所受到的“最大困难”，便是每天要应付有关当局派到学校的“募款员”与“推销员”。当局常常借口什么“节日”，什么“运动”，定出款额，向学校“硬性摊派”。不久以前，当局又借“国父百年诞辰纪念”为名，做了许多纪念章，向各校强行推销。据说这些“纪念章”成本只要几角钱，但是售价却高达三元。另外有些单位还通过官员的“推荐”，向各校推销“补充教材”、“辅导作业”、“升学参考书”，强迫学生购买“三民主义精解”等等。更怪的是，当局最近竟向各校“推荐”一种日本制的眼药水，每瓶售价一百元。“教育局”虽然表示，仅是“介绍”性质。但是，某校校长说：“我们当校长的，心里有数”，只好“尽量”向学生“转为介绍”了。而这种眼药水，据“台大”眼科医生说效果是“不大”的。
有一些人还以演话剧、“狼犬表演”等等的名目，通过学校，向学生销票。因为这些人是“上级主管机构”介绍的，校长“不敢不卖账”，因此“苦的又是学生的荷包”。
台北某公立中学校长说，台湾的公立学校，经费是不够的，所以学校当局只好“巧立名目”，向学生打主意。
《民族晚报》的记者，在访问了一些家长后写道，家长们说，他们除了要负担学校方面的种种“募捐”、“推销”，还要负担学校加在学生身上的各种“费用”。例如教员们由于待遇菲薄，要找机会替学生“补习”，以增加一点收入，因此家长就得付出一次又一次的“补习费”。
他们说，许多学校在安排课程时，就把无关紧要的课程排得很多，把一些重要课程的时间排得很少；学校当局就借口教不完重要课程，要学生在放学之后“补习”，学生为了升学，不得不“补”，而每科每月的“补习费”是三十元到五十元不等。有的学校在开学时预收若干“补习费”，开学后，到真正补习时，又再个别收取费用。有的学校还以举行运动会、添购教学仪器、兴建礼堂、办福利工作，甚至某教员要出洋，要去“服兵役”，也向学生伸手要钱。有的学校，还以三、四百元租一套旧影片，放映收费，向每个学生卖三元一张的票价；如果一间有二千学生的学校，一次就可以收入五千多元。学校规定，每星期放映一次电影，学生们届时不论是否愿看，都须交付三元；有些学校索兴在开学时，一次收取全学期的电影票价。
面对着层出不穷的募捐与收费，许多贫苦学生，在校不敢见老师，回家又不敢向父母要钱。台北《大华晚报》说，学生“踯躅途中，宛如丧家之犬”，这是因为“苛政猛于虎，把学生吓得不敢上学”。
【本刊讯】台湾《中国邮报》二月二十二日刊登一则报道，摘要如下：
总统最近说，中国武装部队一定要在今后两年内收复中国大陆。
根据《中国邮报》昨天收到的华盛顿消息，蒋总统还说：“假如不在这段时间进行，越南战争将会蔓延，而共产党人将会制成核武器，到那田地，就只有美国才能干这件事情了。”
该文的作者弗兰克·约翰逊二月三日在台北访问过蒋总统。
约翰逊说，总统赞成美国恢复轰炸北越。“但他强调，共产党中国只要有能力使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它就决不会容许这场战争结束的。”
“跟着他明确地说，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他绝对不会要求美国派地面部队开入大陆。他坚持，就是他的军队遭到困难，他们是能够照应自己的。”
“至于派中国武装部队到越南作战，蒋总统认为此举是不明智的。除了收复自己失土之外，他们的心不会真真正正地放在任何战斗中。而且，中国军队在越南只会削弱对大陆上的共产党后方的威胁。”
【法新社莫斯科二月二十六日电】《真理报》今天发表社论，赞扬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结果，并且强调说，它“克服了个人迷信遗留下的残迹”。
《真理报》说，二十大作出了“旨在恢复党和国家生活中的列宁主义准则”的重大决议，并且“采取了重要措施来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观察家认为这篇社论是对“个人迷信”的新的谴责，它的语调是谨慎的，但是用《真理报》发表未署名的社论的形式表达出了它的全部权威性。
这次对“个人迷信”的谴责特别意味深长，因为看来它和报刊上最近倾向于把“个人迷信”的不良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的运动相抵触。
《真理报》今天的社论在赞扬二十大时，没有提赫鲁晓夫的名字——虽然他在大会上就“个人迷信”问题所作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报告是大会的主要事件。
这篇社论也没有提北京对二十大一再提出的谴责。但是《真理报》强调，它赞同二十大关于国际政策的决议。
今天的社论显然反映了党领导在召开二十三大一个月以前的“一般”看法。
【本刊讯】苏联《真理报》去年十二月十三日在《党的生活》栏内刊登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由于新任务的提出，自然就提高了对基层党组织书记以及挑选和教育他们的要求。列宁格勒基层党组织书记的变动性很大——每年差不多要换掉三分之二。还了解到：在大企业中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党组织书记担任领导工作的时间不到三年。
近来提拔了许多国民经济的专家来担任党组织书记。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工程师、设计师领导党委会。但是他们之中许多人由于没有政治领导经验，把经济工作的方法搬用到党的工作中去，转到行政管理的道路上去，这是常见的现象。市委会委员由此作出了结论——必须教会这些工作人员党的工作的艺术，从政治上处理问题的手段和方法。
自然，提高基层组织的作用和战斗力在很多方面取决于区委会对他们的领导。下层工作人员等待着区委会总结先进经验，妥善安排好学习，给予有的放矢的指导，提出同志式的意见和帮助。
我们听到对区党委会和市党委会的一些委员的尖锐的批评，因为这些委员很少到基层组织去，不依靠党的青年积极分子做工作，很少对职工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