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新加坡《人民论坛》十五日发表文章，严厉驳斥帝、修对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无耻污蔑和造谣。文章摘要如下：
目前，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及他们的追随者，都在开动他们的全部宣传机器，疯狂地咒骂中国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反动派造谣的伎俩可归纳为以下几种：
第一、夸张法，或曰“加盐加酱法”——事情本来不是那么严重，硬说成非常严重。有几只苍蝇碰壁，却硬说是广大人民遭殃，有几个资产阶级“学者”“权威”被打倒，就硬说中国“整肃知识分子”。
又如，中国报章说，文化大革命不能不遇到来自反革命方面的阻力。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道理。但是，经造谣者的加盐加酱，就变成了“中共承认，文化大革命遇到了严重阻力”；“中国文化大革命已被阻遏”；等等。请看，这是多么恶毒的歪曲！这班心肠比毒蛇还毒的造谣者，惟恐中国不乱，明明不乱，也硬说“大乱”。他们戴着黑色眼镜看中国文化大革命，拿着放大镜看中国个别地区、个别部门的暂时的缺点，因此，他们把中国的前进说成倒退，把中国的革命说成混乱。他们的狗嘴里长不出象牙来！
第二、神经过敏——根据主观的愿望，怀着险恶的居心，胡乱猜测中国的动向。比如，毛泽东很久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了，造谣者胡思乱想，神经过敏地大叫“毛泽东病危了”。后来，经事实证明毛泽东十分健康。然而谣言已造，如何自圆其说呢？造谣者总是使自己陷于矛盾之中而无法解脱的，他们越是自圆其说，就越是暴露自己的造谣者的面目。
从这些歇斯底里，语无伦次的谣言中，我们不难看出，世界上的大小牛鬼蛇神怕毛泽东怕得要命，一提到“毛泽东”这三个字他们就发抖。
第三、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反革命分子吹捧为“英雄”“志士”“受害者”，把革命诬蔑为“暴徒”“摧残文化”，把关系国家人民前途命运的大事说成是“权力斗争”“内讧”等等。
还有第四种造谣法，叫做“无中生有”，这是所有造谣法中最拙劣的一种。这些谣言完完全全是虚构的，一点事实根据也没有，因此，也提不出一点佐证。这班心肠毒辣的造谣者，由于对革命和中国人民怀着刻骨的仇恨，由于对中国这个屹立在世界东方的巨人感到无限恐惧，他们用了最卑劣的手段、最恶毒的言语咒骂中国。对于这一小撮反动分子，我们就是找遍了所有的词典，也没法找到适当的词语来形容他们人格的卑劣。
（续昨）还有一次，我从莫斯科繁华大街上的布达佩斯旅馆吃完饭出来，坐在大汽车上看到了两个小伙子。这两个人靠在旅馆大门旁边的墙上，左右回顾，忽然，一个人从兜里拿出烟卷擦了火柴就喷云吐雾地吸了起来。不一会儿，又把烟交给另一个小伙子。于是那个小伙子就像还没吃饭似的狂吸起来。看到这种情景，我不由地闭上了眼睛。我很不喜欢看到这种样子。我在想，在中国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小流氓。当然，在中国少年中也有调皮鬼。但是，在我驻中国一年多这样长的时间，根本就没有遇到过所谓的小流氓。可是，在苏联就不同了，从我在伯力的公园散步时起，就已经看到了几个可以说是很不象样子的孩子。
当然，我并不是为了要讨好中国才说这番话的。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只不过是以追求真实为职业罢了。我在苏联遇到套购美元和小流氓，都是事实。下情上达的两条道路
苏联城市中标语少，也给我留下了印象。而在中国，标语则多得不得了，可以说，一进边境深圳，便使你感到进入了标语的漩涡。几乎在所有的建筑物上，都写着令你感到地方狭窄的巨幅标语：“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万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支援越南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奋勇前进！”。即使你深入到农村，也可以看到农村墙壁上写着巨幅标语“人民公社万岁！”、“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但是在苏联，却看不到这样的大标语。其次，在中国，无论城市的那个角落都树立着支援越南的巨大标语牌和画板。而且，到工厂和人民公社，也必然能够看到这些。但是，在苏联的莫斯科街头，我只看到了三个描绘越南人民抗战的小小的标语牌。
在中国，任何地方都设有意见箱，但在苏联却根本没有看到。难道苏联人民对政府再没有提“意见”和说“不满”的话的必要了吗？当然，也许是另外有下情上达的渠道，……。领导人和人民收入的差别
另外，我还看到了苏联和中国在社会主义方面放的重点不同。
首先是自由市场。中国规定，从个人自留地收获的产品可以自由出售，以增加个人收入。不过，这并不是公设的市场。但是，苏联却为“市场”建造了特别漂亮的建筑物。农民可以拿着自己的收获到那里拼命高声叫卖。你从他的摊前走一下，他便向你打招呼：“好吃！高兴的话请尝尝。”这完全是“自由市场”。在这里你可以买到国营商店还没上市的西瓜等。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只要到自由市场，就什么也能买到，只是价格稍高一点。在这里你可以感到有这样一种倾向：个人利益重于集体利益。但是，在中国却又是另外一番情景：即使是在农村也进行先考虑国家利益、后考虑集体（人民公社等）利益、最后才考虑个人利益的教育。因此，如果出现了自己的自留地的庄稼比人民公社的庄稼种得好的倾向，就一定大力批判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所以，就不会有好东西先上自由市场这种事。
另外，我在莫斯科参观了一个叫玛尔菲诺的国营农场。我所关心的是，农场的负责人收入多少，和一般农民的收入差别多大，负责人一天在现场和农民同劳动几小时。他们对我说：这里的农民大体收入一百四十卢布到一百七十卢布（一般集体农庄庄员的工资是九十卢布），场长的收入是三百卢布。这同中国大不一样。中国的人民公社社长的收入同一般农民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场长在回答我的问题“你一天到田间劳动几小时？”时说：“我担任领导，不参加劳动。”这也和中国不一样。在中国，工厂厂长不用说，人民公社社长也必然在一天中用一定的时间到现场参加体力劳动。干部通过同工人和农民一起劳动能很清楚了解现场的实际情况，而且群众还能在精神上受到鼓舞。另一方面，这样做的结果也能提高生产。就是说，在苏联是重视物质刺激的，而中国则是重视精神方面的。（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向往和憎恨
对美国的看法，中国和苏联也有相当大的距离。据在莫斯科的通晓苏联情况的人们说，苏联人很向往美国的生活方式和其他方面，并把接近那种生活方式作为理想。还说，苏联最近正在考虑推行星期六和星期天两天休息的办法，一般苏联人都怀有把这个当作苏联更进一步接近美国生活方式的感情。而且，苏联司机们也毫不介意地说，“美国汽车比苏联汽车的性能好，苏联无论怎样干也赶不上美国”。就是对苏联人来说，美国并不是可憎恨的对象，而只是在经济上要赶上要超过的目标而已。
因而，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所谓“和平共处”的理想产生了，美国的越南政策，反而是给他们带来了困难，也许就是采取着这样为难的态度。所以，苏联方面也许认为，美国在越南只要是不再向着使战争比现在更扩大的方向发展，那么，由“谈判”来解决也是可能的。
但是，中国方面对美国的看法，却充满了憎恨。领导人不用说，连托儿所的孩子们，口里也在喊着“打倒美帝国主义”。看一下中国的报纸，也没有一天不在谴责、攻击“美帝国主义”的。中国的一天，是从“谴责美帝国主义”开始，到“攻击美帝国主义”结束，这样说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就在这一点上，社会的气氛是同苏联有很大不同的。
譬如说支援越南的问题，中国表现的是，无论结果将是付出多大的民族牺牲，也无论是今后造成怎样的形势，也是要坚决支持越南民族解放阵线到底的。可是，在苏联方面还没有果断地下“哪怕是星火飞临到苏联头上”这样的决心。所以只是进行“尽可能的援助”。在这个“尽可能的援助”的范围中，好象最近是在考虑派空军参加。但是，问题可能是在于：用苏联人自己看美国的眼光来看，与其说美国应该是政治的对手，倒不如说应该是经济达到的目标，正是由于这一点，中苏对待美国的越南政策的态度，才出现种种的不同。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
但是，前总理赫鲁晓夫因为同共产党中国对抗而下台，他的威望似乎立即下降了。据可靠消息，苏联人普遍都把前总理赫鲁晓夫叫“乡下佬”。他在一九五八年大丰收的时候得意忘形，吹牛说，这样，苏联也能成为粮食出口国了，实行七年计划就差不多了。但是以后，农业不仅是没有恢复到五八年的水平，结果倒是必须从外国购买大量的小麦。因为七年计划也没有造成这样巨大的变化，所以对苏联前总理赫鲁晓夫的评论似乎不很好。甚至有些苏联人竟骂他说，“赫鲁晓夫积累私财，汽车就有好几辆”。这且不说，实际情况看来是，当前赫鲁晓夫的威望远远不及他所放逐的斯大林的声望。
这样说是因为现在柯西金和勃列日涅夫的合作，在赫鲁晓夫垮台以后，至少也表现出来有修改赫鲁晓夫路线的趋势。然而中国认为这样还“不够”，不予理睬。
尽管时间很短，我所看到的苏联同我所了解的新中国是迥然不同的。这种不同到底出于什么原因呢？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达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就必然会产生这种现象吗？据毛泽东那一方面说，“苏联所以出现各种各样不同于中国的情况，是因为苏联只重视经济方面的改革和物质刺激方面，而忽视文化和教育的改革。”而且明确地说，现在竭尽全力开展“文化大革命”，并要永远进行，就是为了不让“苏联的失败”在中国重演。中国号召作家和艺术家们也到工厂或农村去，同“人民”一道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创造新的“艺术”。而在莫斯科，艺术家却都有象宫殿一样的华丽住宅，过着舒适的生活。但同时，苏联最近也打算提出来首先对青少年的有力办法。这样，中国和苏联究竟谁会在将来出色地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的改造呢？总之，可以说，苏联和中国在这个问题上都是人类的巨大试验室。（完）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本刊讯】据香港《文汇报》十八日报道，日中友协访华代表团前天由广州到香港，昨日下午离港前，团长宫崎世民曾对该报记者发表谈话。
宫崎世民说，他在中国亲眼看到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正在全中国蓬勃展开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的英勇革命行动。他说，通过这次访问，使他们深切理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民为了保证革命沿着正确道路前进，在长期的革命道路上非经过不可的一段重要过程。他说，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的灵魂的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中从未有过的一件大事，肯定会在世界范围内发生巨大作用和深远影响。
他赞扬红卫兵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最纯洁、最聪明、最觉悟、最勇敢、最革命的青少年。他说，这批青少年决心在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中，把自己锻炼成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一意为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做祖国革命事业的最可靠的接班人。他说，红卫兵行动的目标是向一小撮反毛泽东思想的坏分子和社会上的四旧作斗争，已获得了极大的胜利。
他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出现红卫兵，确实是给帝国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反动派的一个最沉重的打击，因此，美帝、苏修和反动派惊惶失措。恶毒攻击和诬蔑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但是，作为中国的真正朋友，我们热烈支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赞扬红卫兵。”
他又说，他们在北京参观过中越友好人民公社和岳各庄人民公社的沙石峪生产大队，看到社员都在住宅最注目的地方挂上毛主席肖像，到处都贴着毛主席语录，人人都在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把毛主席的书作为一切行动的指南。可见一个人人自觉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风气已在全中国形成。他说：“我确信，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胜利，是由于全国人民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获得了无比的力量。”
【法新社伦敦十九日电】英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出版的《中国贸易和经济通讯》月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六六年在农业和工业方面取得的进展显然是中国经济的又一个“大跃进”的前奏。
《通讯》说，中国近几年来在经济的各方面取得的进展从一些方面来说是由于一九五七到五八年发生的事情，当时，随着工农业的跃进，“对外贸易取得了令人注目的跃进”，在这方面甚至英国也得到了好处，尽管英国当时还没有摆脱“反华的贸易禁运”。
在农业方面，《通讯》说，中国的某些地区的“丰收”将使向国家上交的谷物增加百分之四，棉花增加百分之五十七点八，经过处理的烟草增加百分之四十一点七。这种得到巨大增长的收成加上工业的“令人感兴趣的发展”的直接原因就是一九五八年到六○年的“大跃进”，因为这已使中国能够打破依赖正统训练和外来技术的习惯。《通讯》说，“这一次工业生产上的猛进和贸易上的增长”将类似一九五八到六○年的情况。
“这次跃进将从更高的水平开始，其多数贸易伙伴是在计划经济地区以外，商品和钱都将大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