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英国《外事报道》二十六日发表一篇文章，题为《越南和美国舆论》。摘要如下：
本刊驻华盛顿记者写道：非政府的公众民意测验、官方的试探和私人之间的谈话全部表明，美国人大多数现在对于越南战争，感情上都处于一种迷惑不解的状态。
由于许多美国人对越南战争充满了令人痛苦的疑问，他们希望这件令人憎恶的事情尽早结束。因此，存在两派对立的思想：一派主张“撤出”，另一派主张“全面炸”，意思是漫无限制地轰炸北越并在必要时轰炸中国。
官方政策已由腊斯克加以概述了，他最近说过：越共“在某个时候一定会认识到，他们靠武装力量是接管不了南越的”。因此，无法规定结束战争的日期。政府已经不得不定下心来打一场长期的缓慢的艰巨战争了。
但是许多美国人并不是这样的。报纸读者来信栏内清楚地表明一种内疚的情绪，这说明对这场战争感到厌恶的完全不仅限于在白宫外面举行示威的人或是参加“课余宣讲会”的人。一般人所持的理由是说“我们是侵略者”，“我们摧毁一个村庄，只是增加了越共反对美国的论据。”南越人处决嫌疑犯和对嫌疑犯施加酷刑的图片以及美国海军陆战队焚毁村舍的图片已使这种情绪大大增长。
在对战争感到内疚之外还有一种不愿卷入其中的情绪。
腊斯克、麦克纳马拉、约翰逊本人还有其他人都在电视上设法向人民说明这场战争是怎么回事，并且设法使人民热情关心战争。这件事不好办，因为他们不容易向公众解释清楚。
政府本身对这场战争也有两派意见，这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并使政府对公众关于它的立场所做的解说听起来更不是那么有道理了。
既然政府都不能使自己相信自己的论点，这种论点结果只是把美国公众弄得莫名其妙，这也许就不使人感到稀奇了。
【德新社北京三十日电】（记者：巴格曼）共产党中国今天在中苏意识形态争论中重新进行了猛烈攻击。
《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日共《赤旗报》的一篇长文。这篇文章是一些时候以来北京发表的第一篇这样尖锐地攻击苏联“修正主义”的文章。
中国首都的外交界人士认为，今天的文章证明中苏矛盾在最近几周事实上毫未缓和。
文章第一次就苏联对越南的政策直接攻击苏联领导。
【合众国际社纽约二十九日电】蒋介石夫人今天抵达这里。
她受到她的兄弟宋子文和宋子良以及他们的妻子的迎接。
蒋夫人说，美国应该摧毁共产党中国的原子设施。她说这些设施「可能给世界造成危害」。
【本刊讯】香港《新报》八月二十七日华盛顿消息说：孙科「最近有离美返国参加复国大业之意图，根据其亲信语记者，孙氏已决定离美返国，将于十月初返回台北。」
【本刊讯】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二十九日发表了柯林斯星期六自华盛顿发回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关于越南“和平”的各种谣言只是骗人的》，摘要如下：
在过去一周中，华盛顿给予的透露和暗示几乎是人们在近来难得遇到的。我的结论是：所有这一切做法多半是骗人的。确实，军事形势并不像人们所预料的那么糟糕，但是河内政府还没有对和平活动作出反应。
已经发生的事情是：腊斯克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都分别举行了提供背景情况的各种会议，从那以后，在有影响的刊物上就出现了“消息灵通的”各种报道，这些报道有两个主要的论点：一个论点是：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努力已有“转机”。第二个论点是：河内和它的部队遭到了挫折，这些挫折使它不得不作出决定：究竟加剧战争还要走向谈判。
这些报道刊登了一个星期，所有这一切总起来暗示人们，确实在进行某种活动，因此，获得受人欢迎的结果的可能性增加了。
但是，并没有很大的变化。如果说河内现在希望安排一种挽面子的和平，那是不符合逻辑的。
【德新社伦敦二十七日电】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在这里说，英国外交部正在研究共产党中国就香港英国当局把四名国民党中国海员遣回福摩萨一事所提出的抗议。
【法新社伦敦二十七日电】英国权威人士今天说，英国将不正式答复人民中国提出的抗议。
【合众国际社伦敦二十五日电】殖民地部一位发言人今天强调指出，香港为美国军人提供的便利是绝对地仅仅为了休假和娱乐目的。
这位发言人是在评论这个殖民地的两家重要的中共报纸的指摘时说这番话的。
他又说：“这个殖民地上没有任何美国的军事设施或便利。”
【美联社华盛顿二十六日电】国务院新闻发布官麦克洛斯基说，美国在远东的军人在传统上一直使用香港“作为一个休息和消遣的地方——美国军队没有在香港从事除此以外的任何其他活动”。
他说，尽管“香港的共产党中国报纸”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相当强硬的方针”，美英一直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磋商，没有限制美国军事人员访问那里的打算。
【本刊讯】日本《福日晚报》编辑部副主任井上理今年自费来华参观访问后，在六月上、中旬的《福日晚报》上连续发表了他写的题为《我看到的中国》的文章。摘要如下：绿色和鲜花的国家如果说“中国没有苍蝇”，那等于说谎。但是，如果大声嚷嚷“中国有苍蝇”，就是说更大的谎。我坐飞机旅行两周，在大陆各处寻找苍蝇，结果只找到了一只。
中国由于气候关系，本来就重视树木，喜爱绿荫。游览过北京的北海、中南海等公园的人，是懂得在万绿丛中靠“绿色的外衣”来消夏的。现在，中国的植树和花坛的规模已经完全不同。从北京东郊的飞机场到长安街，共长二十八公里。八十米宽的马路笔直笔直。在郊外，马路两旁全种上了树，还种了一片片的洋槐林、松树林等等，它的外边是果树园。这样美化城市可取得实利，足以使来访者震惊不已。少年先锋队一踏上中国的土地，进入眼帘最多的是一群群脖子上系着红领巾的少年少女。我在上海参观了少年宫。这个少年宫在课余对少年们进行情操、纪律、团结和一些专门的教育，开展和学校互相配合、构成一体的活动。在上海，每个区都至少设有一个少年宫。最近，在全国各个城市，对少年的教育骤然活跃起来。肯定是这几年经济稳定
所以才有余力顾及这方面的工作。
当这些儿童们长大成人的时候，恐怕将有一股大得可怕的力量完全集中于国家，从而造成一个了不起的国家。有资本家在中国，资本家俨然存在，他们都叫做“民族资本家”。仅以上海为例，有九万个民族资本家过着快乐的生活。
我了解战前的中国。这次离开日本以前，我的兴趣集中在一点上，就是：在这个可以说是变得崭新的中国，这些民族资本家们以怎样的姿态生活着。让我来说一说“中国的松下幸之助”——荣毅仁先生。（本刊注：松下幸之助的个人财产在日本居首位，他是松下电器产业、松下电子工业公司总经理；松下电器康采恩约有四十多个子公司和营业所，几乎日常所接触的电器都大量生产。）荣先生是当权的上海副市长。他是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他的五个大纺织公司和九家面粉公司在中国被共产党军队解放的同时，大部分实行了“公私合营”。就是说，不是无条件地驱逐资本家，而是让资本家发挥迄今作为经营者而拥有的才干和经验，由“国家和私人”合力经营企业。这个方式在苏联也没有实行过。世界上第一个而且唯一地采用这种方式的是毛主席。随着公私合营的发展，徐徐地改造资本家的思想，使他们积极地为国家服务，这完全是东洋式的、中国式的方法。荣先生的收入比周恩来总理和刘少奇国家主席的多，这自不消说，就连中国的伟大救星毛泽东党主席，收入也赶不上荣先生。所以我叫他是“中国的松下幸之助”。天安门广场五月十四日，那天我刚到北京，正好碰上北京动员三十万人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从西到东、由北向南，象棋盘一样整齐的马路上，挤满着人，人的洪流象潮水一般涌往天安门广场。极目四望，是一片红旗和人的波浪。在游行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民兵，不但有男民兵队伍，还有女民兵队伍。他们一样都晒得黑黝黝的，十分威武，肩上扛着枪，迈着整齐的步伐行进，给我留下了极其强烈的印象。据说中国有一万万民兵，中学生一到高年级都当民兵，接受军事训练，以便有朝一日能够进行实战。
那天晚上我在饭店里等客人。我为了多多地了解新中国的情况，邀共同社驻北京的记者山田到我的住所来。他在八时左右来了。我们在四楼柜台上突然看到十几张印着红色字样的《人民日报》号外，一看标题，吃了一惊。一行《我国又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红色大字跃入眼里，我急忙拍拍山田记者的肩。他一拿到号外，说了一声“对不起”，就以超出他那肥胖的身躯所能发挥出来的速度飞跑了出去。当然，他去向东京总社发出第一条消息了。
日本好象对中国的核爆炸是不是用导弹进行的议论纷纷，可是中国方面对于方法、地点完全保持缄默，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也完全没有谈及。
我读完号外，因为觉得无事可作，就又走出饭店，向天安门广场信步走去。那里没有一个人，在灯光照耀下的广场，完全没有了白天那种喧闹的景象，保持着象哲学家一样的安详和清洁的姿态。妇女的广场如果想要理解现在这个新的中国，就要完全忘却二十多年以前的旧的体验和知识，首先还原为一张白纸，然后会很快了解到：“尽管地点同是这个亚洲大陆，但是就在这里诞生了一个崭新的、异质的国家和人民”。
在中国旅行中，到处遇到女领导人。我甚至产生了这样的错觉：与其说是男女同权，勿宁说是妇女垄断了工厂。（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领导者们在领导人中，确实没有人流露过骄傲自大的过分的信心，而总是说：“中国的工业比起先进国家来还落后，解放才十五年，今后要更加努力奋斗。”说起“今后努力”，在北京第二纺织工厂大门墙上写着“比学赶帮”四个大字。它的意思是说，“向先进学习，超过先进，互相帮助”。以为中国自以为是，光靠自己的力量就能发展和更生，那是错误的。
我对中国的领导人感到钦佩的是，他们的领导很高明，深入到了群众的心里。他们把解放以前那样污浊的习气一扫而尽，干净得叫人简直认不出来了。就以这一点来说，就可以知道中国进行了大革命，而且它是由近七亿人民自发地进行的。如果不是自发地进行的，那么，在如此广阔的国土的各个角落出现彻底干净的面貌，便是很难长期保持下去的。人民公社的英雄我参观了北京市海淀区的人民公社。在那里，我看了一家又一家地公社的农户。虽然不象日本的城市近郊的农户那样，家里有电视机、耕耘机，但是，室内很干净，不存在二十年前那种惨不忍睹的生活，其变化犹如天地之别。解放前，中国的农户都过着奴隶一般的生活。
平均每人每月的现金收入大体上是五十元，和一般的工人没有什么差别，此外，还有二、三公亩的自留地，住房、用水都无需花钱，因此，基本的生活是有保障的。衣、食、住中国人的服装完全改变了。衣服料子象日本那样好的人还少，一般的人几乎都穿兰色的棉布服。但是，洗得很干净，叫人看了挺舒畅。连士兵们穿的衣服也是这样。
一清早，我就去逛北京的菜市场。那里看不到等着买东西的队伍，人们慢条斯理地挑选那些堆积如山的蔬菜，看中了才买。
在广州的国营市场里，肉、鱼都和日本的市场一样十分丰富，是一片暄喧嚷嚷的买东西的景象。
我参观了北京东郊的第二纺织工厂及其住宅区。工厂倒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地方，但是，住宅区很漂亮。这里的人的平均月收入是六十元。单身汉的房钱只要四角，带家属的房钱是两元，等于是不要钱。一家人住的公寓房子，以日本的说法来说，是三ＤＫ，就是三间房间。房间比日本的大。在工厂的食堂吃饭，一个月是十二元左右，所以在吃的方面不存在困难。住宅区里有医院、小学、幼儿园、娱乐室等等，很齐全。
这样看来，中国人的生活正在逐渐地好转。
【中央社台北三十日电】总统五十四年八月三十日令
副参谋总长唐守治、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高魁元、国防部参谋总长特别行政助理官余伯泉另有任用，均应予免职。
刘安祺任期届满另有任用，海军总司令刘广凯呈请辞职另有任用，海军副总司令冯启聪另有任用，均应予免职。
特任余伯泉为副参谋总长，唐守治为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刘广凯为国防部参谋总长特别行政助理官。
特任高魁元为陆军总司令，冯启聪为海军总司令，刘安祺为三军联合参谋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