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开罗二日电】越共的一位发言人星期一在开罗说，包围美国在岘港的空军基地“只是开端”——越共正在计划发动大攻势，以切断连接南越各城市的所有供应线。
南越民族解放阵线驻开罗亚非团结组织总部的代表阮文进说，随着雨季的到来，越共计划加强对城市的夜袭，封闭供应线，避免与美军公开战斗。
他对一位记者说，越共无意占领南越城市，因为在城市，“我们会成为敌人的强大空军和大炮容易攻击的目标。”
他说，游击队大大依靠丛林工厂所生产的武器，但是他说，“社会主义国家和友好国家”（他拒绝指出国名）供应了轻武器和弹药。他说，鉴于美军在加强，正在进行谈判以得到更多的武器与弹药。
苏联向北越提供了米格机和防空导弹，但是他说，越共“对这种重武器不感兴趣，因为它们在丛林战中没有很大的帮助。”
他正在随越共的一个代表团完成对非洲的四十天的旅行。
【法新社北京二日电】法国大使馆的一位发言人在这里说，法国文化部长马尔罗今天在这里同中国总理周恩来会谈了三个小时。
发言人说，这次会谈“考虑了当前的种种事态对不同国家的政策所造成的变化”。
他说，对法中两国的文化交流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讨论”。会谈是“非常诚挚的”。
【新华社开罗一日电】《共和国报》今天报道，阿联副外长穆罕默德·哈桑·扎耶特说，阿联完全支持阿尔及尔亚非会议并强烈支持会议如期举行。
《共和国报》还报道了阿尔及利亚、加纳和摩洛哥为协调亚非会议、非洲首脑会议和阿拉伯首脑会议的时间和消除妨碍这三个会议按原定时间地点举行的一切障碍而进行的接触。
【中东社开罗一日电】《共和国报》今天说，为了筹备不久即将在阿尔及利亚、加纳和摩洛哥举行的最高级会议，目前正进行最高级接触。
报纸又说，接触的目的是为了协调这三个会议的时间，以使所有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元首都能参加会议。
《共和国报》说，在为了消除可能妨碍这几个会议取得成功的一切障碍而进行的接触中还触及修改议程上的一些项目问题。
《共和国报》在详细论述时指出，加纳总统恩克鲁玛要求把原订于九月初在阿克拉举行的非洲最高级会议推迟到十月二十一日是为了完成关于接待、住所和会议的各种安排。报纸接着说，但是阿尔及利亚说所提出的这个日期同亚非会议发生了冲突，因为（亚非会议）外长级筹备会议要在十月二十八日开始。接着，阿尔及利亚提出了把非洲最高级会议推迟到十二月十五日的建议，而其它国家则要求推迟到明年一月，这个日期又同非洲统一组织宪章发生了冲突。
法新社说，会议将讨论如何执行约翰逊增派五万美军的决定，重新拟订美军和伪军的任务，拟订全面改组南越美军司令部的计划
【法新社华盛顿二日电】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今天在夏威夷开幕，目的是要计划如何履行约翰逊总统关于再派五万人到南越去的决定，同时重新拟订美国部队和南越政府部队的任务。
一种结果将是永远消除美国部队只担任技术“顾问”这种假象而为美国军事首脑们对军事行动负直接责任铺平道路。
这次会议不会对越南冲突作出再次升级的决定。
会议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主持。
军事首脑们将拟订出全面改组司令部的计划。
他们还将研究，一旦威斯特摩兰接管在越南海岸巡逻和美国第七舰队的一些部队以后责任的分工。
还计划成立一个新的越南中部美军司令部。
这些做法将意味着在威斯特摩兰将军指挥下有一个海军少将、一个协调空军活动的将军、在越南中部的美国地面部队司令和十五个以上担任其他职务的将军。
威斯特摩兰将有完全的权力可以自由调派部队到他认为这些部队是有用的任何地方去，而不再只能派到沿海地区或是战略机场或军事设施周围的地区。
【合众国际社檀香山二日电】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今天会见即将卸任的驻南越大使泰勒及其他的美国高级军事战略家，以讨论美国在东南亚加强军队的问题。惠勒谈话
【路透社檀香山二日电】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今天警告说，不应当把美国在中国边界附近越南境内的空袭看作是试验北京的政策。
惠勒将军在到达檀香山商谈美国在越南加强军队的事情时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记者问他，周末在中国边界附近进行的空袭是否是为了试验北京的反应。
他回答说，“噢，不，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只是在北越执行我们的计划
——不应当把这说成是试图试验赤色中国的政策。”
惠勒将军从华盛顿飞到这里来同美国驻越南军队首脑威斯特摩兰将军及太平洋军事司令夏普海军上将举行会谈。
【法新社檀香山二日电】惠勒将军对记者说，他们将讨论实施约翰逊总统上周所宣布的把美国在南越的军队增加五万人的决定的问题。
他说，把总兵力由七万五千人增加到十二万五千人是会有帮助的，但是“帮助多大，很难说。”
【路透社新德里二日电】乌干达总理奥博特今天在这里说，他相信越南危机大概将继续存在一些时候。
他到达这里来进行四天访问时对记者讲了话。
有记者问到非洲是否受到任何国家的威胁，奥博特说：“传统的殖民主义已不存在。但是我认为，从非洲国家应在意识形态上同某些国家站在一起或者在经济上受它们控制这一意义上来说，那是存在着威胁的。”
他说：中国到处都可以看到标语，人民生活似已全盘为政治所浸透了。开始，我有些怀疑，他们的实际生活是否完全和这些标语的内容相一致，经我参观了更多的地方并会晤了一些中国人后，才发觉我的最初反应是错误的。……
【本刊讯】香港《新生晚报》六月二十六日、三十日和七月四日译载日本《每日新闻》记者中野显治所写的三篇访华报道，第一篇题为《一个标语国家》，第二篇题为《中国大陆的城市》，第三篇题为《中国大陆的新和旧》。以下是第一篇：
从香港动身搭乘火车北行，约需一个小时，便可到达罗湖镇。在罗湖，一条仅阔十码的小溪，名为深圳河的，把共党中国同这个世界分开。
当你刚走进中国境内时，你似乎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变化：树依然墨绿的，太阳也一样明亮地照耀着大地。可是只要你离开那条通往深圳镇的铁路桥梁两百码左右，便会有无数粘贴在道路两旁广告牌上的标语，吸引住了你的注意。
一排接着一排的中国字，用浓厚的原色写着，使每一个初次来自国外的旅客，无不为之吃了一惊。初初一看，你会以为这些都是广告，可是在中国，广告这类东西是不存在的。这些五颜六色的中国字，全部都是标语。在这些标语中间，是一些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的肖像——这是一个伟大杰出的革命人物，也就是他，建立了今天的中国。
我很奇怪，在我旅行中国的整个时期内，我究竟将会看到多少这样的标语。事实上，在每一个显著的场所，在每一个人类眼睛可以接触到的地方，都可以看到这种东西。
一个魔术师的帽子里，常会飞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中国共产党万岁。”射击场中的瞄准牌上，画着台湾省各个山脉，而在山脉上刻着“我们坚决地要解放台湾。”总之一句话，中国人民生活的全面，似已全盘为政治所浸透了。
我开始有了怀疑，他们的实际生活，是否完全与这些标语和招贴的内容相一致。但经我参观了更多的地方，并晤见了一些中国人后，才发觉我的最初反应是错误的。
在上海近郊，有一个新建的村落名叫“朝阳新村”。也许我不应把它叫做村落，因为这里是一个中国工人们的住宅区。一排排的公寓式房子里，住着大约六万八千名居民。村中设有学校和市场，也有一个电影院和一家百货商店。人家告诉我说，现在住在这里的人们，在第二次大战期内，都是草房和舢舨里的住户。
在某一个公寓式的屋子里，我碰到了一位姓郑的中国人，是一位车床工人。承他把他的生活历史告诉了我：他在十三岁时便到一家工厂里充当学徒。经过了三年之后，才获准到工场作工。但工场的工作也是非常艰苦的，每天要从上午五时起，一直工作到中夜为止。每当他工作有所疏忽时，还要挨工头和厂主的殴打。在做学徒的时间内，他除了食宿以外没有工钱的。现在，他的生活已经改变。他在车床工作上的技能，也已被人认识了。他现在担任着一个组长的职务，有五百三十名工人归他指挥。
他又说：他现在每个月可以赚到一百二十四元人民币，较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约大一倍。他住在这个村落里，已没有金钱的严重困难。他的儿子在大学里读着地质学。他说：在革命以前，他从来没有梦想过一个工人的儿子，居然能进大学。
另有一个年老的妇人，大约已有六十开外的年纪了，也把自己的情形告诉我说：“我过去通常都住在阁楼里，现在我却住着这样的房子，这都是党和毛主席的恩赐。”这些工人的住宅，比较起来还没日本工人们的住宅那样大。他们既没有电视，又没有电冰箱，也没有电风扇。可是那位老妇人看来对自己今天的生活甚感满意。在我同她所作的简短谈话中，她竟提起了毛主席的名称三次之多。
《中国上空的红星》一书的作者斯诺，曾经描写了一九二九年的中国大饥荒。他说，在那次饥荒中，中国西北的四个省份里，曾饿死了三百至四百万人民。在战前中国时常发生的混乱中，饥荒原是常见的事情。那位老妇人就曾经历了许多次这样的饥荒。她说：她知道她现在的生活已较过去好得多了。她似乎也完全相信，明天的生活，将比今天的更好。其他人们，也有同样的看法。
公家设立的中国国际旅行社里，有一位职员告诉我说：“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准仍然低下，但明天的食粮已无须担心，我们的生活日趋稳定。假使你不信的话，你可以从马路上步行的民众们眼睛里看得出来。”（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一版）
当我在这个国家作了一次迅速而片段的观察时，我发觉这一句在我们开始旅行那天对我说的话，是完全实在的。今天的中国，固然没有非常富裕的人民，但也没有任何格外贫穷的人。中国工人们的报酬，就我所见到过的那些人而论，虽比不上自由各国的工人们；但就另一方面说，他们的房租和伙食都甚便宜。而且如若你不十分浪费的话，你仍可在收入中留下百分之十作为储蓄。
中国人民经过了一个世纪的被侵略和内部混乱后，现在似乎都很满足于某种稳定的生活；而且他们也似乎在为他们国家的前途而艰苦工作。在中国所看到的大批标语，似乎也正表示出，至低限度这些标语可以代表他们为求达成目标而作下的一部分决心。
我每天在中国所看到的标语中，有些是这样写着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向人民解放军学习！”“让我们携同毛泽东的理想前进！”等等。此外尚有许多别的标语，大都是指着国内问题而发的。
要想明了在非党员的中国人民中，容有多少人能完全了解和真正相信这些标语，那是颇不容易的一件事。不过赋予这些标语以内容的中央政府政策，其推行的彻底，实足以使我这样来自一个社会制度极为不同之国家的人惊奇。
当我有一次访问北京一个棉纺工厂的时候，我曾利用这个机会观察了一下这家工厂所附设的幼儿园。在这家工厂里作工的母亲们，都把她们的孩子托给这个幼儿园照顾。孩子们的年龄，只在四岁和五岁之间。然而在他们这样的年龄里，竟也已在阅读党的宣传品和歌唱党的歌曲了。对于较大的孩子们，则有着各种各样的青年组织。
我曾访问一个这类的团体，即所谓上海“少年文化宫”里的“少年之家”。一位十四五岁左右的女孩子在念着一首诗，经我留意听她念后，我不禁略感吃惊，原来她所念的竟是这样的词句：“我将来若要作一个农民时，我将努力于农业生产的工作；我若必须作一名士兵时，我将与帝国主义作战；我若作为一个运动员时，我将是一个光荣的选手。不管我作什么，我将要成为社会主义中一枚不生锈的螺丝钉。”
试想想看，这样的词句，竟出诸于一位天真无邪的女孩之口，怎不令人惊异。为了确证我的听觉，我曾宁静地向着站在旁边的另一个女孩说：“你将要怎样，你要说些什么呢？”谁知她竟迅速而好像非常自然地答道，“我将要成为一个我的国家所不可缺少的人物。”
这女孩子接着告诉我说：她出生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两年，在大贫穷的这几年内长大；而在她这个短短的生命史中，无疑那三个实际上属于饥荒的年头，亦即自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几乎是她有生之年中的一重要关头，也就是大跃进迅速失败的时刻。可是她却能装着全心全意地相信当前这个中国政府。
我对这个女孩的聪明才智，印象甚深；但同时对于这种人性的彻底改造，过去和现在都在对这女孩及其同侪们所积极进行着的，自也不免深感惊骇。